2011年1月18日，历时两年的《中国流动妇女土地权益状况调查》一书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这是第一次针对流动妇女这个群体的土地权益进行调查研究，并由北京农家女发展文化中心（以下简称“农家女”）担纲撰写。因为选题前沿，大量鲜活的、原汁原味的案例，独特的性别视角，令这本书个性鲜明，情感丰满，信息量大，加上系统的政策建议，获得了参会者的好评。
在日益庞大的进城务工大军中，女性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据在发布会上透露的数据，中国早期流动人口男女比是179%，到2008年，男女比例已经持平，那就意味着当今2.4亿农民工中，流动妇女已经过亿。农村流动妇女虽然仍然持有农村户口，但当她们离开农村，常常失去村民资格，享受不到原住村村民的土地权益。而土地权益是农民权益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城市社会系统没有接纳农民外来务工群体，土地依然是中国农民最后的、最大的保障。由此可见，流动妇女的土地权益问题是个特殊的、也是个重大的问题。
作为多年服务于流动妇女的“农家女”，对流动妇女的权利缺失和生存状况有着直接的感受和近距离的观察。这次调查，“农家女”也算是近水楼台，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网络，以北京流动妇女为切入点，调查了1044名流动妇女，调查对象主要是来自甘肃、河北、山东、河南等省，几乎涵盖了全国各个省市。
该书将流动妇女分为6类：未嫁女、出嫁女、嫁城女、双女户和多女户、离婚和丧偶女、“城边村”和“城中村”妇女。虽然类别上有交叉，但是基本上将各类流动妇女及其遇到的主要问题纳入到这个框架中来了。
调查分析，流动妇女认为自己有土地的占到67%，没有土地的是20%，即20%的流动妇女在娘家和婆家都没有土地；不清楚自己到底有没有土地，或者不关心的占到13%。从调查结果看，婚姻和土地权益的关系尤其突出。已经结婚的妇女占到了进城务工妇女的71.72%，她们认为自己有土地的只占到51.18%，认为自己没有土地的是43.10%，不清楚有没有土地的是5.72%。
已婚妇女失地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离婚妇女的土地权益问题更是令人唏嘘。过去的农村妇女不敢离婚，因为离婚以后回到娘家也不再有她的地。但现在进城务工机会多了，妇女多了一个生存机会。当婚姻不能忍受的时候，她可以选择离婚后进城打工。“农家女”对北京5家家政公司的调查发现，家政工有30%是离婚妇女。但离婚妇女在婆家的土地不能带走，娘家的土地也让给哥哥、弟弟，经常成为无户口、无土地、无房子的“三无人员”，只好选择进城务工。
调查发现，农村妇女因结婚失去土地的占49.6%。因婚变而失地的占到31.8%，两者实际上都是因婚姻问题失地。土地被征用和强占的共12%。
该书认为失地的主要原因，一是“从夫居”的婚居模式对妇女土地权益的文化掠夺。第二，村规民约对妇女土地的直接侵害。其中荒谬之极的案例虽然早已披露，但是在这个发布会上被主编再次提起，还是令人错愕。第三，法律政策不完善对妇女土地权益的隐形侵害。
“城边村”和“城中村 ”流动妇女的征地补偿款发放中也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全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为“城边村”和“城中村”带来大量的土地增值收益。有的村规定，出嫁女必须将户口迁出，即使出嫁不出村的妇女，也只能将户口空挂，不享受村民待遇。即使缴了数额不等的户口保留费，也不能全额享受补偿款。
当土地权益受到侵害后，流动妇女绝大多数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她们觉得争也争不回来。而少数流动妇女进城以后，受到了法律知识的启发和民间组织的影响，开始有了维权的意识。
发布会上，两位妇女站到前台，当着政府官员、专家的面讲自己失地的故事。这个安排体现了“农家女”作为一个以农村妇女赋权与发展为使命的NGO的勇气。其中，49岁的妇女张巧娥讲述了她因不同的土地问题而进行的三次抗争故事。她是一个很要强的女子，喜欢看报、读书，她说自己是中国新型妇女，但多年的遭遇让她质疑，自己懂法，却仍然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不懂法律，我可以忍受，怪自己愚昧，但我懂法，而且行政官司已经赢了，但法律还是被践踏，给我造成巨大心灵痛苦和创伤。”现在，她在北京一边做家政服务员，一边学习法律和咨询律师，继续为自己的权益抗争，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这种颠沛流离、亲人分散的生活。
《农家女》杂志社的韩春算是嫁城女，她也是被调查妇女中的一员。本来没有她的发言，但当她讲述了自己维权“胜利”之后遭遇，她的故事就成为发布会上一个讨论热点。她是外地户口，丈夫分房没有她的份；她出嫁后，村里原属于她的土地也被收回。她本想就此放弃自己的土地权益，“农家女”负责人谢丽华对她说：“如果你都放弃了，你家乡的姐妹就更没有希望了。”在原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现更名为“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帮助下，官司打赢了。对于一个官司而言，这是一个完美的结束，但韩春一家人却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各种各样的报复接踵而来，甚至父亲的墓地都被村里人破坏掉了。他们还放言：“你要回到娘家，我们用口水把你淹死。”韩春的案例让在场的乐施会中国顾问李昌平再次发言。他说，与其强调流动女性的地权，不如强调她们在工作和生活居住地的权益。
对于该书特别突出的女性视角，李昌平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性别歧视在妇女失地的原因中只占很小的部分。他说，妇女失地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被破坏，村社共同体解体导致的。在这样大的背景下，妇女的地权非但得不到保护，男人的地权也得不到保护。他断定，如果将进城妇女与进城男性的地权保障情况做一个研究，差异会微乎其微。他认为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当农民离开村社这个集体进入另外的一个共同体后，谁来承担对其退出的补偿？
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刘筱红教授认为，该书选题处在该领域的前沿位置，流动妇女的土地权益面对着一个双重困难。妇女因婚变失地，因进城流动而远离土地，她们的权益又进一步受到伤害。她们一方面要突破土地的束缚，另一方面还要依赖土地给她的保障，这是一个双重的情景。另外，虽然农村妇女依赖土地，但是她们可能对土地权益的保护意识还不是很强。如何解决迁移的妇女和流动的土地？“农家女”选了这样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选题来探寻。
本书的确因为“农家女”的担纲而有了一些独特的个性，它是在“流动女性土地权益状况调查项目”基础上成书的。这类调研一般是由高校、妇联和政府部门组织进行，而“农家女”是以实践和行动见长的NGO，成立10多年来，更多充当研究客体或者辅助研究者的角色，这次不再只是“原料”的提供者，而直接延伸为知识的生产者，将知识生产内部化。对于行动者来说，往往希望理论来指导实践，而时下很多学术理论与真实的生活脱节，非但不能指导，也许还会“误导”。虽然研究与行动大多时候需要各司其职，但是近来不少有多年实践经验的NGO开始介入研究领域。这本来自“农家女”视角和触角的书，也因此难掩其鲜活和个性。
刘筱红肯定了该书贴近底层，追求真实的特色。“农家女”有能力借助自身的网络，不必如很多研究机构依赖外在系统逐层调研，能够“一杆子插到底”，直接面对这些流动妇女的真实状态，纳入一些被屏蔽的重要信息，提供了大量难得的新鲜的案例。“农家女”很多员工本身就是流动妇女，从学术研究角度看，这本书突破了一些惯常的城市视角。它的视角可能不是全面的、立体的，却是独特的。
农业部经管司农村经营体制处处长金文成出席了发布会，对这本书给予了很好的评价。他认为这次针对流动妇女土地问题进行的调查，是全国土地承包领域的大事儿。他说，“这么详细、这么系统的农村流动妇女的权益调查在过去是没有的，我们对这项工作表示十分的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