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参与式，NGO都耳熟能详，它既是NGO的理念，也是NGO的工作方式，是本土组织吸纳国际发展的视角里最为核心的一个成分，是NGO的“圣经”。但如果参与式变成教条和形式主义，照搬到社区，老百姓也不一定吃这一套，遭遇水土不服也是常事。管用不管用，还在于如何用。
在我们此行探访的蜀光的三个项目点：丹巴县半扇门乡牧业村（藏族牧业村），小金县两河乡的前锋村（藏族牧业村）和头卡村（汉族农业村），蜀光都是拿参与式作为基本的工作理念和操作模式。每到一处，项目管理小组的村民成员，都会拿出保存完好，记录社区讨论要点或规划图形的一大摞“大白纸”来展示。“大白纸”已成为通过参与式讨论达成社区共识的一个象征符号。仅仅看到这点，容易让人觉得很“教条”。但蜀光在社区的工作，远比这些大白纸所承载的信息更为细腻丰富。观察蜀光在社区和村民互动的细微环节，感受蜀光的工作方式，很像是中西医结合：参与式理念、方法原则和流程有点像西医，但在复杂的社区环境中活学活用，利用各种非正式沟通方式“借题发挥”，推动进程，化解矛盾，却像中医那样拿捏着参与式运用的火候。这种经验在年轻员工和志愿者中的传承，结合了个人的态度、体验和悟性，有着师徒相传的意味。
做“贴钱”的项目
对蜀光来说，贴钱的项目也做。蜀光项目负责人杜玲说，蜀光运作的项目结束后，如果社区仍然有需要，会继续回访跟踪，继续提供支持。比如2006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资助的保护区周边社区发展基金项目早已结束，但社区还在自己持续开展活动，蜀光便乐观其成，到现在还常常“义务”回访。
头卡村项目的难度超出预想，直接加大了蜀光的投入成本。除了选点过程中杜玲的感性成分产生的影响，换个角度来理解，似乎也体现了围绕社区需要做事，而非简单地因为预算和产出的约束将项目和社区的需要进行抽离的一种态度。“我们的人有个特点，对农村充满兴趣，每次下乡都眼睛发亮，观察和比较不同的社区，感叹村民的淳朴和善意，和村民的关系非常好。杜玲到县城去走一趟，都会有熟人跟她打招呼。”韩伟所说的，实际上是机构在通行的项目运行的技术、标准和原则等因素之外与社区的血脉联系。
当然，蜀光选点有着自己的原则和技巧。以草原项目为例，蜀光的草原管理和社区基金试点项目，在四川境内分布在甘孜藏族州的丹巴县、阿坝藏族州的小金县和凉山彝族州的冕宁县三个地方。韩伟介绍，选点的重要原则之一，是远离政府投入大、政策干预强的红原和若尔盖草原这样的大片的纯牧区。相比之下，这些被农区包围的牧区边角地，由于政府投入少，政策干预力度弱，客观上使蜀光从事草原保护的民间试验有一个宽松的土壤。
但情形总是在变化中。丹巴县牧业村的项目对于蜀光而言已经结束，社区基金由村民自行管理运行，但在丹巴牧业村的访谈结束后，当了解到政府将在这个地方投入资金大力推进移民新村工程，有可能造成集中居住点附近的草场破坏。韩伟说，蜀光很可能会重新加大回访的频率。
蜀光在人员构成上，既有像韩伟和杜玲这样有着扶贫系统的背景、经验丰富的人员，也有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蜀光愿意为他们的成长付出。据说，蜀光的年轻人、合作单位的青年志愿者，只要赶上合适的机会，都能搭上蜀光的“顺风车”，被捎到项目点上，以“老”带“新”，实地观摩和操作，在“实战”中积累经验，以此传承做事的能力。此番在小金看项目，蜀光也把自己在当地的志愿者小樊带上。
当然，这些不过分拘泥于预算的做法会为机构带来额外的成本，没有组织能够长期做“赔本”的买卖。对此类“贴钱”的项目，蜀光的做法是用咨询服务的收入来调剂贴补。韩伟将这样的成本投入看作对机构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储备。看得出，蜀光在培养年轻人方面是有心人。
倾听的态度
杜玲向年轻员工和志愿者传授和社区打交道的“生意经”：“进入社区工作最重要的是态度，其次才是沟通技巧。”其实，看上去经验老道的杜玲自己也才30多岁。
谈起下乡常常难以回避的喝酒问题，杜玲不认为这是一种最有效的工作方式，她下乡一般不喝酒，但遇到特殊的场合也会破例。“到很穷的人家，拿出酒杯，他怕你觉得脏，拿手又擦一遍，结果更脏，这种情况是酒我也要喝一点。”
“态度比技能更重要，在社区要尽量尊重当地的习惯。”杜玲这样引导年轻同事。下乡时老乡不戴帽子，她自己就不戴。开会的时候，杜玲会自己站到太阳底下去讲话，将树荫留给老乡。去做调查，笔记本会拿给老乡看，让他们在本上画。
看似文弱的杜玲有着惊人的耐力，据说她下乡爬山的能力在蜀光排名第一。去丹巴县的牧业村，要爬没有明显痕迹，连羊肠小道都算不上的陡峭山“路”。看到牧民牵来的马很瘦弱，她舍不得骑，5个小时的行程只在马背上一个小时。
这些细节背后，是一种尊重社区的情感和态度。常来常往，杜玲四处结下人缘。下乡在山路上擦肩而过，经常有老乡停下来热情地和她打招呼：“杜老师，你又来了啊？！”
远在成都的时候，杜玲有时也会接到老乡的电话：“杜老师，你在成都啊？” 开始杜玲以为对方到了成都想和她见见面，后来才发现，其实老乡们还在村里，围着火堆烤火的时候想起来了就打个电话给她，你一句我一句唠唠家常。在小金县城的街上她也有不少熟人。杜玲和香港社区伙伴（PCD）刚刚派驻小金的年轻人开玩笑：“你在小金混得好的一个指标，就是你在街上走，总是能够碰到熟人要请你吃饭。” 头卡村现任社区基金管理小组组长梁明富说：“我们这儿3岁娃娃都认得到杜老师。杜老师不欧资格（不摆架子）”。
“好玩得很。” 杜玲甩出这句地道的四川话评价她和老乡们的交往。从成都前往小金，杜玲在车上聊起社区，聊起项目，常常忍不住自己就笑出声来。她的话在车厢里轻松地跳来跳去，打消了十几个小时的旅途沉闷。
发火
但尊重和倾听，并非无为而治，该出手时也要出手。在头卡村民的印象中，性情耿直的杜老师总是和颜悦色，按四川话来讲，就是说起话来笑眯了。不过，在丹巴和小金的草场可持续管理试点村从没有发过火的杜玲，在矛盾纠结的头卡村却发过几次火。
管理小组成立后，早已失去村民信任的时任村长（现已离任）觉得大权旁落，失落之际给项目制造了无数的麻烦。汶川地震后，PCD资助头卡村10万元用于灾后重建，他又在村里四处传谣，说蜀光的钱（灾后重建款）到不了村里，想把项目搅黄了。在一次社区会上，“我拍桌子说谁再说钱到不了村上，我就和他翻脸！”当时的杜玲冲冠一怒，镇住了对方。
让杜玲觉得好笑的是，时过境迁之后，有人将管理小组的记录拿给她看，上面写道：“今天杜老师把周老五（原村长）吼了一顿”。她这才知道，自己的“火气”已经被记录在案。
不拘泥的工作手法
NGO在坚持工作理念和原则的同时，也需要注重策略，智慧地采用灵活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沟通技巧。在社区中推行参与式，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放弃自己的引导甚至“干预”。蜀光进入社区之初，需要物色潜在的有公心、有能力的社区活动者。杜玲的体会是，要注意观察各方的反应和态度，如果发现了合适的人，也不要简单地将他举荐出来了事，而是有意识地交与一些为大家帮忙服务的活计，间接为他提供建立威信和信任的机会。对于做事不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一己之私进行操控的人，如果是自己做主持进行社区讨论，就需要注意掌控会议节奏，既要让对方有说话的权利，但也要适当控制这种人的话语权。
对NGO的行动者而言，这些非正式沟通的技巧和应变能力，似乎不容易通过模式化的培训习得，而是需要像中医的师傅带徒弟那样，在复杂的社区环境中慢慢磨练提高。杜玲说，社区工作是一门艺术，还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心理学知识。笔者就曾领教她的观察和应变能力。从成都赴小金途经泸定桥，一行人暂停休整，杜玲买了票，想请没有去过的三个人进去看看。看到笔者有些犹豫，她很客气地补了一句：“麻烦你进去帮××照张相。”
在离开小金县城驱车前往两河乡前锋村的路上，杜玲打电话给大沟管理小组熊组长安排面谈，她半开玩笑半是严肃地说：“你们把事情汇报清楚哈，如果我们领导批评我，你们几爷子遭起（要负责任）！”语调中含着“威慑”，但对方并不生气，反倒像兄弟伙伴一样，默契地答应了。此前从成都出发前往第一站丹巴，乡长郭太和几位副乡长等着一起吃晚饭，从下午等到天黑10点过一行人才到达，搞得杜玲在车上内疚得如坐针毡。看得出，蜀光带来的工作方法和思路得到了认同，收获了信任。
作为机构的负责人，韩伟不像杜玲那样频繁往村里跑，但每跑一次，都会竖起耳朵，睁大眼睛，留意一些需要反馈和调整的细节。在丹巴县牧业村和小金县前锋村大沟的调研访谈中，韩伟注意到，在两个村的社区基金管理制度中，有和法律法规相冲突的条款。牧业村的规定是，借款不还，小组可以扣除村两委给当事人发放的补贴，而前锋村大沟，则规定可以“牵牛牵马”。即便这些规定可能只是作为“威慑”手段而非真的要去实施，韩伟也觉得有必要利用适当的机会进行纠正。
而在大沟，管理小组利用召集村民会见调研小组一行的机会，顺带将2009年的工作、社区基金的借贷账目进行了间接的口头公示。一同顺带公示的，还有福特基金会资助用于灾后重建的29万元，被管理小组暂时分两笔借出去修建牧道，待政府划拨的经费到账后再还回来。但敏感的韩伟觉得，应该在借款发生的同时就用文字形式公告出去，间接的公示已经使制度走形。当然韩伟当时深藏不露，并没有在现场点出，而是择机和蜀光的项目人员提出。
这种随机应变的工作思路，也体现在蜀光对一些细节的处理上。老乡们对蜀光作为NGO的性质并不容易搞得清楚。在头卡，有管理小组成员将蜀光称为蜀光集团，在前锋村大沟，村书记老唐却说蜀光是政府。韩伟听到这些，淡然一笑，有时还拿这个和村民开起玩笑，也不刻意去解释和纠正。蜀光将自己定位为推动社区提高自我管理能力的辅助者，自己在老乡眼里的NGO“身份”，现阶段已经退居次要位置。
同样，这种思路也被用到项目中的妇女参与上。蜀光会考虑社会性别问题，但并不会在项目中强行要求妇女参与的比例，而是适当引导但不强加。
“只要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有能力的妇女给机会自然就会冒出来。” 杜玲说。这种不过度“干预”的做法，有时候反倒可以“四两拨千斤”。
头卡村和牧业村的管理小组成员，是清一色的男性，但在前锋村大沟，善于“察言观色”的杜玲经过多次现场接触并听取村民反映，发现张四妹做事心细主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就在小组选举前点拨大家：“你们还是要选个女的出来嘛。”结果四妹被推选进入了管理小组。尽职尽责的四妹当着大家的面开玩笑：“我是一名小小的保管员”，言语中透着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