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一直是NGO，尤其是本土草根组织所渴求的，但是这些草根组织却由于诸多原因一直面临着够不着、留不住的窘境。NGO喜欢有经验的“老手”，“召之即来，来之即战”的人更受NGO的青睐。但随着经验和阅历的增长，这些“老手”们会逐渐向业界的金字塔上层流动，却很少反哺本土的草根组织。
为破解公益领域的人才困局，一些组织行动起来，开始用多样的方式培育青年人，为本土NGO培育人才或提供人才储备。
2005年起，香港社区伙伴（PCD）为支持本土NGO人才培养，与本土机构一起合作启动了3个实习生项目，分别是“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农村发展人才计划”，此外，还启动了“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由PCD独立操作。PCD希望在不同地方探索出不同的培养计划方式，并搭建一个区域性的行动网络。
成立于2001年的PCD是一个另类的机构，它关注的是对主流发展和城乡关系的反思，藉此来重建个体的价值，进行文化重建，以及促进城乡之间形成更良性的互动关系。PCD青年实习生及青年人行动网络项目官员薛启婵解释，PCD来内地围绕其价值理念开展了一系列在城市里的文化反思工作，在此过程中，PCD发现青年群体的重要性。如何让青年人围绕这些价值理念，找到一个落脚点去反思，如何使这种反思建立在行动的基础上？如何提供行动空间？“泰国经验”给了PCD启发。
PCD的项目统筹邓文嫦曾在泰国工作过，那时她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一些对发展有反思的泰国NGO，走到一起并催化成立了一个组织——泰国志愿者服务社（Thai Volunteer Service，简称TVS）。它专门负责招募一些志愿者，把他们放到不同的NGO里面去实习，支持他们做一些培训和网络联系的工作，以这种方式来培养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之间因有TVS的共同经历，有种特别的友谊和情感联系，创造了一个跨领域的网络共同体。后来这些年轻人慢慢地成长，并成为不同NGO的骨干甚至负责人或发起人。后来PCD在大陆开展城市项目，邓文嫦自然把它借鉴过来（详情请参阅尹春涛在年轻的心中播下幸福之种[M]中国发展简报，2007年4月刊）。
强调在地机构的培育
2004年，PCD邀请一些对此实习生计划感兴趣的朋友前往泰国和菲律宾考察当地的志愿者服务体系和NPO发展状况，同时也在四川、广东和广西等地进行项目调研。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在四川正式以项目形式操作了第一个实习生项目——“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选择四川作为第一个试点，一是跟PCD在西南四省的工作地域有关，PCD最早的办公室就在四川。此外，调研发现四川有一个比较好的NGO氛围和基础。四川的国内和国际组织多半从事环境保护和农村发展，与PCD关注的领域较为相似。PCD借鉴泰国的经验，推动四川在地的NGO共同搭建一个培育年轻人的平台。
PCD为让更多的机构参与进来，在项目最开始时候特别考虑设计了一个“管理委员会”的架构，让本地的机构参与进来决策和合作。不同于“你出资，我来执行”的常规项目设计，“管理委员会”的职能是对项目的策略和发展方向进行把关。这与后来在“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中的“审批委员会”有一些不同，审批委员会只负责项目中接待机构和实习生配对申请的审批，对项目只有咨询和建议的职责但没有决策职能。管理委员会确定方向后，交由PCD在地的合作伙伴来执行项目。
PCD找到了当地的合作伙伴——四川蜀光社区发展咨询服务中心来负责日常的管理工作，在第一年的时候，PCD参与和投入的精力更多，也更为主导一些。一年多后，当地组织的主体性慢慢凸显出来，项目操作的资源也更加明确。随着蜀光和管理委员会有更多的投入来管理这个项目，PCD也慢慢退出，使之真正成为本土NGO的一个培养年轻人的平台。
就这样，由蜀光承担总协调，项目持续了3年。2008年这个项目交由另外一家本土机构——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牵头负责至今。值得一提的是，在汶川地震发生时，该项目影响的青年人才和本地网络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包括以项目网络为基础搭建而成的“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在赈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郭虹教授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为赈灾需求提供了人才储备”。
伙伴执行vs独立操作
在“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模式之外，PCD还尝试了其他不同的方法，将青年人才培养推广到西南其他省去做。“相对来说，PCD是一个外来的机构，所以更为看重培养在地的力量。”薛启婵解释。这种对在地力量的强调一直在其他省份的青年实习生项目中贯彻，对PCD而言，这是一个培养协作者的过程。PCD希望“跟在地的一些伙伴或团体有一个更好的相互协作，共同践行和发展一些新概念。这也是这些概念在本土发展生根的过程。”薛启婵补充说。
2005年6月，PCD与NPO信息咨询中心合作的“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正式推出，该项目在广西、贵州、云南和广东4省运作。选择北京的NPO信息咨询中心作为合作伙伴，是看中了它统筹跨省项目的能力。
PCD此类项目的本土合作伙伴，是作为在地培育机构，负责各地实习生接待机构的征募和筛选，并将它们与应征而来的青年实习生进行“匹配”，此外，这些合作伙伴与PCD还会一起设计培训课程，对实习生的成长给予积极跟进和反馈。
实习生会接受有关个人成长、项目管理等方面的培训。之后，他们会进入到接待机构中去，进行为期一年左右的实习生涯。期间会穿插进行集中培训和跨地区的交流和分享活动。
实习生项目每期人数在15人左右，但项目侧重领域不尽相同，比如四川项目侧重在农村发展或环保方面，而西南3省的项目则集中于乡村教育和农村发展，后来，由于贵州在地合作伙伴的兴起，也开始在文化反思和民族文化保护方面培育实习生。
2009年3月，“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运作3期后结束，为本土草根组织培育了40多名NGO人才的同时，一些当初获益于此的接待机构作为在地力量，渐渐崭露头角，成为PCD实习生项目的在地合作伙伴，如广西安典公益文化交流中心。对此，薛启婵认为，PCD的实习生项目“由北京至广西、贵州，是一个发展过程。”
2009年，广西安典和广西大学农学院，以及贵州的乡土文化社成为PCD在广西和贵州的合作伙伴。总体而言，双方的合作形式大同小异。在四川、广西、贵州，PCD不直接去操作，而是与当地的合作伙伴共同执行。
有意思的是，PCD与梁漱溟乡建中心合作的“农村发展人才计划”的实习生项目，却是由后者主导的，PCD的角色相对要少一些。乡建中心常务主任白亚丽说，2005年中心找到PCD，希望能与后者共同在农村发展领域培养合作社方面的人才。在该实习生计划中，乡建中心主要依托之前已有的高校支农资源，以及部分高校团委和三农社团，从高校毕业生中招募人员，送到各个农村项目点实习。
与上述项目不同的是，“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是由PCD自己独立操作的，在探索这项以促进城乡互动以至可持续生活为目的的新切入点时，有幸地，PCD在过程中从全国结识了一些对社区支持农业有兴趣的机构作为接待机构。目前，这些机构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及北京等地，之前也包括成都及贵阳两地。
负责此项目的周晖介绍，该项目从城市生活为出发点，希望通过对“食物”基本的关注，建立一个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使每个“消费者”可以变成一个“生活者”，在追求个人生活改变的同时，带动乡村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形成城乡的良性互动。
周晖解释，由PCD独立操作此项目，是由于该项目是以议题为导向，背后推动的理念落实于在地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探索性，本身就需要借鉴不同地区摸索出来的经验，所以比较难通过第三方的合作伙伴来共同执行。为让社区支持农业在本地的实践更扎实，走得更稳妥，项目在接待机构的选择及实习生的培养上都以一种“精耕细作”的方式进行，项目向同一个实习生最多开放在计划内实习三年的空间，以积累相对成熟的经验，所以相较其他实习生项目，实习生人数也就少了。目前，前四期实习生共有27人。
周晖还透露，PCD最初引入“社区支持农业”这个新尝试时，不希望这个外来的发展经验及操作模式束缚了本土的发展空间，故以“健康农业”这个新名词来传达其理念及精神：健康的生活〈＝〉健康的人〈＝〉健康的土地〈＝〉健康的作物，希望在这个理解下，开创属于本土的发展道路。但后来发现随着越来越多成形的本土探索，包括小毛驴农场的影响，“社区支持农业”反倒为更多人熟知，所以2009年改为现名，避免过多的名词混淆。
2009年6月，PCD对青年实习生项目进行了影响评估。评估报告显示，“近200名青年人参与实习生项目，一半以上留在NGO或相关领域继续工作。” 这些青年人的留下，为NGO尤其是缺乏人力资源的草根NGO储备了后备人才，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实习生生涯阶段，传承了民间组织中的民间精神。中国发展简报在采访过程接触到参加过项目的青年人，无论是否继续留在NGO中工作，他们无不对那段经历记忆犹新，能够把实习生生涯里的理念与自己的生活结合起来。
报告还提出了PCD在未来“进一步推进青年人为主体的地区网络”的可能性策略和方向。事实上，当地的接待机构已开始有意识推动实习生网络的搭建甚至促成他们在议题上的合作。
薛启婵认为，PCD不单单要通过实习生项目来培育青年人才，还要通过推进青年人共同行动的网络和基于议题的探讨学习来支持青年人的成长，让这些青年人不仅在个人成长层面，还要在社会视野上都可以得到提升，包括在将来能够与亚洲其他国家的青年有更多的交流。
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中心（ICS）执行主任曲栋透露，ICS目前和PCD正在合作一个为期一年半的项目，面向广东、广西和云南3地，在“可持续生活”的层面上为支持青年人成长的机构提供支持。此外，该项目还希望在广州建立一个支持青年人的本地网络。
行动援助的青年实践者项目
除了PCD， 其他一些组织，如行动援助，同样在通过自己的项目点实施青年人的培育工作。
2003年行动援助在项目县缺人，遂想通过青年人培育的途径来吸纳能够胜任项目县工作的农村发展人才。后来，行动援助与英国聚贤社基金会尝试完成了两年的个人培养工作后，于2006年正式启动了“青年实践者项目”。
行动援助（中国）国家办公室前主任张兰英女士介绍，该项目运用成人学习的特点，设计了一年循序渐进的培训学习计划和实践研究活动，目的是培养具有发展理念和发展视野，以及对社会问题分析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动能力的农村发展人才。青年实践者项目每期一年，但项目开始前半年就发布招募启事。招募来的青年人（多以毕业生为主）要接受3次培训，其余的时间是在行动援助在全国的各个发展示范区的项目点上参与相关的工作，跟随项目协调员学习如何和社区一起开发和执行项目。前3期实习结束后，这些青年实践者基本都留在了行动援助。
辅导员机制行动
援助设计了不同级别的辅导员机制，根据实习生的不同需求提供支持。青年实践者一般可直接向项目点所在的协调员请求督导。此外，他们还需向协调员和辅导员递交“月度报告”，分享自己的困惑和反思，协调员需要随之跟进。
此外，行动援助会根据不同的工作领域如艾滋病、妇女、教育等设置不同的主题辅导员，为这些实践者进行议题上的辅导和学习。2009年行动援助机构内部发生变化，改由地域划分的省级辅导员来承担辅导，同时还邀请了一些外部辅导员。
一般来说，行动援助的各个项目点人手本身就少，所以这些青年人被“匹配”到各个项目点后，更多的时候是跟随当地的项目负责人，以“准项目工作人员”的身份去完成项目，加之各个项目点的协调员一度因人手交接频繁，往往忽视了青年人自己的学习需求。与此同时，行动援助还从当地农村挖掘农村社区骨干，与城市青年实践者相互学习和支持，但效果并不明显。
项目的现任协调员张帆说，这样的情况背后，是辅导员的督导能力以及不同项目点的情况。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她也认为这是一种锻炼青年实践者，培养他们领导力的方式。“在现有的情况下，学会主动寻求外部资源去解决在项目点上遇到的问题。”
2008年，在总结前两年实践工作的基础上，行动援助设计出2008~2010年3年青年实践者项目计划。行动援助在规模和运作上做了扩充和调整，已不只局限在满足其对人才的需求上，也扩展到支持草根NGO的人才培养和机构的能力建设上。新的3年计划同样得到聚贤社基金会资金和技术支持，如辅导员培训等。由此，与一些本土NGO，如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北京梁漱溟乡建中心、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等多家组织结为合作伙伴，进而为他们培育人才。截至目前，行动援助在青年实践者项目上，已和23家机构有过合作。
张兰英指出，目前有70%的青年实践者留在NGO里。行动援助也注意到青年实践者背后的高流失率，所以也在努力调整培育的方式，不仅注重理念到专业的培养，同时关注个人成长历程中的解惑答疑。
地球村—阿拉善的乡村发展干事培训计划
2010年3月，北京地球村和阿拉善SEE共同发起了乡村发展干事培训计划。项目负责人王亦庆介绍，该项目是为了回应NGO人才，尤其是具有项目操作能力的、技术型人才的缺乏。该项目同时还希望培养出一些稳定性的人才，因为“NGO里不缺乏具有宏观视野的人才，而是缺乏那种踏实做事，对机构忠诚的人”，王亦庆补充。
阿拉善SEE在2007年曾独立操作过一个类似的乡村发展干事项目，为农村社区发展储备人才，但因种种原因只做了一年便陷于停滞。当时参加该项目的，有如今在地球村的王亦庆、阿拉善SEE的马彦伟以及乐施会的李弘三人，他们对时任阿拉善生态协会秘书长的邓仪主导下的此项目的理念念念不忘。后来三人偶然碰到一起，觉得时机成熟，便策划出这个项目。
项目人员云霄飞说，乡村发展干事培训计划的青年学员多是NGO的门外汉，但对NGO和农村发展抱有热情。项目一共招募到16个学员，在一年的时间内，首先要接受4次集中培训，期间要前往阿拉善SEE和地球村在全国的项目点进行每3个月或6个月一次调换的轮训，让这些学员感受并学习不同区域的项目点操作经验，之后用半年时间去独立或联合操作一个小额项目。
在8月底，项目做完了中期评估。云霄飞反映，已经进入后期独立操作阶段，但这些学员进入状态还是较慢。此外，学员在项目技术操作上的能力还没有显现出来，这可能跟项目对他们期待过高，以及轮训项目点交换频繁有关。不过，他对项目仍抱有信心。
基金会的人才支持计划
对公益人才的重视，也使得一些先知先觉的基金会也加入进来。
2010年9月，南都基金会发起“银杏伙伴成长计划”，有针对性地支持公益人士个人成长，这在目前绝大部分机构还是以项目资助为导向的情况下，该计划是一个创新之举。南都基金会为入选者（银杏伙伴）连续3年提供每年10万元资金以及其他配套项目支持，希望他们 “在3年内迅速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和领导力”，“5～10年内成为其所在公益领域的骨干或引领性人物”。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培养人才计划在申请流程上不同，银杏计划针设计了NGO中前所未有的一个推荐人制度，入选后还要经过一个月的公示期，最终成为南都基金会支持的“银杏伙伴”。
不同于上文提及的青年实习生项目志在满足NGO的基本人才需要，银杏伙伴计划更像是一个“精英型”的培养计划。对于目前整体上缺乏NGO人才总量的现状来说，该伙伴计划尚无法惠及更多缺乏人才的NGO。
与银杏计划的设计思路颇为相像的是阿拉善SEE基金会在2009年5月启动的“绿色领导力伙伴计划”，其目的在于培育环保领域NGO的青年领袖。在笔者看来，该计划并不能解本土NGO对人才之“渴”。但若从未来的发展来看，这类“精英式”的人才培育也在为未来NGO发展储备人才，只不过采取了不同的路径和满足不同的需求而已。
此外，对公益人才的关注，日渐引起对本土公益人才状况的思考。2010年9月底，南都公益基金会等3家非公募基金会委托零点公司启动“中国公益行业人才发展状况调查”，对公益领域的人才发展现状，如人才结构、薪资水平、流动性、人才需求等进行全面的调查和研究。目前调查问卷正在发放、收集当中，将在12月中旬对外公布调研结果。
其他机构的青年人培养项目
在青年人才培养方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在跟进和尝试，如玛丽斯特普的“青年先锋培养”计划，在生殖健康包括艾滋病预防领域等培养青年人（以高校学生为主），目标虽不是直接为NGO提供所需人才，而是服务于青少年的健康教育，但客观上来说，也为参与者提供了锻炼项目执行能力和成长的机会，部分青年人后来选择进入NGO工作。
2009年9月，NPI办公室启动“四川地震灾区NGO实习生项目”，参考了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的设计，且目标也颇为相近。不同之处是，该项目将周期缩减为6个月。此外，只有从事四川灾后重建服务或项目的NGO才能成为实习生的接待机构。但由于项目的发起是缘于偶然的外部资金支持，后因筹款没能持续，仅仅做完这期也就停止了。
与此类似，陕西妇女婚姻家庭研究会曾在2007年开展“农村社区发展大学生志愿行动”，针对高校大三以及研二、研三的即将毕业的学生开展实习活动，让他们了解NGO以及中国的农村社区，同时拓宽他们来NGO就业的选择。这个活动只是作为妇研会执行的某个能力建设项目下设的一个活动，支持的周期也仅仅2个月，之后随能力建设项目的结束而结束。
上述几例类似昙花一现的人才培养项目并不在少数。而如PCD和行动援助等机构，拥有自己的理念支撑、资源和实操能力，以此去关注青年人的培育的还为数不多。
青年人培育是一个短时间内不太容易出成效的过程，需要培育机构付出耐心和时间，同时也要给予成长过程不断试错的机会。这种陪伴成长的过程，对青年人尤其是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说不可多得。对于培育机构来讲，这同样也是一个共同成长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