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东四七条的四合院里，他们的“劳工之家”，在每周末为前来的打工者，准备着最新的法律培训和心理辅导活动。
后来在南京，又一个类似的独立机构破土而出，他们结合南京当地的流动人口需求，与民政部门积极合作，探索中国本土的流动人口服务模式。
他们就是“协作者”：以城市的边缘群体--农民工为服务对象，为他们提供服务，争取应有的社会权利和利益，并将底层的声音通过政策倡导表达出来。
战略规划先行
早在协作者首席统筹李涛担任《打工妹》杂志主编的时候，就开始通过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关注城市流动人口问题。后来，他与几个朋友创立了北京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以下简称北京协作者）。
那个SARS肆虐的季节，刚刚成立的北京协作者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活动，前往城市边缘、城乡结合部，为农民工提供SARS预防知识、喷药消毒。事后，“我们与这些农民工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这不是一般组织所能做得到的”。李涛回忆，这次活动为后来的各项工作开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也是协作者当初所没有料想到的。
“符合我们的战略目标我们才做。”与李涛交谈近2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反复强调先行的“战略规划”在协作者机构发展中的作用。当时在协作者还未成立时，战略规划就已经确立下来。此后尽管出现过很多机会和诱惑，最终他们坚守了已经规划好的机构使命，以此确定服务的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协作者的角色定位越来越清晰：搭建一个平台，以农民工为主体，协作者要做的就是推动协助的角色，慢慢探索适合中国本土的农民工服务模式。
在第一个五年战略规划中，协作者做到了将服务创新和政策倡导相结合。目前，虽然农民工的境况变成了社会的热点话题，但是用什么的技术和方法去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些方面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好。李涛分析认为，长期以来，社区服务工作方法基本上是围绕户籍管理以静态管理模式为主，不能满足动态的社会流动人口的需求。如何进行技术创新就成了关键。
“第一步就是做服务创新。必须找到一些好的方法使农民工受益，同时并可以推广出去。这也是草根组织的价值。第二步就是政策倡导，在有效的服务方法之外，探索推动形成更加适合这个群体的需要的社会政策，从而改变这个群体的命运。”
期间，协作者不断推出新的服务：农民工培训、适应城市生活的活动、健康和法律知识普及等服务。在这些创新服务的基础上，协作者都会跟进政策的倡导，如举办过两次关于农民工职业安全以及公共政策的研讨会；出版了6本书籍。还包括2007年在全国推行的民众戏剧。
民众戏剧，李涛介绍说，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成为一个剧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演员。通过戏剧的方式，让民众在参与表演的过程中，对自身的价值和社会现实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反省。
此外，协作者还不时的停下来，搞团队建设。每年两次，甚至更多的能力建设活动是“雷打不动”，用李涛自己的话来说，“一旦团队做能力建设，天大的事情都不重要” 。协作者期望，通过团队建设，回顾机构的战略使命，对过去的工作进行总结反思，并为员工和机构提供专业培训，以期做到“在行动中反思，在反思中进步”。
有意思的是，协作者的团队建设，除了一次2006年底由NPO信息咨询中心提供的组织能力评估，都是全体员工也包括一些志愿者在机构内部封闭完成的，协作者很少请机构外的人来做。对此，李涛解释，一是对机构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机构的成员最为清楚。“当这个团队自己发现是一个问题，它才真正是一个问题，而不是外来者帮你指出来。”
二是李涛还认为，国内真正做NGO培训没有几个有效的，协作者自身就拥有很多优秀的培训师，所以协作者依靠自己来做团队建设。反倒是李涛经常去给其他机构提供能力建设培训。
因地制宜的模式复制
在南京成立的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南京协作者），也是机构实现战略规划目标的成果之一。李涛说，希望将北京协作者的模式加以复制、推广到其他城市，为那里的流动人口提供需求，并积极探索适合本土流动人口服务的社区工作模式。但成立的南京协作者，并不是北京协作者的分支机构，因为那不是北京协作者的机构使命。李涛强调两个协作者的不同之处。
2007年夏，原北京协作者项目常务副统筹的李真带领4位同事，经过3个多月的筹备工作，9月在南京大行宫会堂推出民众戏剧--《一个民工的美丽期待》。这次正式亮相，将协作者推向给南京的市民和流动人群，标志着南京协作者的成立。
初来乍到的南京协作者，以图片展、民众戏剧的独特形式，迅速拉近了与这个地处长三角的城市之间的距离，与当地的人们建立了关系。
目前南京有流动人口过百万。李真告诉《中国发展简报》，选择南京做北京协作者的模式复制地点，一方面是考虑到地处长三角的南京有较强的辐射能力，便于扩展到周边的苏州、无锡等城市；另一方面，南京当地政府对这种民间组织提供的服务模式很感兴趣。政府和民政系统关注社区层面，而不是一个个体，或是某一个人群。他们希望在整个社区层面铺开社区服务，这也是南京协作者与当地政府合作的结合点。
不同于北京协作者的工商注册性质，南京协作者是在南京民政局注册的。这种进展令人高兴。在启动资金和人力、物力上，北京协作者给予了很多支持。而基本的办公场地和设备，则是由南京建邺区民政局与兴隆街道免费提供。
南京协作者不同于北京协作者的地方可能还在于，它是以当地的社区人群为服务对象，而没有把对象仅仅放在打工人群身上。机构未成立前，李真她们做过城市和社区调查，发现与北京、广州这些大城市相比，南京在流动人口的迁移形态方面有所不同。而且“上世纪80年代以单身青年外出打工为主，而现在主要是在社区层面，混居其中的多以家庭为主，2003、2004年这种迁移非常明显。”这顺理成章地成了南京协作者工作的立足点。
李真介绍，在2007年除了开展民众戏剧、图片巡回展等公民教育活动外，还在社区成立了工作手法与劳工之家类似的“新市民之家”。在提供社区调解服务的同时，也为周边的流动儿童提供一个学习、娱乐的场地。因为孩子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更是一个纽带、催化剂，可以带动整个家庭加入到“新市民之家”的活动中来。
需要提及的是，协作者机构和它的员工、志愿者身上烙印着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和精神，这可能与机构里有不少比例的工作人员，具备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背景有一定的关系。李真之前就读香港大学并获得社工硕士文凭，所以他们更懂得如何采取社会工作手法或技巧，与服务人群以及所在的社区建立良好的关系。以电影小组为例，它是一个工作方法，如同一个桥梁。社区的流动人口通过观赏电影的方式加入进来，交往认识，并形成一个支持性的网络。在北京协作者，电影小组仅仅是为打工者提供直接服务的其中一种，而在南京，电影小组却被赋予更多的意义。通过为社区的流动儿童播放电影，与孩子接触，进入他的家庭，并与孩子的家长建立信任关系。这样可以帮助协作者更迅速进入到当地社区，为以后的社区服务开展提供很好的基础。
更大的目标
此外，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机制是南京协作者2008年的目标。成立初，当地政府为南京协作者提供了一部分经费。李真认为，尽管钱并不多，但政府的作为是难能可贵的。“他们（当地政府）其实也知道政府购买这个概念，但对怎么购买不太清楚。”
于是，协作者和当地政府也开始接触并讨论政府购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李真梳理了目前已有的机制，她更倾向于将民间组织可以做得更好的服务，完全从政府手里承包下来，然后按照指标接受政府的评估。她认为，这是个比较好的理想状态。胜过将民间组织的服务纳入到政府预算，以及购买社会工作者的服务费用，因为这两种方式还存有一些操作上的难度。
李真评价协作者的优势，在于其思维是探索性的，所做的具体的工作都具有超前性的，比如北京协作者在2005年的时候，就开始针对农民工开展能力建设培训项目。此外，“新市民之家”也在南京很多街道推广。“这些都是建立在对农民工踏踏实实的服务和对他们了解上”。 南京协作者下一步规划，如果南京方面运行得成熟，在摸索出本土的流动人口社区工作模式后，就向长三角或流动人口集聚的其他地方进行推广。而北京协作者，则希望在实务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的提炼能力。 (王 辉)
机构信息：北京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 010-86219405/64062702 李涛 cdcf_china@facilitator.ngo.cn
南京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 025-86516151 李真 cdcfnanjing@facilitator.ng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