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粮价的紧逼之下，现在或许到了寻找中国食品救济新思路的时候了。借鉴一些相对成熟的食品补贴政策，中国或需再次完善其资助弱势群体的策略，走出行政约束粮价的老路，一方面对粮农放松价格管制，一方面以发放食品券等形式，针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给予财政补贴，使之免受高粮价冲击。
此举，既可为中国社会因粮食价格上升绷紧的神经解压，亦可让意图抛荒的农民能靠卖粮赚钱，恢复种植信心。对于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农民转移进城成为工人的中国来说，另一个障碍是政府行政体系覆盖的有限性正在日益突出，鼓励包括非营利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介入食品救济，则是另一个缓解之道。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公布的数字证实，今年一季度，中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为825万人，登记失业率为4.0%。在登记数字之外，失业总额至今是个难以完成的隐性数额。今年早些时候的冰雪灾害，南方省区出现的工厂倒闭，以及大量涌入城市的无技能劳动力，都是推升失业压力的原因。
在最富裕的美国也出现大米抢购风潮迹象之下，中国的抢购风潮尽管若隐若现，但靠政府的严厉管制措施，尚未在城市大规模出现。不过粮食价格持续上涨的浪头，已在门外拍响。如何保障抵抗力最弱的一部分人的生存消费需求，使之不成为酝酿冲突和动荡的土壤，并让其子女免受饥馑之苦，成长并能找到融入社会之路，是这个面临发展和扶贫双重压力的国家所需谋划的治理之道。
向来视维持稳定为执政关键的中国政府，对物价上扬引发动荡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但社会治理中，不时出现的行政手段，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国粮食流通和价格长期受到严格管制，以免粮食成为“推动物价上涨之祸首”。这一粮食安全观长期来影响着政府决策，并本能地将压制粮食价格作为抵御动荡的手段之一。而反观本年度以来的全球性食品价格危机，粮食并不总处于价格上升的动力位置。而粮食限价的直接后果是，农民的利益在普遍性价格上扬的环境中，为国家的粮食安全，承受比城市平民更多的物价压力：石油价格上涨，推动柴油、塑料薄膜的卖价已处于紧绷边缘，而化肥、电力等其他原材料支出，也在CPI的影响之下，没有停止的迹象。农产品波动滞后，使得中国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势必被打压，他们面临着既要承担原材料全面上涨的无奈压力，又要承担过大的社会安全之责。
而现实的行政管制，带来的不公也显而易见：农民收入上不去，却不能换来中间商――特别是那些具有垄断色彩的中间商们减低利润，让城市的居民获得价格平稳的益处。
不同背景的人士显然注意到了这个矛盾：城市平民担心粮食价格上涨，农民则为价格过低入不敷出而丧失种粮的积极性。湖南省浏阳市的“一把手”、市委书记易佳良在该市城郊承包土地种植水稻，此举示范之意已是了然。中国媒体的报道说，已有一些传统产粮区的农民放弃种植，抛荒的理由之一是“种粮不赚钱。”
这或只是冰山一角。农业生产的时间特性，让很多危机要到收成之后方能让远在城市的居民感受。
在发达的自由市场中，保护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机制成熟地进行博弈，并获取相互可以接受的空间。而在中国这个还不算发达的市场，政府基于公共危机的应对考虑，出台一些管制政策，并非全无道理。但是，这种管束的最终目的，应是有利于前述市场机制的出现，而不是遏制或妨碍其发育。
长期以来，中国农民处于利益博弈的最弱势一端，因此，相关政策的倾斜理应着眼培育农业市场的正常发育，而不是相反――现在是时候改变单一的价格约束模式，避免让农民在这轮全球涨价中过量放电，再次以牺牲农村来换取“发展”或“平安”。中国农业在工业化进程中，不能再流失发展的精血，因为来自工厂的产品，也需要农民们兜里的现金去刺激其增产。
向来不轻易相信中国粮食危机说法的中国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两会”上，含蓄地在其提案中提醒政府注意粮库空仓问题。这或者是专家们最担心的危机所在，即预警系统被人为蒙蔽。
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进入城市，成为都市经济链上的底层链条，这是自西方工业文明以来，在很多国家经历过的转型现实。这些职业上已城市化的农民们目前操心的是怎样找到支付他们在城市里生活的现金，包括食品的购买。
中国在辅助贫困人群减轻饥饿威胁的道路上，仍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城镇包办一切的“单位”制度和农村“大集体”被打破后，这种压力会比以往更明显。新一轮食品价格的推动，会让那些低收入人群的处境更为艰难。
节余甚多的政府银库，可从末端环节，对那些买不起食品的个人或家庭予以帮助，如发放食品购物券，帮助最无抵抗力的人群度过这道难关。曾历经贫富悬殊动荡之痛的西方国家，已有一些成熟经验可资借鉴：如对人平均收入低于一般水准的家庭给予退税，或发放代食品金券或购物卡。
此前不久的消息称，中国拟重新划定贫困人口的界定底线，把人均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的公民划为贫困人口，中国需要帮助的穷人将由此增加4000余万。这是一个重要信号，表明中国政府正准备加大她对贫困的扶助责任。
而每六年以近25倍速度递增的中国非营利组织，则是新的粮食救助模式的另一个有力通道。中国社会财富的积累，为催生各种慈善渠道奠定了基础。中国民政部的统计数字显示，自3年前放开私募基金会的申请以来，中国已经有300多个私募基金会出现，大量资金业已由此从企业或个人进入公益、慈善领域。这些活跃于民间的机构，可以解决那些传统行政覆盖不了的新空白点，比如，以户籍为基础的城市救助体系并不能有效地照顾到那些更为弱势的农民工们。
在美国檀香山市，每到中午，当地非营利组织会用募来的款额购买食品在无家可归人群中发放，让这些因各种原因选择流浪的人不至于在街头遭受饥饿。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其最近发表的一篇短文中呼吁节约粮食应对危机，亦有类似思路。
事实上，鼓励公众，特别是具有援助意愿和能力的中产阶层或更富裕人士参与食品救助，在昔日中国曾有很长历史。国共对立的内战时期，这种对于弱势群体的扶助，往往被当局视作争夺民心的异端，予以怀疑和打压。而1949年后的社会急剧变化，更让昔日的民间救助一度失去土壤。
重新回归多元的中国现实，越发复杂的社会分层令国家照顾弱小的责任比既往更为复杂。在政府完善救济措施的同时，拥有特殊的民间动员、组织能力的非营利组织，亦可在食品救济领域找到发挥能量的空间。而问题的关键是，怎样为这些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支持？
（《金融时报》中文网，高嵩， 2008年5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