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女性主义学术沙龙。无与伦比的第29届奥运会已圆满结束，昨晚残奥会又开幕了，整个北京沉浸在愉悦的氛围中。今天，中国女性主义学术沙龙请来了台湾中文大学五位著名的学者，他们将与大家分享享誉全球的学术成果！我们女性主义学术沙龙将近有五年历史了，在这五年中我们与北京大学风入松书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每一次沙龙学术活动都得到了他们鼎力支持，在此，对风入松书店表示感谢！也非常感谢专家、媒体和学者对沙龙活动一如既往地支持！出席今天沙龙的五位台湾专家分别是何春蕤女士、王苹女士和丁乃非女士、宁应斌先生、黄道明先生。除此外，还有国内众 多优秀的专家、媒体和学者，欢迎所有来宾和朋友，你们的支持是我们学术活动的动力。非常感谢大家！现在沙龙开始进入正题，请何春蕤教授介绍她强大的阵容及安排学术发言！
何春蕤：大家好！我先来介绍我们发言的主题。首先是“台湾”二字，我们几位在台湾女性主义领域扮演着十分重要角色，所以首先我们与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自己在台湾的一些经验。再看“性|别”，“性|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念，这个理念的涵义在我们的书中有详细的介绍。简单概括，我们几个看“性|别”绝对不只是看男女两性，我们希望能引见出比较宽广的眼界，而不仅仅是男女如何相处这样简单的问题。然后是“权力”，“权力”英文是 “power”,今天谈到的权力是我们在台湾看到的与性别不对等的关系。我们在扶持一些力量的生长，也在反对一些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性别权力在目前发展过程中有着很复杂的因素，我用“浮现”二字，是想截取它的一个动态表现，它呈现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活动。我们将从自身所关心参与的一些活动出发来谈论一些事情。宁应斌是哲研所的，他的思路和我们这些文学出生的人思路不太一样；我和丁乃非是文学系的；黄道明是媒体研究与文化研究出生的；这个团队的可贵之 处是团队成员用不同的方法来看在台湾发生的现象。王苹既是中央大学的老师又是台湾女性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角色，她曾担任一个十分重要的团体的执行长。我们的发言也先从王苹开始。
谢谢何老师，大家好！我想结合我个人的女性主义实践从历史的脉络来谈一些你们也许不太熟悉的历程。女性主义对我来说是一个 不断发展、行动的过程，它对我有着巨大的改变。我主要谈两点：简单地看台湾女性主义的发展；像我这样一直把女性主义运动当成自我不断扩展进程的人来谈一下它的内在差异。我想台湾女性主义绝不只有一个或者一种，而必然是很复杂的面相。在台湾，一般认为女性主义运动大概可推到刚刚卸任的副总统吕秀连那，那时她 们的集结可能是从读书会开始，台湾的政治体制在1987年处于戒严状态，所以不能自由组织活动。我本人也是在1987年开始与这些女性主义者有联系。 1987年，有一个针对女性被迫卖淫（雏妓）的游行活动。台北华西街有很多雏妓，人权团体、妇女团体、宗教团体等团体结合起来站在人权的立场上来反对女性被迫卖淫。看到那些口号，我觉得那些妓女很可怜，同时，大家带着崇高的理想走到一起，我很感动，也许这个时候，我心中的某些东西也开始启蒙了。我们走到警 察局前（雏妓是黑白两道共同挟持的），警察也在包庇卖淫活动。在抗议警察时，我们感觉自己为她们做了一些事情。1992年，我加入了一个妇女团体，在第一线发起一些运动，也参与其他工作。到目前为止，台湾已经出现了很多妇女团体。台湾妇女运动是有系列地展开的，它争取的是平权。不过这时的平权比较单一，它谈的是两性平权，包括工作权利，教育权利等。今天发给大家的资料上有一篇专谈台湾法律运动的文章，主要谈了其中的两块：民法诉讼的修正和两性平等工作法的 制定。下面再谈这个脉络下的差异，这些差异与我自身有关，在妇女运动过程中我自身遇到很多困惑，当时大量的工厂关闭，许多女工没有工作。女工失业这种现象妇女运动是否应该关切？答案其实是很明确的。可当我提出时，其他的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这不属妇女运动而应属工人运动，她们虽是女工，但涉及的是经济 问题，这让我很困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这跟何春蕤老师有关，1994年，台湾校园里出现了一些性骚扰事件，如权力者对于没有权力的性伤害，很多院校因此成立了女性研究社，它在当时很有影响力。我们当时联合一些女学生和一些很有行动力的老师一起申请了一个游行，目的是要让社会知道被压制的性骚扰事件。我们 把这次游行称为“反性骚扰大游行！”为使队伍壮大，我们到很多地方进行推导，并举行了20多次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反的是暴力本身，而不是性。游行是需要口号的，这样的游行才有号召力。于是就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何春蕤事件”，何老师带着大家喊着由她修改后的口号：“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你再性骚扰，我就动剪刀！”当时，现场有很多媒体记者，第二天的报纸头版头条写“妇女运动——女人上大街高喊：‘我要性高潮！’”卫道士们觉得他们需要到街上洒“消毒水”，因为女人都喊成这样。面对这些压力，我觉得我们内部的检讨很奇怪，她们似乎失去了中心思想，她们简单地认为问题就出在何春蕤身上，认为她喊的口号故意陷害了她们的运动，而不反思是卫道士夺走了女性的自主权，也不认为是媒体不报道我们真正的索求而为提高收视率故意捣乱写出这种反动口号。内部总检讨就检讨到了何老师个人身上。这让我觉得很困惑，也是从这时开始，我觉得我与他们开始格格不入。1996年，我们内部出了一个杂志，做了一个女同性恋专题，邀请了一些学者与女同性恋者对话，一些资深女性主义者对这个意见很大，觉得这种事情没必要这么清楚地讲出来。1997年，台湾出现了一个 对妇女运动来说更大的事件，之前，台湾公娼一直是政府发牌的性工作者，而当时台湾政府要把这废除，公娼觉得她们的工作权利被剥夺，很多人出来抗议，它在台湾女性主义运动中很重要，因为它带动了整个台湾女性主义运动实践与思考的结合。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声援她们，也正因这事件，我与她们又不和了，有政治 原因也有对性工作不同的理解。当时，爆发了很大争议：到底性工作算不算工作？女人做性工作是不是对女人的剥削？换句话说性作为一种工作它本身是否应该存在。这事件促使了我和我所在团体的最大分歧，我被开除有点将计就计的味道。在参与女性主义运动整个过程中，作为一个组织者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当然在 学习过程中我也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我们是否都知道该跟着群众学习来不断地自我提高？否则，就会出现很多奇怪现象。我说几个事例，我们希望在修改法律时把女同志的需求放进去，于是，我们办了一个大型讨论会，邀请了很多相关方面的律师，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女同志，台上的那位著名的女律师很天真地说：“女同志要 争取与民法相关的权利应该由她们自己来争取，如果她们不出来说出她们的需求，那我们怎么做？”她在发言中竟然说看不到女同志。另外一个学者回应说：“我们 搞运动真的很累，作为一个学者我写报告都来不及，还要我讲课，有感觉的我就去，没感觉的我就不去，我宁愿在家睡觉，为什么要浪费时间？还有被质疑的公娼运动，公娼真的知道她们自己的需求吗？‘我们的身体我决定！’这真是她们自己说的吗？我才不相信。这些没有知识背景的娼妓能说出这样的话一定是别人教的，绝对不是自己说出来的。”这些事情使我思考，我被那个妇女团体开除后，我就和在座的几位成立了现在的妇女团体，我们来从事我们真正所关心的性别运动。台湾的性别讨论从过去很单一的男女两性慢慢发展到“同志”议题，到现在的跨性别议题，它有着很漫长的过程，大家可看到台湾法律也在做修正，2002年，台湾通过 了《两性工作平等法》，2007年，改名为《性别工作平等法》，这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内涵。我觉得有几点是妇女运动不能忘记的，一个是阶级的面相，还有一个多元性别的面向。我大概讲这些，谢谢！
丁乃非：大家好！我讲的题目是“家庭与婚姻的女性主义政治”。这其中又有一个较明确的主题：想像照位的女性化以及这种女性化被发挥的一种性的压迫。台湾女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知识和运动的双重危机，这种危机对我的冲击很大，我当时主要是通过读书来面对这种危机。在读研时，我做过关于《金瓶梅》的研究，写了有关潘金莲的文章。当时有人就质问我：“对潘金莲性的主体性研究对台湾的妇女运动有何意义？”当时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许多人带着欲望来阅读它，当时，我的阅读方法是一种基本的女性主义认同，将潘金莲列入只有性别，也只有两个性别的框架下。虽然她在文本里深处名没，我们却可以 以一种普遍的横跨时间和空间的方式来理解和分解她。我阅读她时就好像阅读某种普遍的女人，这种方法不仅假定了我和她的跨时空的同一生理性别，还假定了她所在那个时代一夫一妻多妾的家族感情，这是我过了差不多四百多年对它的简单理解。后来，我才明白她的轨迹：由婢女转妾，永远没有变为正妻。1997年的公娼运动，我有机会与公娼面对面走上街头，我这才发现自己虽然研究潘金莲很久，对她其实是不理解、架空的，我在女性主义理论里来找寻理解她的源头，其实要在台湾有效地理解“淫妇”的社会位置，并且让这份理解回应到台湾的女性主义运动是不容易的。我这才真正明白公娼运动在台湾妇女运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我那时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到了20世纪末期，全球化女性主义的一个方面居然是废除娼妓运动。而不去质问家庭和婚姻作为一种制度本身。家庭婚姻制度为什么旁落了？如果回到早期十九世纪工业化巅峰时期，在英国恩格斯说过，当时的专偶婚姻，也就是一夫一妻制是怎样确保中产上层的财产属长子独享而不外流。以至于荷兰精英 阶层到了20世纪初期甚至于中叶仍然是长子巩固家庭财产，有婚姻的压力和必要。而且，其他的儿子可以不用结婚的。恩格斯以为专偶的一夫一妻制不仅可以巩固父权，而且还与娼妓制度是连带的。娼妓制度只不过是专偶制度的体制外延伸，婚姻制度而非体制外的个别性买卖才是交易女性的大宗。美国激进女权主义者大部分 都沿袭了这样的说法，如果反对交易性，而按这个逻辑应该先去想象如何废除专偶婚姻制度，恩格斯还以为，19世纪的浪漫爱遮蔽了专偶婚姻的独揽社会价值、法 律保证和经济好处。美化也合理化了多数专偶婚姻。相对于浪漫爱，恩格斯向往着解放个人的自由性爱。他所谓只有自由性爱才有可能算是谈情说爱。他想象这发生在边缘、低层的主体之间。这个说法的前半部分如果当成是理论而非历史的命题，曾经是六七十年代那些女性主义者的基本共识，也就是少数持续到80年代还质疑 婚姻制度的女性主义者的看法，这个在美国、英国和法国都有。到了八九十年代则是只谈废除性工作和娼妓运动，而不去质疑婚姻。爱情和婚姻家庭同时成为现代个人最终的一种依归和最高的价值。评价是否够现代的标准就是看你的恋爱和你的性是否够自主、平等而且高尚。也就是说，年龄不能差距太大。与此同时，任何方式 的性交易或是商业性服务，很容易被打入不够现代的范畴，成为需要被拯救和改造的对象。台湾七十年代的女性小说文本提供了向往这种现代婚姻的导向和相对的女性主义主旨。这些小说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刻参与缔造了一种新的都会女性想象。这种想象环绕着家庭中的两性关系的再造，也关系到家庭外的女性公共关系外的先 例，现代都会女性形象的想象却是妻妾制度的阴魂不散。在这些女性形象中，她们的心理将那些单身女性，即那些有好的工作和身段，经历男人无数，拥有荡妇条件的单身女性视为自己在家庭婚姻中生存的危害力量。以至于当最后她自认为深陷于一个第三者婚姻，她会走上绝路。在小说中也反映出女性形象有这样的想象其实是 有她的遗传性的。这种遗传性体现在这些女主角的母亲都有这样的不幸遭遇和体验。这种母亲的不安全感变成了女儿的一种记忆，而让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不能再走入如此不堪和苦境则成为女儿们这一女性形象群体的情感期盼。这里对于想象的第三者，也就是妾室的位置，已经不是一种制度，也不是一种封建的过去，因为，听起 来像对“妾室”的一种修辞、价值和差异，对待和歧视仍然活跃于我们的社会。也就是说在一个不在有“妾室制度”的地方和时空，却在小说的想象里头处处都是， 女性自己最害怕的不是自己莫名其妙地陷入妾室困境无力自拔，就是自己被称作“妾室”的女人所威胁和取代，成为弃妇。这种对“妾室”的想象再小说中到底是起 什么样的作用，尤其是在这种主体与社会之间。这需要进一步来问。八十年代的台湾历史的物质条件足以让这些小说里的女主角不再是永远等待的妾室和永远等不到的弃妇。但是这种想象所造就的一种语言的性的主体却在感情结构上起了重大作用，做了重要抉择。那就是这些女性甚至妾室想象的一种恐惧而和“妾室体制”相联 的女性和女性的性及性愉悦。也就是在小说里她们会认为是一种荡妇的性。这种性会让渡给有性经验的男人。也就是说在小说里女性是不可能由性经验的，有性经验的一定不是荡妇就是男人，而男人一定会去找荡妇。曾经有一部小说《给前夫写的一封信》里讲到她与第三者的唯一不同就是她经历了无数的男人，而我只有你一 个。“我只有你一个”就变成一种现代的性的女性感知和女性感情状态的典范。其他的就变成落后的，应该废除的。或者是超前的淫乱的。妾室想象引发的这种恐惧是七八十年代的台湾结合了女性主义的一种风起云涌，成为一种大众的女性主义观点。
何春蕤：今天我开始讲的就是从我自身的一些觉悟讲起。讲我的三个女性主义觉悟。我和女性主义的遭遇是一个很正常发展的过程。我从 小就是一个很好动的人，而且在家里排行老二。在老二位置的人通常能够知道自身有多么的不平等。那些正当的、主流位置的人是从来不会觉得不平等的，我从下就知道自己的地位和别人的差别。我在小的时候和我哥哥的零用钱不一样，在问到我妈妈时，妈妈告诉我的是，你哥哥要交女朋友要花钱。但是我说道我也要交男朋友 阿，可是妈妈却说你交男朋友应该是他花钱啊。这种经验很清楚就让我知道我是哪个“被花”的人。老二位置的女生很容易就会看到性别之间的差距。这是中国传统 意义上的重男轻女。然而当你在学术上遇到女性主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突然很有力量。重男轻女不是一个天经地义的真理，生活中也不是只有一个才会有这种遭遇。发现到这是一个体制。所以在知识分子的位置上遇到女性主义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就有了一种力量。我遇到女性主义是在教室中，听到美国一些老师和同学的声 音之后让我觉得我会很怕，因为这个声音在教室里是很大，但是重男轻女的现象在社会上就会很普遍。而且在教室中大家都在高声地批判男人怎样，很少批判女人。这个社会如果照他们所说是两性的互动的社会，那么造成男性嚣张的就不只是男性的责任。所以我在这种教室就很不安，因为只会把指头指向另一种性别而不去进行 自身反省是不对的。但只说靠男性来改变自己和改变世界是很渺茫的。我在写相关文章的时候多在写女人，写她们的肢体、生理、感觉和她们说话的方式。知识分子在对这一理念的理解上是拥抱女性主义的。这种理解的态度有时是书本的。在概念上大家对女性主义能够知道有什么说法，但是在书本和学术之外是有一个现实世界 的。而在现实社会的行走当中，我有时会觉得很幸运。因为我认识了一些人，一些不一样的人。这也使我有了一些女性主义的觉悟。首先是王苹刚才在讲故事时说到的1994年的一些事情。1994年3月8日，我们为大学里面的女生办了一个讲座。因为在大学里面教书，这个讲座又是开给大学生的，我知道她们都有着活跃的性生活。我就讲了女“性”解放。告诉她们如果要在这个过程中担任主角的话，就要练好“功夫”，首先就是要锻炼身体，第二吸收各种性方面资料，想象力丰 富，第三要学会协商。我提议要打破处女情结。意思是要打破处女心态。例如我不要被别人摸到，我不要被别人看到，我不要知道自己的身体，我不应该想性事，身体献给他就要嫁给他的这些心态等等。有趣的是，在那天的演讲上，我感到600多现场女生的澎湃的情绪。她们经常会大笑和鼓掌。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场地里讲到“性”这个禁忌的话题，600多女生大笑，鼓掌，很是兴奋。我第一次认识到当一个人被正确的引导和情欲有关的认识时是多么的激动。另一件事就是“反 性骚扰大游行”运动。当时的口号是“反性骚扰”，四个字很不好念，也没有号召力。认为应该要突出主体性。有人提议改为“要性经验”，但是性经验这个词太中 性，其中也包括了不好的性经验，所以最后定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我并不认为反性骚扰反的就是男人，也不认为反的就是那几个有罪的男人。我认为我 们需要的是思考，思考为什么性骚扰会在这个社会里存在。那便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对于情欲互动的不开放。这个社会要对情欲的互动更开阔。在我们说“不要”的时 候，我们必须以“我要”什么来作为基础，表现出一种力量。这使我产生的觉悟是，女性主义论述中不存在对于愉悦的真正理解和处理愉悦的力量而去对付危险、骚扰。如果不知道我要什么，那么再说“不”的时候也是没有力量的。为什么我们这么习于觉得性是危险的，是负面的，没有任何正面的力量。这是我这些年所努力的，让性有它的正面，而从这个正面去了解它的复杂面向。这种觉悟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传统中的性就是指夫妻两人的事， 对更多的性的方面视若无睹，使得很多人，尤其是女性无力抗拒。所以人们看不到也看不懂跨性别等所产生的生存策略。后来的觉悟是我以为女性主义是对性别的专门处理。但是后来我发现女性主义对性别所知并不十分全面，甚至甚少。我们在台湾的一些社会活动中经常听到的是“两性平权”说法，这其中的深刻含义首先就是 两性，即男性和女性。当你在两性的框架里面谈性别和做事情的时候，最后都回到了一个疑问，就是男女两性应该怎样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很少有人会反思如果只有两性的话，这两性的“性”是怎样养成的。如果大家更了解两性就会反思两性的框架是如何形成的。“两性平权”提到的就是有关权利问题了。但是人生当中 有很多事情，并不是这些权利就可以简单处理的。因为我们有欲望、有想象、有怨气，这些都不是能在公共政策中就能完全解决的，更不能在“性”这个层面解决问 题。当我们在一些给女性赋权的运动后，在教养孩子的时候还只是说让男孩子学会哭泣，让他们学会做家事，在学校里面男孩子要尊重女孩子，女孩子要尊重自己的这个层面，那么我们努力就白费了。力量在哪里？成长在哪里？改变在哪里？这一切都是还停留在自保阶段。我认为系统地反思这个社会的性别养成是个很重要的课 题。在我们拼命怀疑第三者，妻妾制度的时候，我们似乎不在怀疑婚姻制度本身的局限，它不仅束缚了女性，也束缚了男性。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丢掉了对婚姻制度本身的反省。当我们碰到一些跨性别的朋友时，我产生了第二个觉悟，我开始了解到女性主义对跨性别的无知。因为这个世界的人是没有办法被完全放到那个性 别的框架里去的。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我说，头发的长短似乎是性别的基础。在与众多跨性别朋友接触过程中，了解到了很多人生故事，原来我们的身边是有着多样性的，我看到了两性框架的人造性，也看到了它的狭隘性，更看到了这个框架会造成别人人生的痛苦。我很希望跨性别这个议题可以在大陆的性别研究圈子里开始。我 的第三个觉悟是，在2001年以后我深刻地感觉到，网络的言论不是个自由的世界，更不是一个匿名的世界。因为我们所发表的言论会成为司法所追捕的对象。自居母性的女性主义已经取代了男权和父权成为了一个新的道德法则。它用保护儿少的名来限说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这个过程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么多年打 开性的空间，让大家有更宽旷的眼界，却被我们熟悉的女性主义语言所打败，舍去了互动式的辩论转而形成一种法律的管制。当女性主义以母性自居，呈现“一边走 ”的趋势时，这种状态是十分可怕的。这个时候我们除了女性主义之外还需要更多的理论，更多的学习，因为这个现实的社会是丰富和多元的。复杂的社会现象的出现使得我们掌握更多的工具、认知和社会参与。这也是我们在四处交流的目标和对象。在女性主义道路上走了这么多年，这些都是我所产生的觉悟。谢谢大家。
黄道明：大家好，我的发言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在90年代的历史脉络里面的学术和社会运动给我研究所带来的深刻启发。第二部分我将回顾历史就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谈谈战后台湾对性的规训及对男同性恋次文化的管制。最后一部分我将提及我最近研究的部分，也就是对当下台湾主流女性 主义所建立的新的性道德秩序提出一些观察与反思。我将通过这三个部分来说明台湾公权力和性部署之间的关系。概括起来说公权力是上层对下层的规训，例如对不同人口的统治管理。这些作用自然有其深刻的性别内涵，所以这里的“公”不代表着传统。女性主义在进入了性别主流之后行使的权利也在其中。而我今天所要揭示的是性是如何通过公权力步入规范管制的地步。我大学求学的时期是台湾社会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而当时文化研究、性别研究、同性研究也在台湾生根萌芽，当时 对性别议题感兴趣的大学生很多，整个台湾的风气是很令人振奋的。我当了何老师两年的学生，也跟王苹她们一起活动过，所以我的年少时期的活动十分精彩。我在英国念博士，但是这个过程中一直受到中央性别研究室的滋养和呵护，无论是性别研究室舒服的环境，还是当时研究室举行的“自信研讨会”，都给年轻一代的学者 宽阔的平台和空间，我也很荣幸在去年加入了性别研究这个团队。除此之外，我想提两个对我有重大影响的时刻。一是1992年台湾“金马奖”首度退出“酷儿电 影”的专题，引借了当时西方兴起的酷儿美学、性别美学与政治，也把“酷儿”翻译成了后来大家所熟悉的“同志”。对我而言，这个影展最让我难忘的是让我看到 了艾滋病的政治影响，90年代欧美的酷儿运动兴起与艾滋病政治化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当我看到人们以死亡行动来抗议美国政府草菅艾滋病患者的影像时，冲击是至今难忘的。二是1997年的“公娼”运动。我要提的是这一事件对我当时进行的博士研究的重大影响。我当时研究的是以白先勇的《孽子》为文本依托，来分析 台湾同性恋文化和政治，当然我注意到七十、八十年代的大众媒体对台湾俗称“玻璃圈”的成见一直和色情交易脱不了钩，但是如果没有“公娼”运动我看不见文学 领域和报纸媒体的再现这些不同场域间的关联。我发现，纵然我和他们的生命轨迹不一样，我仍然能强烈的感受到社会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性污名。作为不同的性边缘主体，他们让我看到我们都在抗拒巨大的污名和压力。这让我想去探究女性主义在性/别场域上和国家政府有什么“公构公谋”的关系。这让我的博士论文变得清 晰，我要追问的是，到底《孽子》这部小说中的同性恋有什么特殊性？为什么绝大部分关于《孽子》的美学批评都对小说中男妓主体视而不见？如果当时兴起的同志运动将《孽子》这本书作为台湾同性恋书写的历史而因此将这本小说政治化，那么在一个反娼的主流性别环境中去除同志卖淫的政治意味是什么？我所关注的是公权 力如何管理伴随台湾极度压缩现代化和快速工业化过程中所兴起的庞大性产业？并深入性的经济政治体制的转变蕴含的文化政治。特别的是，我解释了公权力如何依附民国时期所颁布的法，它以儒家道统，通过政策对个人的规训，造就了所谓的善良风俗意识形态，同时也生产了性别化的正规国民主体。我的研究显示了在善良风 俗的性规范的运作之下，所谓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包括跨性别、同性恋以及未婚女性，都被公权力以娼妓嫌疑犯加以管制。依据这个历史研究，我发现在《孽子》这个文本里还再现了一个跟卖淫相连、进化的羞耻感。而台湾当时同志所讨论的“现身”等都是置换掉了《孽子》的羞耻感。我现阶段的研究一直在用我的“战友”们 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对卖淫羞耻感的理解，看他们如何建立了一个跟国民党所营造的性环境既有联系又有异于它的性道德秩序，进一步显示了主流妇运的独立运作，探究在这个全球化的环境里面，有怎样的阶级、种族、性别的印记。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佛洛依德的理论是如何被套用在妇运之中，家庭主妇如何被赋予一个正常心灵动 能，而令人深思的是，这种女性运动的主体是“良家妇女”，以此来教育“酷儿”等。但是，我却紧紧抓住负面形象，逆势操作，来挑战主流女性主义所追求的“大善”，去质疑由上到下的同志想象。主流妇运近几年来一直动员台湾社会和公权力结合，推动性的立法，进一步通过对性工作、性交易的禁止，来教育人们成为“正 常人”，“性的污名”和羞耻感也正通过这些法律一再被强化。另一方面，女性主义所提倡的所谓自由主义式的情欲制度或身体制度，正是通过对性交易的持续“污 名化”支撑起来的。而今天，在台湾的男女老少都被要求成为“良家妇女”的环境之下，挑战这套新的女性主义道德秩序，就变成了“性权运动”最重要的任务。谢 谢
宁应斌：我想今天很多人可能是冲着“女性主义”四个字来的，但是听了之后觉得这些人好像在挑战女性主义。其实应该说是在反思女性主义。性/别在英文里也有对应的用法“sexology/gender”，但是性别与性又确实有些差异。妇女运动第一拨发生在西方19世纪末期，跟工业化 等因素都有关系。恩格斯看起来是那个时代的女性主义运动先驱，影响了社会主义的一些进步的运动，所以今天中国大陆的一些对于女性的看法，其实是第一拨对于妇女的看法，比如说什么“妇女能顶半边天”等。第二拨妇女运动是在六七十年代，主要在西方的民权运动中兴起的，这个没有进入中国大陆。可是比较为人少知的是，在“性”方面也有运动，第一拨在妇女运动后不久，主要是世界性改革联盟，后来因为纳粹党兴起整体被消灭掉了，但这个活动也影响到中国，中国现在讲的性健康、性是美好的、性是科学的都与此相关，走在街上看到性保健，也是这个运动的残留。第二拨也是在西方的妇运之后，这个影响也没有进入中国大陆。在整个第 三世界来讲，有些地方的妇女还没有取得平等的地位，但它们对女性主义也是十分欢迎的。在有些地方，妇女运动已是社会的主流话语，但这并不表示在这个社会中男女已经平等。比较日本和韩国，台湾的妇运算比较成功。在中国大陆，第二拨妇运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的思想传播也开始流行了起来。我们今天在此反思女性 主义，意义究竟在哪里？我今天的题目是暂停女性主义，这个说法不是我的发明，因为自从女性主义第二拨兴起之后，到了90年代，其中的一些问题慢慢浮现出 来，就已经出现了很多对此的反省。西方的“后女性主义”或“反种族歧视女性主义者”，这些原本就跟主流的女性主义者不是那么对盘的，而我们台湾的女性主义是土生土长的，是在台湾的女性主义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我们会突然发现，原来西方的人也在搞这些东西。可见女性主义的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大陆迟早有一 天也会走到这一步，当你们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就会觉得好像几年前听台湾人讲过。现在女性主义或者说妇女运动在国际范围内已经进入了一个治理的层次，也有人叫做协同治理或是共治。大家知道统治就是中央政府在统治你，那么什么是共治呢？就是说统治中有一部分权力分出来了，分给民间的一些工人社会团体，通 过什么途径实现呢？比如说公家做不好一些项目，接触不到受众，它就分给某些团体去做。或者说成立一些咨询委员会，让这些人给他们出主意。还有更积极的就是询问一些民间的人进行立法。这样的情形普遍的发生在很多国家里，也许在中国大陆只是刚开始。有一位女性主义法学家有一本书的副标题我把它转译为暂停女性主 义，她就发现现在很多地方，女性主义的权力(power)已经进来了。大家知道性骚扰原始的立法是这样的，我是你上级，你是我下属，我们俩之间有个权力的 关系，我可能利用我的权势威胁你做些什么。可是你会发现性骚扰现在已经在改变，改变成我跟你权力上是平等的，甚至女性是男性的上司，但只要男性对女性开黄腔或搭个肩膀什么的就已经是性骚扰了，甚至语言上我说小姐你长的好漂亮啊，就已经是性骚扰了。这可是性骚扰，但是跟立法说我一说这样的话就是性骚扰了又不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牵涉到表意自由。暂停女性主义是个比较折中的方法，我们知道女性主义有些事是解决不了的。比如以跨性别为例，性别主要有三种，男、女、跨性别三种。在这三种里面，男女在压迫跨性别，女性只是性别体制里面的中间阶层，她对性别解放的愿望是不会够彻底的，因为她还是性别体制里面的受利阶级，所以女性主义在处理性别问题上本身就有她的局限性。女性主义也不太能处理SM的问题，SM就是你们所谓的性虐待，在台湾叫做愉虐，女性主义不太了解这个问题，她认为男的打女人这不就是暴力行为，应该禁止的吗？女性主义连减肥瘦身也没办法处理。女人为什么要减肥瘦身呢？因为男人喜欢瘦瘦的女人，男人控制媒体，媒体对女人洗脑，大家可以看我编的一本书叫《身体政治与媒体批判》，里面有一篇文章写了一篇“减肥瘦身标准错在什么地方”的文章。女性主义对很 多新兴科技都感到很害怕，比如说人工生殖的科技，女性主义在这些方面都站在一个比较保守的地位。事实上女性主义没有考虑到女性其实本身也有一种侵略的力量，男性有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受害者。所以现在就能看到西方有一些要同女性主义决裂，因此比较折中的讲法就是暂停女性主义，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女性主 义，但有些问题女性主义看不到也掌握不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稍微停一下，在范围之外看看有没有新的方法去理解解决问题。因为会有暂停女性主义的呼声。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荒林：我想大家今天是享受了一场学术的盛宴，五位学者的演讲把台湾女性主义的现状和历史都呈献在我们的面前，既谈到女性主义的价 值，也谈到女性主义的限制，还有女性主义将会面临的问题。我们这次沙龙还有国际前沿女性主义书展，既有台湾学者的书，也有我们大陆学者的书，大家可以请五位学者签名售书。另外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9月9号晚上七点到九点何春蕤一行会在湄江茶苑有个交流会，欢迎大家到来。谢谢大家。
附录：原研讨会公告
"中国女性主义学术文化沙龙"
主题：【台湾性／别权力的浮现】暨国际女性主义前沿学术图书展示
时间：2008年9月7日（周日）下午2：00－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