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
7月底，在昆明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上，香港乐施会资助了不少NGO业界同仁前往。而在几天的会议中，无论从侯远高的少数民族参与主体性到北京大学朱晓阳所做的发展干预报告，还是圆桌会议上NGO人士的激烈争论，无不透露出强烈的反思的冲动和努力。陆德泉是这一切得以形成的重要推手。
在这次会上，他提到几年来香港乐施会中国部研究与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一直联络知识界，试图做出一个“批判发展工作学实践”的研究框架来，会上朱晓阳和侯远高所做的主题报告，即是近来集合乐施会内外研究者研讨的成果之一。
北京初秋的一个下午，我和陆德泉在东四街角的面包房的一角坐下来，我们谈到这次人类学大会上的反思。2001年我们相识在香港社区伙伴举办的一个为期一个月的夏令营，他问我是否记得，在那个营里，有中国比较早参与发展工作的邓仪、王晓毅、安迪等人。陆德泉说，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讨论发展领域的一些问题，比如PRA工具的应用是否符合国情？ 服务对象的参与精神何以体现？
在那次夏令营，我第一次知道NGO这个词，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NGO人，对于当时的讨论我几乎没有任何知识储备，所以对当时的质疑没有印象。
我向中国社科院的王晓毅求证当时讨论情形。他笑道：“当时我还在用PRA做评估、写报告，怎么可能去批判呢？”也许，那个时候陆德泉是孤独的？
早在学校教书的时候，陆德泉对社会性别、农村社区发展、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和发展等就有了自己一些批判思考，来乐施会前，他已经在想“怎么将这些批判思考带到发展机构，带出一些实践的方向来？”
2006年以前，陆德泉是香港浸会大学的老师，在大学里教授和研究发展社会学， 自己也创办了一个叫香港滋根的NGO，在贵州开展妇女和社区发展的项目。通过行动研究，将研究和实践结合起来，启发学生共同探索另类发展的实践。现在中国研究NGO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政府的研究部门也开始涉猎这个领域。越来越多的资源在一个学术圈子里封闭流动，尽管他们也要调研，但NGO、乡村发展、性别、劳工等等，不过是一个个研究的客体、对象，更多的时候，论文里的这些词汇和实际发生的事实本身并无多大联系。这是一个普遍的存在。
我问他：“为什么不可以在学校里做这些？”
他说，香港大学受国际研究管理的影响，只承认以英文论文形式在国际期刊出版的研究，同时很多研究的理论和分析只可以附和国际学术主流的思考，对于另类发展和行动研究的认可较弱，甚至否定。同时，学生毕业后到内地工作的意愿和机会很少，他对在香港大学教育与科研推动内地发展工作的另类发展和行动研究的意义产生质疑。
2004年，香港乐施会就开始讨论成立研究中心，意在充当乐施会的智库。于是，来乐施会成为他很自然的选择。
目标
陆德泉从自己从属的学术圈子跨出来，到了一个发展机构的研究部门。他试图做一个桥梁，一头是实践，一头是研究，这关乎行动、研究、知识的生产与应用……
他说，如果乐施会之外的知识界、NGO业界已经有反思实践的基础，乐施会就可以将外部这些人整合起来，“这也是一个理念，不光是自己做研究，还要发展同道，包括研究者或者NGO人 。”
事实上，很多NGO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工作，但单独设立一个部门专司研究的很少。NGO的研究工作大多和部门的项目结合，针对于眼前的项目，服务于项目。
而乐施会研究中心的设立，初步考虑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工作目标除了研发发展工作的理念和具体方法，更多地是针对乐施会宏观策略方面的研究。比如从中国贫困发展趋势来说，致贫原因发生怎样的变化？国家政策有什么新的变化？从前，发展机构看到的是政府政策的缺失和遗漏，现在国家也在考虑并提出积极对策。那么NGO的角色也要转变，工作重心也要随之转移，比如在政府没有考虑到的地方，NGO以前瞻性的工作和倡导给政府提供一个实验样本。
三年下来，这个智库的目标时有修正，因为发展机构各部门与研究部门之间产生不少张力。相对当初设计时的定位，智库的功能未能充分体现。在一个强调具体项目实践的发展机构内，会因为具体而短期的需要导致高层策略和管理部门发生改变，需要研究中心结合当前的策略与项目接轨，服务性的工作显得更为迫切。当这个服务性更强的时候，和原来的智库定位就会形成比较大的张力。 因为智库的功能需要触及长远，短期未必出现效果，也不一定能服务当前的项目。
陆德泉认为，这个张力无论是NGO还是政府的研究部门都要面对的。但乐施会和其他一些国际机构相比，多了一些实践的空间。 香港乐施会自主性比较大，在配合国际乐施会的议题的同时，也可以自主设定在中国社会关注的议题。
探索
在寻找出路和方法上，研究中心这三年已经做了几个方面的尝试。
陆德泉在乐施会提出了《惠贫视角的研究倡导策略》，强调在研究、对策研究和社会倡议过程中体现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声音和参与。第一方面，策略必须建立惠贫视角，从贫困人口、弱势群体角度研究政策的影响和对策。在中国的国情中，政策倡导是通过基于证据支持的政策研究进行专家建议，在对问题的分析和政策制定过程提供惠贫的专家建议；同时促进专家在研究和建议中吸纳受影响群体的声音和意见。政策倡导过程强调促进相关政策过程的公众参与；包括提高公民社会组织和媒体对特定政策影响下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困境的关注。从自由贸易协议的社会影响倡导开始，以至其他研究研究中，陆德泉希望可以贯彻惠贫视角的实施。
第二方面，建立研究项目与其他项目团队的交叉合作，在研究和干预行动之间建立密切的连接。现在做的城乡循环流动是一系列的行动研究项目。在乐施会内部，关心城乡流动的城市生计、农村生计和灾害团队及教育团队、研究团队一些成员组成一个工作小组。这项工作跨越了乐施会农村生计与城市生计团队既有的城、乡相对分割的既定地域和工作范围，共同探讨流动人口在城市和农村的循环流动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特殊的、不同于完全定居农村或留在城市的问题和需要，并探索和实践各种可行的干预方案。在研究中，探讨可能干预的领域和方向，在跟进的行动中反思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辨明的行动方向，研究和实践交织在一起。这些过程很复杂，也充满挑战，传统研究者注重发现普遍性规律，而传统的NGO行动则针对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建议；传统研究者突出专家权威的地位，而传统NGO则注重参与，要改变传统的研究者与NGO工作人员的关系，建立相互尊重和学习的平等地位，都让研究与实践的结合充满挑战。
与本土NGO的合作，他也尝试避免硬塞国际机构的某些看法和理念。2007年底，八家民间组织共同发布了《变暖的中国：公民社会的思与行》报告。这篇报告是一份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可行性研究报告。这八家民间组织是：自然之友、乐施会、绿色和平、行动援助、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村、绿家园志愿者和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 。
这个项目历时10个月，对陆德泉来说，这是一次与本土NGO伙伴共同设计研究思路和方法的行动研究。当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引入给本土NGO时，他一直警惕不要将某一个机构很强的主张带进来，而是通过培训、工作坊等方法让NGO充分了解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各种知识，并帮助本土NGO建立自身工作和气候变化议题的联系，在本土NGO具备与国际NGO对话能力后，大家再共同讨论，建立中国本土NGO的立场。
研究中心对人的培养也是迥异于直接做项目的NGO同行。李敏三年前研究生毕业后直接进入了研究中心，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这次人类学大会上，她做了一个行动研究的发言，和去年一次会议发言相比，给人今非昔比的感觉。我问陆德泉：“像这样一张白纸的年轻人，带着研究的目的做项目，和其他机构或者部门的直接做项目的年轻人相比，他们的成长道路有区别吗？”
难得见他声音立刻高了一些，非常直接地说：“这个差异很大啊！”言语间掩饰不住的得意和兴奋。他说：“研究部门的工作有些是前瞻性发展工作方法的开发，有些是某个领域的具体实证研究和项目开发结合。以李敏来说，负责两块新领域开发，如城乡循环流动项目和小流域管理项目。 在这个工作目标下，我们更多考虑全盘性、策略性的能力开发。具体管理扶贫项目的同事可能更多眼于社区发展如何去做，如何和地方政府和社区伙伴合作，推动项目发展。 我们更倾向于在社区发展的基础上，期望提升为政策上的研究与倡导。”
张力
在前沿探索中肯定要面临着诸多风险。比如朱晓阳的报告对国际NGO存在的理论基础和作用提出质疑，会不会对国际NGO工作有冲击？他说：“冲击不会大，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不少NGO也有反思。质疑不代表要全盘否定，更是为了提出改良的必要和探索另类实践的方法。”
发展机构和单纯的研究机构不同的地方是更强调行动性，发展机构对于研究部门的某些质疑有的时候会觉得委屈，以为在否定所做的事情。陆德泉的主张是，研究者要避免只是表达高高在上掌握真理的、或悲观的批判情绪，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与NGO实践者探索具体的改进方法。
譬如有的研究质疑到发展机构的内部管理方法、与合作伙伴的关系，这实际上是在向NGO管理主义挑战。从另外一个角度，假如发展机构完全放松管理，机构内部也要冒财务管理的风险，甚至对捐款人的问责不足。研究者与受资助方应该把这个问题放回管理的两难处境中考虑，从而探索具体的改进方法。
总之，张力和矛盾是存在的，但现在已经有很多机构在反思，也在做一些改变，重新肯定非主流的思考的价值。从这个方面看，研究推动的系统反思只是助推力，并不是要否定发展机构的努力。
在这次会上，他罗列了很多的问题，在谈到NGO殖民主义的时候，他强调不能完全以反对开化主义来否定国际NGO某些理念和方法的合理性。在谈完国际组织的视野、策略定位、管理方法的合理性和局限后，紧接着下一个问题的主语换成了本土组织。评论人王晓毅说他“面面俱到”，盖因研究要服务于实践，反而令陆德泉的任何主张需要关照现实的可操作性，而不能如学者那样酣畅淋漓地表达褒贬。
尽管有诸多牵涉和张力的存在，他仍坚持认为，对发展工作的反思，对如何体现真正的参与，通过研究、实践解惑是个不二法门。针对2000年以来的对于后发展主义的思考以及一些实践，正好利用人类学大会这个平台，将大家组织起来讨论。
我问：“会上你几次都谈到殖民主义的问题，对殖民主义的反思是不是NGO当前的重要工作？”他说，殖民主义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 这个概念有点激烈，它表现在不同地方之间有意无意的支配关系。在经济关系方面，来自发达地区的NGO资源主导了发展、议题设置等；另外在话语层面上，由于我们国内可能缺乏这些话语，外来话语很多时候就变成了主流，引导了我们分析具体问题的视角，从而忽视了本土的视角和声音。
对一些舶来思想和工具，从研究者到草根组织都表现出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出现这个状态是否和随着经济发展、国力增强，而连带增加的自我认同有关？
陆德泉不同意我说的自我认同。他认为 ，更多的批评还是针对资助方的资助方法，这不是自我认同，更多的是情绪宣泄。他认为不该以笼统的反殖民主义的情绪、用民族主义的方法把所有国际发展领域的思想和工具都看成是NGO殖民主义，所有都是必须反对的东西。
以参与式为例，他说，事实上，在本土NGO提出质疑的时候，对参与性强调的价值理念却是暧昧的否定与批判。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很清楚地说出我们究竟在反对什么？我们强调本土、国情，但本土国情是什么，还没有搞清楚。用一种否定资助方要求的评估方法来否定所有，这其实是一种情绪宣泄，而非体现中国本土多元参与的原则与方法。
当NGO用情绪替代理性时候，陆德泉推动的讨论有时不免陷入到情绪主导的尴尬。7月28日晚上的圆桌会议之后，我看到朱健刚以文字表达了对他的同情：
“在那么多国际NGO中，乐施会算是最亲近草根的了，可是同时它又受到那么多草根NGO的批评，甚至被看作西方中心论的传播者。对于乐施会不遗余力地推动参与式发展的理念来说，真是一种讽刺。虽然我也常常批评乐施会，但是在昨晚的论坛上真切地有了这种同情。但是批评就批评吧，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不管是因为误解还是因为无知。我想对德泉而言，先行者的命运大抵如此。”
一个有使命感的先行者也是无暇“顾影自怜”的。人类学大会之后，他说接下来的工作是努力找出路。在大会呈现的案例和经验里，哪些是可以吸取的，哪些可以学习的，下一步要开发什么？能不能在学者之间和NGO之间达成对某些问题的共识，进而推进实践？
回顾三年的工作，我问他，研究中心的设立乃至一些工作手法能否对一些组织有借鉴作用？或者说对本土NGO的适用性如何？他说，面对变化的社会和工作领域，每个机构都会想这个问题，问题在于起点在哪里，这是个难题。比如，做农村发展工作的NGO要直面农村的变化。原来的参与式发展工作中，不那么过多地考虑女性、老人，但当大部分男性外出打工后，这些人群需要重新考虑，需要重新调研行动的主体和社区发展的方向。
方向
职业转型的2006年，他的爱情也开花结果。妻子是云南一所大学的老师。但三年里两人也是聚少离多，这次人类学大会一结束，他就去澳大利亚和先行到那里的妻子继续他们的蜜月之旅。从长远来讲，他或许选择与家人团聚而离开北京，重拾教研工作。我问他，以后若进入大学继续你的研究生涯，这几年的NGO职业经历 ，对你以后的研究风格乃至方向有什么影响吗？
“应该说，更加坚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我也看到，很多民间发展机构可能更考虑服务当前的项目需要，中长期的研究策略不能被接受。毕竟学术机构和民间发展机构的差异较大，这是一个现实。”他答道。
与同在发展领域的其他研究者相比，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个现实的批判主义者。 一些学者趋向更抽象的学术思考，他可能更强调将学术和实践结合起来，植根在各种现实的处境、政策现实、NGO存在的现实、在农村和城市的各种干预的现实里，寻找实践发展理念和体现发展主体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