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几个物业中装潢得最好的！”持有数家楼宅单位作投资用途的香港商人黄先生，去年年底将1200的沙田骏景园单位交给“曙光装修工程公司”装修。事隔数月，黄先生接受笔者访问时仍然不忘称赞说，“曙光”收费不但比外面同类装修公司便宜两三成，最重要的是工人有责任心，他打算向有意装修的亲友推介。
黄先生口中的曙光装修公司，位于香港的旧区深水，铺位不足100，外表看上去并不显眼，由非牟利组织小区组织经营及管理，并由香港特区政府辖下的民政事务总署一连两年资助合共110万港元。石灰水、铺地板、电线与其他装潢公司不同，“曙光”只聘请失业的装修工人，并看准香港未来有多幢待重新维修旧楼，而由于生意额不大、大装修公司多看不上眼的好商机，“曙光”专门以“超低价”承办这些工程，为旧楼居民换新单位。笔者观察所见，黄先生的骏景园单位原本墙身和地板渗水，地台凹凸不平，但“曙光”派出三人为全屋重贴墙纸和新地板后，屋子顿时耳目一新，其装修手工专业水平比得上大型装修公司。据悉，“曙光”因为口碑好，成立短短数月以来已接获多宗生意。
像“曙光”这种致力帮助失业人士（弱势人士）但又不是致力追求牟利的公司，正是近年社会热门讨论的社会企业之一。社会企业（socialenterprise，简称SE）的概念是由英国企业家MinnesotaDiversifiedIndustries的JohnDuRand在1973年提出的。相比第一领域的私营机构及第二领域的公营部门，社会企业又被誉为第三领域（ThirdSector），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当时经济不景，先进国家面对结构性失业，政府赤字预算及对社会服务要求不断增加，单靠传统私营机构及公营部门运作始终有限，于是企业家尝试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寻找一条出路，社会企业就这样诞生了。在英国，当地政府于2002年开展“社会企业策略”后，社会企业目前已约占当地企业总数的5%，为英国经济贡献达85亿英镑，约占当地生产总值的1%。
近年，香港经济持续改善，但贫富差距却日益悬殊。根据特区政府统计署公布，在2006年，家庭住户每月收入少于一万港元的有62万户，即27.9%，而家庭住户每月收入一万至四万港元有122.8万户、即55%。种种数据，均显示在一片经济向好的势头下，香港的低收入人口反而持续上升。面对百物腾贵，高通胀重临，基层市民的生活不但未有改善，反而百上加斤！
因此，行政长官曾荫权去年竞选连任期间，便积极主张发展社会企业，扶助弱势社群，以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曾荫权上任后，又随即在2007至2008财政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中提出，会投入约9亿港元来推行一系列扶助弱势社群的措施，包括促进就业、支持社会企业发展。据当局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为推动社会企业而设的“伙伴倡自强计划”，过去一年半已批出近60份申请，涉及5000万港元，一共开创了过千个就业机会。
不过，相比其他地区，在香港这个尚任自由市场的地区推行社会企业，其实面对着更大的争议。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模式，“社会企业”是指同时具有商业和社会双重宗旨目的，按商业原则运作，但不为公司股东谋利益的企业。它具有三个特征：（一）同时具有商业和社会双重宗旨目的。据此社会企业与只有商业宗旨目的的一般公司相区别；（二）通过商业活动提供商品和服务谋取商业利益，据此社会企业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福利事业相区别；（三）取得的商业利益的社会企业要反馈社会、不断发展壮大、扩大对社会企业的再投资，而不分派给股东。据此又与任何企业和事业单位相区别。
换言之，社会企业基本的精神其实应该符合三大条件：一、企业必须有创业的能力，可以增加工作职位，为低下阶层及弱势社群制造就业；二、企业一定要有盈利能力，只是赚取的利润会重投放于社会企业，创造更多社会资源；三、企业不应与现在社会存在的行业重迭，避免不必要的竞争。
目前在香港社会尤其是商界引起极大争论的是上述第三点。外界一般相信，倘若得到资助的社会企业不费吹毛之力便可以经营运作，则可能与现存经营相类业务的大公司和中小企发生竞争关系。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下，竞争可能会出现以下三种结果：（一）两败俱伤；（二）社会企业输给大公司；（三）社会企业赢了中小企。不论结果如何，皆非双赢之局。如由于政府对社会企业的政策倾斜击败了中小企，令白手起家、不假外力的中小企业家心中自然不服，难免引发争议；如创办社会企业的非政府组织或慈善团体败退了，也将带来难以估量的名誉损失。
换一句话说，搞社会企业，绝对不是也不应该是像搞福利机构那样。如果只是提供福利服务，就应该交由福利机构去办好了。但成立真正的社会企业，就一定要有清晰的市场定位，不但不会与民争利，而且商界乐于透过社会企业进行各种社会投资。企业以盈利回馈社会，从而促进财富再分配，最终达致扶贫的宏观效应，这才是社会企业成功的真实面貌。
类似的社会企业在香港有不少成功例子。众所周知，香港的富裕人家经常购物，家里有着很多旧衣物、旧家及旧电器如计算机、音响、电视等。他们装修家居的时候，也会丢弃不少家庭用品如厨具、洁具或冷气机等。这些物资大多是名牌产品，款式或过时，却大多仍有使用和市场价值，胡乱丢掉未免暴殄天物。平时，这些富裕人家都会为更换这些物品而费煞思量。据笔者所知，就有一家社会企业针对这现像，以慈善为名专向他们募捐所有弃置物资。一般的富裕人家知悉后，也都如释重负，乐于捐赠。然后，这些弃用物资稍加整理或翻新便可重新出售，在社会上循环再用，一方面既不会与其他企业抢生意，并为低下阶层和弱势社群创造就业，另一方面也可以善用资源，避免浪费，符合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但很可惜，要在香港这个经济体系相当成熟的城市里，推动所有社会企业搞创业，专门走一些冷门生意，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有一定难度。香港目前的社会企业约有数百家，这些社会企业因为在竞争上往住较其他企业吃亏，加上发展企业涉及大量专业知识，在缺乏任何支持下，不少有意向政府申请资源创办社会企业的人士，都缺乏创意，说来说去，只懂在环保回收工业、大厦管理、清洁工作或足沐按摩等项目，结果导致出现不少社会企业在政府的帮助下，跟那些真金白银做生意的中小企业竞争，与民争利，引来外界批评。难怪香港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郑月娥当日出席曙光装修公司开幕礼时，一边大赞社会企业“公司小，意义大，大有可为”，另一边也强调社企不应与中小企争生意，应多开拓一些以街坊为本的商机。
香港特区政府的难题
但话说回来，香港许多社会企业与社会存在的行业重迭，出现不必要的竞争，其实背后都有一定的“苦衷”。近年讨论社会企业的发展，大多经验均取材自发展较为成熟的英国。不过，英、美等国是目前创办社会企业较为成功的国家，其社会企业的产值约占GDP的1%，但对吸纳失业的弱势群体、减少社会福利开支，发挥了远超1%GDP的效用，有继续发展的空间。但是，香港的服务业已占GDP的91%，不但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而且也高于英、美等发达国家。这意味着香港的服务业尤其是劳务密集型的服务业，已经或接近饱和。能做生意的新点子差不多都给头脑精明、触觉敏锐的香港企业家和商人们踏遍了。具有特殊使命的社会企业要开辟香港企业家和商人们所未曾开辟的领地，谈何容易！
因此，笔者以为，如何引导社会企业不与民争利、扼杀中小企空间，这一点应该是当局目前工作的当务之急。假如政府所给予的优惠过多，这将令社会企业太多倚赖，缺乏竞争力而对其它大中小企业不公平。但假如政府不给资助，社会企业又容易在过度发达的社会上夭折。政府如何令社会企业走出困境，如何根据需要才决定是否发展相应的社会企业，安排令各类弱势社群及中小企业都能恰如其份，各司其职，均值得当局深思。这一点，其实也应该是近年同样在探讨社会企业的内地政府及商界需要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