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9公益日”近日启动，又到了我们复习如何成为一个有责任的捐赠人、怎样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公民的时候了。
我们对2017年原文的数据进行了更新，今日重发，重温捐赠的逻辑。公益在前进，我们需更理性。
你的朋友圈开始为即将到来的99公益日预热了吗？
正如大型电商们费尽心思将“双十一”“双十二”这样的日子打造成消费主义的狂欢，腾讯从2015年开始，也试图将9月7日至9日变成一个引领全民公益的人造节庆。
2015年，腾讯配捐9999万元，第二年增加到1.9999亿元，第三年腾讯加企业配捐合计4.7699亿元，第四年腾讯配捐2.9999亿元，并新增1亿作为支持慈善组织的成长基金。
2015年，在3天时间里，205万人次捐款近1.3亿元；第二年，677万人次捐款达3.05亿元；第三年，1268万人次捐款8.299亿元，加配捐善款超13亿元；第四年，参与人次与捐款总额第三次刷新纪录，超过2800万人次捐款超过14.14亿元。
对于大多数资金匮乏的草根公益机构，99公益日毫无疑问地成为一年一度争夺资源、扩大影响力的重要节点。
公益圈的小伙伴为此殚精竭虑压力大到掉头发睡不着觉的有没有！各家组织都在紧锣密鼓准备传播方案，做各种线上线下活动。大家陆续在朋友圈里看到的各种募捐文案、海报、H5小互动，在地铁、商场里看到的大幅公益广告，大多为此而来。不难想象，两天后你的朋友圈和微信群，也将被各种“一起捐”的链接刷屏。
大企业的钱准备好了，公益组织的戏也准备好了——这场活动中更重要的角色，作为捐赠人的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在99公益日捐钱吗？你准备捐给谁？你有想过，你捐的这笔钱究竟可以做些什么，带来哪些改变？
一、为什么需要我捐款？
人们对捐款最直观的认识，通常便是献爱心——用钱去帮助那些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通过钱，他们可以直接从市场购买商品和服务，进而改善生活境况。
这也是传统慈善最常见的领域。例如扶贫，助学，救灾，大病救助。
然而，为这些典型的“弱势群体”提供兜底的扶助和公共服务——不正是政府的职责？既然我们已经向政府大量纳税，为何还需要我再次捐款？
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兜底，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这与这个国家本身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息息相关。
当一个国家福利水平较低时，“弱势群体”的很多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只能依靠民间捐赠的救急，乃至国际援助的帮扶。
但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再高，也不可能满足边缘人群的所有需求。民间捐赠同样重要，它可以支持公益组织为这些边缘人群提供特殊化、多元化的服务，更好地赋权赋能，帮助他们融入主流生活。
而在中国，包括社会保险、城市低保、医疗救助在内的多项社会福利制度，到21世纪初才开始逐步成型。民生支出，也是在这十几年内才开始大幅增加。在政府的政策与财力到位之前，民间公益捐赠，更多地发挥着补漏与倡导的作用。
例如大病救助。中国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2010年才全面建立，而这套基本保险目前只能“保中病”——保险起付线以下的“小病”和封顶线以上的“大病”，依然需要参保人自行承担。政府的大病保障机制仍在逐步建立，从将某些病种纳入基本保险保障范围，到逐步建立重疾补充保险——面对大病救助的制度缺漏，在相当一段时间以内，只能依靠民间捐赠救急。
在传统慈善的框架下，除了面向特定弱势群体的救济，为所有人的利益举办公共事业——例如教育、科研、文化、卫生、体育、环保，也是慈善捐赠非常重要的方向。
提供这些公共服务，自然也是政府应有的责任。在一步步明确政府责任、提高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的过程中，民间的捐赠则扮演着重要的“补充”乃至“补漏”的角色。
例如中国最经典的公益项目之一，希望工程。1989年启动，动员了大量的民间力量捐资助学，在贫困地区建学校，支持贫困学生返学。举办基础义务教育，本身就是政府的责任。但政府财政在教育方向的投资一直有限，直到2007年春季学期，中国农村才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到2008年秋季学期，中国才真正实现全面的、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
时至今日，几乎所有主流的慈善行动背后，都有着公共政策的激烈讨论——政府究竟对哪些事务有着“兜底”责任、对哪些公共服务负责，目前的财力又可以支持什么样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
一些卓越的公益项目，在妥善使用救助善款的同时，还会搜集数据信息、进行政策的研究和倡导。而对于捐赠者而言，我们可能也不能只关注我们的善款到底救了几个病重的孩子——关注并参与背后公共政策的讨论，才能真正为我们的爱心提供制度性的保障。
我们身边很多的社会问题，可能并不是钱可以直接解决的。
例如一些边缘群体的弱势地位，可能并不是因为贫困，也不是天灾人祸，而来自制度性的排斥、社会性的偏见。典型的，例如LGBT议题、性别议题，各类反歧视、社会融合议题。
又如另一些关乎所有人的利益的议题——例如雾霾、气候变化、食药安全，政府投入了资金，建立了制度，有责任实施行政监督。但当政府没有很好履行这些责任的时候，同样需要民间的行动，去监督和建言。
于是，针对这些议题，我们会看到有大量的NGO、专业人士在行动。他们监督政府，参与立法建言，开展公共教育、社会倡导。
例如针对雾霾问题，有专业的环保组织在举报偷排企业，发起环境公益诉讼，监督“约谈”地方环保局长，督促他们积极履责。
这些机构的行动，都需要资金。公众的捐赠，则可以支持这些权利类、倡导类的机构走得更远。
无论是慈善类的社会服务，还是倡导类的社会行动，都是公共参与不可或缺的部分。接下来几天，当你准备也参与到99公益日的捐赠中时，与其被动点开那些推送到你眼前的募捐链接，不妨先想一想，究竟哪些是你最关切的社会问题，项目列表里又究竟有哪些公益组织在做你真正认可的事情。掌握你的捐赠主动权，是理性捐赠的第一步。
二、为什么要把钱捐给公益组织？
传统慈善，捐钱救急救困，当然都想把钱直接塞到需要的人手上。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哪里？
自己去贫困山区挨家挨户做调查？当一些乞讨者自己出现在你面前请求帮助时，你又怎么知道他们是真是假？
正是因为过高的甄别成本，在传统慈善领域才有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它们相当于是中介，一方面从捐款人手里募集资金，另一方面利用它们的专业优势和特长，甄别出最需要帮助的对象，向他们发放善款或提供服务。
因此，捐款人可以选择一家自己信任的社会组织，通过它们，把自己的钱，捐给不认识的又需要帮助的人。
选谁？
接受捐赠的权利，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有。但向公众主动募捐，涉及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需要有相应的监管。
在中国，公募资格采审批制。早期公募权基本为官办基金会垄断。随着2016年《慈善法》的颁行，公募权第一次大规模放开，凡是登记为慈善组织的机构，无论其性质是基金会、社会团体或社会服务机构，依法登记满两年的都可以申请公开募捐资格。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机构或个人，也可以与有资质的机构合作，由后者管理其募得的善款善物。
这些改革，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在捐赠时的选择权。谁的信息公开最到位，谁的管理费用最低，谁的品牌传播最好，我们选谁。
这一方面意味着各家公益组织需要有更专业、主动的推广传播，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捐赠人需要提高信息素养，在必要时知道如何去了解相应的信息、如何向公益组织问责。
但是，把钱捐给这些慈善组织，再由他们甄别、核实，发放给需要帮助的人——钱到了，爱心就献到位了？
有一些救助项目，是这样。例如大病救助、助学，善款直接帮助他们支付医疗费用、学费。
但还有很多领域的救助，却更加复杂。例如，我们向贫困地区的孩子捐款，希望帮助他们接受更加优质的教育。孩子们需要好的老师，需要图书馆，需要革新的课程。直接把钱发放给孩子和家长，他们就能在贫困山区购买到这些更加优质的教育服务？
正因为答案是否定的，才会有两种基本的捐赠方式。
一种通过公益组织将钱发放给需要的人。
一种则将钱捐给那些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务的机构。支持那些为乡村提供教师培训、建立图书馆、推广阅读、推广课程改革的机构。
例如2017年刷屏的“小朋友的画”募款活动。以一元钱“购买”自闭症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画作的形式，帮助自闭症群体。有言论忿忿抨击，说这笔钱“一分也不会给到画作者”——这笔钱确实不会给到画作者，它们都会捐给WABC无障碍艺途工作室的“用艺术点评生命”项目，以免费为自闭症群体提供艺术潜能开发课程，帮助精神障碍的特殊人群融入社会。
当我们的捐赠就是想帮助某个特定的弱势群体时，不要轻易被类似的话所迷惑——“钱都被这些组织拿去了”“一分钱都给不到你要帮助的人”。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捐赠，确实不是为了支持这些机构而捐，是为了购买他们的服务，而让我们关注的群体受益。
这意味着，钱不是捐到这些机构就结束了，我们要关注这些机构的产出，关注他们服务的质量，要了解他们究竟给我们关心的社群带来了哪些具体的改变。这也要求接受捐赠的公益组织，必须从社群的利益出发，给社会公众更加公开、便捷的信息，反馈资金的使用效果。
而对于倡导、权利类的组织，捐赠自然就是捐给这些机构，支持他们的行政开销、人力成本——花钱让这些机构的人，为了你、你关切的社群或者公众的利益而发声呐喊。
这一类的捐赠，事实上也是对传统捐赠理念的挑战。人们总希望自己捐的钱能尽快有一个看得见的产出——而权利倡导类的行动，对社会理念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却可能缓慢又充满变数。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公益组织都很难通过公募众筹获得资金，而依赖于一些理念先进的非公募基金会和境外资金的支持。
在往年的99公益日上，其实也呈现出此番趋势。获得捐赠最多的，还是大病救助类的项目；教育类项目，也是募捐的主流重头。在环保类项目中，直接以种树、给动物提供直接救助服务为产出的项目，基本都能筹满，而带有政府监督、倡导意味的项目，则相对较难获得人们的捐赠。
三、做负责任的捐赠人
说了这么多，我们到底怎样在99公益日中，成为更负责任的捐赠人？
——询问自己，最关切的社会问题究竟是什么？现代公益并不是简单的直接向穷困之人发放善款。捐款的同时我们需要思考，怎样才能有效解决你所关切的社会问题，并有意识的寻找那些为解决你所关切的问题而踏实行动的项目——对于有些议题，支持专业组织进行政策倡导、改变立法，可能会更加切实有效；
——不仅关注救助的个案，更加积极地关注社会问题背后的公共政策；
——有意识地主动了解公益组织的背景，你可以在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相关机构的网站、腾讯公益等网络捐赠平台上查阅机构信息，向那些信息最公开、管理费用最低、品牌传播最好的机构捐赠；
——关注公益组织的产出，要求阶段性的反馈（你也可以在募款平台、公益机构的网站、公号、民政部门的公示网站上了查询年报、项目报告），并将你的意见积极传递给你所捐赠的机构，向它们问责——你的捐赠究竟能给你所关心的社群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为什么我们需要做一个负责任的捐赠人？不就是捐100块钱吗？要费那么大的事吗？（要这么麻烦我就不捐了……）
这很重要。
只有通过负责任的捐赠，我们才能更好的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社会的力量，以更好的参与公共，监督政府。
也只有学会做一个负责任的捐赠人，才有可能学会做一个负责任的纳税人。
税收被视作强制性的转移支付，捐赠则是社会资源的转移支付。从学会做一个负责任的捐赠人开始，我们可以慢慢衍生出某些和纳税人相似的观念：我出的钱，要尊重我的意愿，要给我交待，要压缩行政成本，要把钱用到最需要用的地方上去。
这事实上，就是对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的培养。
99公益日的三天，或许真会成为我们最好的学习机遇——学习怎样成为一个有责任的捐赠人，怎样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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