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泽针对企业进行倡导并非易事。项目从2006年启动至今，联系到的绝大部分企业均被抵触和观望情绪左右，拒绝参与，反衬了6家试点企业超越法律责任先吃螃蟹的勇气和胆识，也凸显了“众泽”作为民间机构，在性骚扰社会问题上锲而不舍的开创性价值。
“这既与法律的缺失有关，也与传统的性别文化导致企业在性骚扰问题的认识滞后于进步的理念有关。”众泽妇女观察秘书长林丽霞说。中国的职场性骚扰问题背后，是法律滞后、企业缺乏应对动力、以及传统性别文化负面影响等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相互牵扯，共同对社会性别平等的努力形成挑战。遗憾的是，中国持续多年的经济发展，并未直接带来社会性别平等状况的同步改善。
“中国的社会性别发展还特别落后。” 联合国社会性别主题工作组项目官员马雷军经常拿出数据，来反驳中国妇女地位较高的公众印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每年都要发布人类发展报告，对各国的性别发展指数和性别妇权尺度进行排序。这些排序指标对联合国所倡导的“根本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即男女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参政就业机会进行衡量。2009年的最新排序中，中国位列第72位，位居亚洲国家日本（56位）、越南（61位）、韩国（67位）之后。另外一个参照来自2008年联合国和中国外交部就千年发展目标的实施进行的评估结论，认为中国在扶贫上已经成为世界典范，但在社会性别（平等），艾滋病防治和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仍然面临重大挑战。
从联合国对华投入援助资金的消长，从一个侧面透出其中的端倪。近年来，国际资金退出中国的趋势总体上非常明显。马雷军说，全球基金(Global Fund)和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等昔日对华援助的重点机构和项目已逐步淡出。今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人员和项目减半，但去年联合国将四个机构合并，成立性别平等与女性赋权署（以下简称“联合国妇女署”），在华投入的资金量在加大。新的联合国妇女署被赋予期望，成为驱动社会性别平等和妇女赋能的一个更强有力机构。
权力关系左右职场性骚扰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说权力滥用是当前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研究是要探明，性骚扰中除了歧视，是否还有权力滥用问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灿说。
唐灿提到的这项研究，是课题组在2004～2007年间由香港乐施会资助完成的，对24个案例涉及的受害者、受害者的同事、亲属、律师和法官进行的访谈分析，主要通过定性的社会学研究，关注行为者的选择、行动方向和逻辑，指向特定的转型时期和特定文化下性骚扰现象背后的社会公平问题。性骚扰在70年代就被西方女权主义者确认为基于性别的社会不平等，这项研究通过本土的案例研究对此予以证实。
课题组把最初的性骚扰发展为屈从性行为或者强奸的一组案例，与受害女性成功拒绝和遏止性骚扰的案例进行对比，发现后面一组案例中，骚扰者与被骚扰者地位较为平等，互动过程中缺少权力构成胁迫和威慑。而拒绝不成功的案例中，女性社会身份较低，在和骚扰者的权力关系和互动中明显处于弱势，她们的拒绝只能起到微弱作用。性骚扰的发生与受害者与骚扰者的权力关系显著。
此外，唐灿等人的研究表明，环境和制度是影响性骚扰的第二个影响。用人单位如果有足够的公平和防范意识并以制度来保证，对女性的反抗效果很有帮助。第三个因素是女性面对性骚扰的智慧和技巧因素。
循着这个逻辑可以判断，性骚扰背后是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和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地位关系，制约着施害者和受害者的选择和行动，这被国际劳工组织在多个国家的统计研究所证明。在对受害者的社会援助和救济渠道缺失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成为亟需建立的防治性骚扰的一道重要防线。唐灿说，相比之下在非正规就业领域，由于存在单位缺失，更容易出现投诉无门的情况。
具体到单位对性骚扰问题发生后的反应，唐灿发现，受访者的共同反应是，单位并不关注，无视其尊严利益、尊严和感受，她们难以从单位行为中获得公平保护。其中，国企的特点被特别提及。
“在涉及性骚扰的权力滥用上，国企的问题好像更加不可控制。集权制的国企老板权力不受控制，回想我调研的24个案例，国企一类单位占了一半以上。”唐灿说，面对性骚扰问题，国企往往还有另一幅面孔：“特别关注社会道德，从高度政治化倾向出发关注秩序，从流氓败坏社会风气的角度看待性骚扰，对骚扰者施加行政处罚的同时，往往伴以对女性的道德和精神责备，受害者的个人权利不在其视野内。”这往往造成骚扰者和受害者两败俱伤。此外，企业推卸和掩盖问题，政府一些相关组织看似公事公办，实则使受害者感到缺乏同情心造成伤害，以及要受害者负担举证责任，甚至当受害者站出来提起诉讼时候，联合迫害受害者，这些情况也并不鲜见。
唐灿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对待性骚扰的认知和态度上，学者和公众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近年来，非正式公众舆论仍然普遍认为性骚扰是女性有所迎合的结果，背后的文化扭曲使受害者和施害者责任不清。唐灿说，实际上接受或者拒绝性骚扰并不取决于个人态度，要求女性放弃生存利益和工作机会是一种苛求。这项研究是对公众误区进行修正，有助于引导公众和舆论针对女性的传统文化苛责心理，转向关注性别平等以及保障这种平等的环境和制度的缺失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