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集体主义的年代，爱心也被有效地整合进了政府行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成为计划体制威力在爱心上最为有力的展现
地方政府的爱心之困
今年6月，山东威海市委市政府发起“慈善月”活动，以行政方式层层推进募捐行动，各单位募捐成绩被纳入绩效考核。
今年3月，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贵州黔西县在全县展开了一场“捐资助困、奉献爱心”的公益活动，为全县贫困人口捐款。
2006年11月，河南项城政府宣称，要投资6500万元对袁世凯旧居进行维修保护，为此，市里动员各单位职工捐款。
之前媒体更有连篇累牍的报道：江苏省赣榆县政府办和县财政局以县财政紧张为由，决定停发在职干部职工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借款；山西平遥县为了实现村村通油路，向所有吃财政饭的干部征收一个月的工资作为修路资金……
这一幕幕，对每个中国人来说也许都不陌生：读书时，老师宣布，“为xx捐款，每个人请交上xx元，班长收后统一交上来。”工作时，单位要统一收xx以向灾区人民献爱心；回家时，居委会找上门来，要……
在一个集体主义的年代，爱心也被有效的整合进了政府行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成为计划体制威力在爱心上最为有力的展现。
就是在市场经济已经弥散于人们生活的今天，政府的爱心推动仍然具有不可小觑的力量：
威海“慈善月”，短短10天，募捐现金近2000万元，企业认捐基金超过10亿。威海市民政局说，该市募捐工作出现“你追我赶的生动局面”。
贵州黔西县，短短2个月时间，活动共接到捐款1100万元，捐款人数达到15199人。
惟一不同之处在于，今日，他们遭到前所未有的抵制与非议。
就在威海“慈善月”收盘之际，媒体评论聚焦，直指“强制捐款背后的家长制作风”。甚至捐款的当事人，也有着相当的抵制。《新京报》的报道说，月收入1500元的威海市财政局大厦物业管理服务中心水电维修工人张树森，在回家向老婆讨要500元的捐款时，老婆说：“什么时候要捐老婆，把我也捐了吧。”
而河南项城袁世凯旧居的修复，甚至遭到袁氏后人的抵制：“政府让我们这些袁氏后人尽量多捐，超过1万元者可以在碑上刻上名字。我们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不是很有钱。可从当地政府传出来的说法是，这是为我们袁家老祖宗修的，全市人民都捐了，如果我们这些后人不捐，政府的意思是以后回来不接待……”
对于慈善，更为现实的问题是：政府的“爱心推手”直接扼杀了爱心的慈善本意。
政府的爱心悖论
但是，在针对地方政府的种种指责中，很难说他们到底应该有着怎样的承担。
一些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
威海“慈善月”的理由正当而明确，市民政局局长赵香春掌握的数据是，在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等第三次分配的总量约占GDP的3%～5%，我国目前只有0.1%，威海市为0.03%；
项城的袁世凯故居，事关当地旅游与文化建设，更明摆着6500万的资金缺口。
而诸如下岗职工帮困基金 、工会基金、希望工程捐款、残疾人基金、血防基金等等，每一项都迫切需要，名正言顺。
这正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官方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3000万，城镇失业下岗者中的贫困人口约3000万，加上残疾人、受灾人口等其他生活困难者，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超过13亿总人口的10%以上。
尽管中国政府表态，将加大对基础教育、公共医疗投入，“政策更多地向农村倾斜,把投资更多地向农村转移”，但是，毫无疑问，对那些突发事件中不幸遇难者、对先天残疾急需帮助者，政府的力量很多时候仍然是鞭长莫及。
而当这些问题摆在面前时，无论是出于脸面、政绩还是人道，地方政府都处于聚焦的目光下。
而且，我们甚至很难说，在地方政府“爱心推手”中，他们到底有多大的获利。
在捐款时，地方政府的官员们也往往要起带头作用。政府“指标”的层层分解，首先将落实到组织内易被掌握的公务员身上。
5月28日，在威海市“慈善月”活动动员大会上，参加会议的市五套班子领导及出差在外、委托他人捐款的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培廷率先捐款5.3万元；市委办公室全体机关干部捐款4.44万元。5月29日，市民政系统捐款6.54万元……
河南项城，记者从当地一名政府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普通工作人员要求捐100元，副科级200元，正科级500元，副处级1000元。
这种捐款指标的层级划分，虽然在很多民众眼里，更多地被收入差距冲淡，但是对于很多收入并不高的公务员，仍然是一个极大的压力。
更何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捐赠法》第四条：“捐赠应是自愿的，禁止强行摊派或变相摊派”。这使得被曝光“爱心”地方政府，无一不对外解释:政府只是动员，并没有强迫，捐款都是自愿。
但是，相关的调查证明，“领导重视”是一切地方行政力量“爱心”得以成功的关键。这在对上不对下负责的行政体制下并不是一件难解的事。
而且，从根本上，政府不具备从事慈善的资格。
清华大学教授李说，福利和慈善是两回事，福利是政府的，慈善是民间的。政府福利和民间慈善一定要分清。
这使得地方政府的爱心慈善之举“左右都是错”。
发动、依靠民间的慈善机构成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问题在于：中国社会的慈善组织、机构没有能够真正的发展起来。就是在2004年中国政府放开非公募基金会的注册登记空间后，成立的民间组织仍然屈指可数，“完全不成气候，”对中国NGO了如指掌的自然之友前总干事薛野说。
而更多的挂着“中国”、公益慈善等字头的社团组织，则更多地被人们当作是政府的一部分。其本身性质也令人疑惑。
可能的机遇
民间草根的慈善组织起不来，中国慈善事业进展缓慢。人们呼唤慈善立法的声音始终未曾稍断：
2005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朱树豪曾表示，在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庞大系统工程中，发达而又完备的公益慈善业不可或缺。未来应以发展民间性、职业化公益慈善业为总体目标，让公益慈善机构摆脱官办色彩，通过完善社会捐赠的体制、机制和法制，提高善款的管理和使用效率。
民盟中央在向全国政协会议提交的发言中分析说，中国的慈善机构维持垄断格局，成了制度缺陷的“瓶颈”，结果必然使慈善事业依附于政府，无法变成真正的社会公益活动，也就无法吸引更多富人的财富流向公益事业，造福社会。
2007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杨澜的提案中再次抛出公益慈善立法问题，并呼吁设立全国性“公益慈善日”，并提出，《慈善事业促进法》颁布之日，可以作为全国性的公益慈善日。
2006年年初，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曾表示，《慈善事业促进法》列入国务院的立法工作和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安排，已处于起草阶段。但是，从2007年全国两会传出来的消息说，由于对慈善事业立法的认识还存在分歧，因此在全国人大的立法日程上，这部法律仍不在考虑之列。
不过，从2008年1月1日起，一个新的机遇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按照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企业为公益事业捐款，在应纳税所得额的13%以内，企业可以享受免税待遇。
“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如此告诉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专家杨鹏，“倘能真正落实的话，那将不再是慈善组织找不到愿意出钱的企业家，而是我们这些企业家找不到合适的慈善组织。”
正在美国考察的杨鹏告诉记者：在美国，拥有免税资格的民间组织就有12万家。“在中国，恐怕也就不到20家。”
13%免税政策的放开，目前尚无具体的实施办法，但是危险在于，这一办法面临着具体落实的问题。
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出台之前，老税法也规定，企业为公益事业捐款，在应纳税所得额的3%以内，企业可以享受免税待遇。而这并没有刺激中国企业家的慈善行为。就在连续几年的“中国慈善排行榜”制定之后，人们发现，企业家慈善，连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样，始终处于一种低迷的状态。
现在的区别在于，3%的免税标准被提高到13%。会在多大程度上撑开慈善的空间呢？
中国的一些社团组织，诸如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宋庆龄基金会等，按照政策规定，享受免税的待遇，但是，具体的手续办理仍然是一件极为繁琐的事。
国家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曾在接受媒体采访现身说法：身为民政部的司长，王振耀通过中华慈善总会为慈善事业捐款500元，按照规定可以享受税收抵扣款50元整，但是为了拿回这50元税款，王司长通过财务，办理了足足10道手续，历时两个月。
王振耀感叹道：我是一个负责全国捐赠事物的司长，办理这些手续还用了这么长时间，社会上一般的百姓又会怎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