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拉开改革开放大幕之时，恰好是中国同性恋社群形态开始形成之际。围绕着公园、公共浴池、公厕、公共车站等“点儿”展开的男同性恋间的性活动构成了中国同性恋最早的社会群体形态。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学者和政府体制内的开明之士开始逐渐关注和研究同性恋问题，呼吁政府和社会正视同性恋群体的存在并关注同性恋群体的艾滋病预防问题。
这一时期的同性恋活动的典型特征是自上而下，学者和政府体制内的开明之士充当了先锋，而尚处于形成阶段的同性恋社群自身还无法发出声音。
上世纪90年代末，同性恋酒吧开始在中国的大城市出现，而互联网的兴起更是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状态。通过互联网，身处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同性恋者之间可以方便快捷并且隐蔽安全地进行交流。大量同志网站的出现为同性恋群体带去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资讯和广阔的交友平台。原本彼此隔绝的封闭个体开始连成一个一个的群体。
从这一时期开始，同性恋社群自身开始行动。针对同性恋者的心理支持和安慰工作与针对男同性恋群体艾滋病预防教育工作开始发展；推动同性恋在中国实现非病理化，成为了这一时期同性恋运动重要努力方向；与此同时，同性恋文学、电影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发展起来。
到了本世纪，伴随着中国政府对艾滋病防治问题的重视，以及大量投向男同性恋群体的艾滋病干预的国际基金进入中国，男同性恋志愿小组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中国政府首次正式承认了中国同性恋群体的存在，同时却又将对同性恋群体的关注牢牢地仅限于艾滋病。大量的艾滋病项目一方面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同性恋社群组织发展，一方面又使得中国的同性恋现象因为过度深陷艾滋病项目而迷失了方向。
中国同性恋现象目前的现状是男同性恋社群组织起步早，发展快，数目多，经费也多；女同性恋社群组织起步晚，发展慢，数目少，经费也少。此外，作为同性恋现象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跨性别群体在中国尚未形成有效的社群组织形态。
一方面，掌握资源的男同性恋社群组织几乎都将主要精力投入了开展艾滋病防治项目，严重缺乏对同性恋权益、文化、反歧视等方面工作的关注和参与。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社群组织尽管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同性恋权益争取、文化促进以及女同性恋社群发展之中，却因为不是艾滋病项目的主要资助对象，很难找到资金支持，发展艰难。此外，由于缺乏公民社会教育和行业竞争规范，男同性恋社群组织之间为了争夺项目经费和利益，恶意竞争现象十分严重。
因此，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的同性恋社群组织在数量上迅速增长，却缺乏整体的团结协作，男同性恋、女同性恋、跨性别三个子群体之间缺乏互动及合作，没有形成明确的权益诉求和战略步骤。此外，中国的同性恋现象还明显缺乏与政治界、法律界以及其他社会各界的联系和互动。所有这些，都制约着中国同性恋现象未来的发展方向。详见下文同性恋30年大事记：
1981年，《大众医学》发表张明园介绍《红楼梦》中同性恋现象的文章，认为同性恋是奇异的，但是是否病态还没有定论。
1985年，《祝您健康》发表阮芳赋《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谜》，认为同性恋不是疾病，但是属于少数，认为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是多数人欺负少数人。
1990年，李银河、王小波等对数十名男性同性恋者进行个案访谈式研究，分别在国内和香港发表了研究报告《他们的世界》。
1992年初，安徽两名女子同居事件受到公安部宽待，公安部在答复安徽省地方政府的意见上说，我国没有关于同性恋的法律，原则上这类案件可以不受理。最高警方的意见被新闻媒体报道为中国同性恋合法化。同时，国际人权组织也将这个案件理解为中国同性恋合法化的标志。
1992年11月22日，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艾滋病求助热线开展“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活动，交流同性恋文化，增加同性恋者社区对艾滋病的防范意识。
1993年2月14日，“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在北京海马歌厅举办情人节特别活动，媒体广为报道，标志着中国同性恋现象的公开化。卫生官员说，公共卫生运动需要考虑同性恋者的存在，而警方官员说，中国没有关于同性恋的法律，只要不违犯刑法，警方不干涉。
1994年，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建立，编辑《爱知简报》，在男性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中开展预防艾滋病和安全性教育工作。爱知行动网站：http://www.aizhi.org。
1994年，张北川所著50万字的《同性爱》一书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
1995年，方刚发表《同性恋在中国》和《艾滋病逼近中国》，对同性恋社区和推动同性恋者权利的工作，进行了大量报道。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北京男女同性恋者开始酒吧聚会，同性恋酒吧开始出现。
1996年6月起，在香港先后出版了大陆同性恋者自述、短篇小说集、同性恋题材的长篇小说《我们活着》、《他他她她的故事》、《好男罗格》、《桃色嘴唇》、《三角城的童话》 等。
1996年，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开展中国精神医学专家对同性恋态度的调查，并积极活动，推动同性恋的非病理化运动。
1997年，北京99575同志寻呼热线开通（创办人苏茜、比利、阿平），2003年改组为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负责人郭雅琦）。
1997年，大陆留学北美的学生学者组织“北美华人性别与性倾向研究会”，编辑中文同性恋网络杂志《桃红满天下》，并为推动同性恋的非病理化做了大量贡献。《桃红满天下》 网站：http://www.csssm.org。
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开始实施，流氓罪作为类别被取消，传统上包含鸡奸（通常用来形容男性同性恋者之间的一些行为）的罪名不再存在。“流氓”成为“同志”。
1998~2000年，大量同性恋者网站或同性恋友好网站出现。
1998年，《同性恋亚文化》（李银河著）在北京出版。
1998年，山东青岛医学院性健康中心开始出版《朋友》通讯，开展关于同性恋的理解和艾滋病教育活动。
1999年2月，《同性恋在中国》作者方刚受到起诉，法庭一审判决有关同性恋是性变态的说辞引发同性恋社区的强烈反感；二审判决中，法庭取消了同性恋是性变态的说法。
1999年3月27日，“爱情白皮书 中华同志网”在厦门成立，后改名为“爱白网”，成为全球闻名的中文同志新闻资讯网站，其后于2005年在北京设立了中国首家同志图书室，2006年在成都设立了中国首家青年同志活动中心。
2000年，第一部女同性恋电影《今年夏天》（李玉编导，石头、潘怡、张浅潜主演）完成。
2000年11月，歌手毛宁被刺事件引发中国公众对同性恋的积极讨论。
2001年11月，首届中文男女同志网站和健康教育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2001年12月，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播出“走近同性恋”节目，这是中国电视媒体首次关注同性恋，崔子恩、石头向公众自豪现身（李银河作为学者嘉宾共同出席）。
2001年12月，第一届北京同性恋电影节在北京大学举行（策展人张江南、杨洋、崔子恩）。
2001年4月20日，中国精神病学会颁布《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不再把同性恋统划为病态。
2002年5月，崔子恩获得国际男女同性恋联盟IGLHRC授予的Felipa奖和加州州议会奖（California State Assembly Recognition）
2003年2月，李银河首次向全国两会转交“支持同性婚姻立法”建议。
2004~2007年，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先后出版：《MSM人群预防AIDS行为干预方法研究》、《中国人的男男性行为：性与自认同状态调查》和《中国男男性交易状态调查》。
2005年，女同性恋社团同语成立。
2005年4月，第二届北京同性恋电影节在北京大学和平民影像空间举行（策展人杨洋、崔子恩、朱日坤，筹款万延海）。
2005年6月，中国女男同性恋公开庆祝全球同性恋骄傲月活动分别在北京、沈阳、福州举行。
2005年6月，第一届同性恋大学生夏令营在北京举行（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主办）。
2005年6月，女同性恋社区研讨会召开（同语主办）。
2005年9月，复旦大学开设本科生公选课《同性恋研究》。
2005年8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出同性恋与AIDS预防专题节目“以生命的名义”，大玮以同性恋/HIV阳性双重身份自豪现身（主持人柴静，编导范铭）。
2005年12月，第一届北京同性恋文化节举行。
2006年1月， 女同志杂志《LES+》创刊。
2006年9月，中国15个同志民间组织参加了在印度举行的2006年亚太地区男性性健康与HIV国际研讨会。
2007年3月，同志杂志《点 Gayspot》创刊。
2007~2008年，首届全国性的同志唱歌比赛、杭州“非常帅歌”在北京、武汉、成都、昆明轮流举办（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主办）。
2007年7月，首届跨区域华人女同志组织者培训营在珠海举行。参加者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美国，包括近百名华人同性恋、双性恋女性及跨性别人士，跨越四代的女同志工作骨干和组织负责人汇聚一堂，盛况空前。
2007年7月20~29日，首届大学生同志文化艺术夏令营在北京举行（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爱白文化教育中心、北京同语女同志小组共同主办）。
2007年12月，第三届酷儿电影论坛在北京举办（策展人崔子恩、杨洋、朱日坤）。
2008年3月，“支持中国同性婚姻立法万人签名展”在北京举行。
2008年3月，北京同志文化活动中心成立。
2008年4月起，第一届中国酷儿独立影像巡展相继在北京、上海、武汉、长沙、郑州、鞍山、广州、南宁、桂林、柳州、贵阳、成都、昆明举行，数十部中国独立酷儿影像得以轮流展出（同语、LES+、北京酷儿电影节组委会、中国酷儿独立影像小组 联合主办）。
2008年6月28日，由同志母亲吴幼坚发起的中国首个同性恋亲友会在广州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