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两周年之际，灾区民生至为重要的两项——住房与就业，均传来利好消息。
5月，全国网络媒体“重返灾区看民生”集中采访团在四川都江堰灾区的集中安置点看到，新建安置房风格统一，基础设施建设颇为完备，环境优美堪比城郊的高档别墅区。据接待方称，预计到今年9月30日前，城镇重建住房将全面达到入住条件。
此前的3月，四川地震灾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工作会透露，今年四川地震灾区农村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达705万人，占灾区劳动力总数的64.1%，灾区转移输出比重和劳务收入比全省平均水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四川灾区群众已基本实现“户户有就业，人人有保障”。
我们相信政府的力量，我们从不怀疑灾区重建的光明。然而，除了能够从官媒中不断看到“形势喜人”的灾区样板以及“可信度极高”的各种统计数据外，我们还知道些什么？
灾区重建的方方面面，诸如住房重建中的公私利益纠葛、垮塌校舍重建的质量保证、失地受灾农民的出路、地震伤残人员的长期救济、地震孤儿、再生妈妈、灾区治安、灾区心理援助之尴尬、灾区对口援建之摩擦、灾区挂职干部、善款去向及重建项目资金使用公示、NGO组织进退无据等等问题，随着2008年5月12日的渐渐远去，相关报道尤其是有公信力的媒体独立报道而非官方邀请访问报道，正在与日递减。今天，若问我们对上述问题究竟知道些什么？可能绝大多数人只有“对此茫茫，百感交集”。
当然，中央政府对灾区重建项目的审计力度及透明度仍值得赞扬。汶川地震发生后，审计署组织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跟踪审计。截至今年4月，根据审计建议，有关单位共改善2500多个项目的建设和管理，改进200多个项目的工程质量，节约资金和挽回损失12个多亿，收回被挤占挪用或违规安排资金3亿多元，22人被追究法律责任。
透明度固然值得称许，但透明度下显出的一丝晦暗仍令人不安。在最新公布的跟踪审计通报中，彭州市白鹿小学教学楼成为焦点。其78个基础承台中，有34个轴线偏移超出国家规范要求，主体结构混凝土存在露筋、疏松和框架柱尺寸偏小等问题。我们应当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垮塌校舍质量问题沸腾一时，但2009年5月，四川方面公布的结论更像是天佑中华：在汶川地震中，没有发现主要因为建筑质量问题而倒塌的校舍。在地震中遇难的数千名孩子，至今仍未被公布名单也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千名孩子，在官方结论中乃是死于天灾，无涉人祸。围绕地震垮塌校舍质量问题而展开执著调查的一位成都公民，更因此身陷囹圄。
不过这一切似已激不起人们太多的关注。四川地震灾区正在成为“陌生人”。成为“陌生人”，首先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那么的多灾多难，马不停蹄地多灾多难，普通个体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始终关注两年前的一起灾难，哪怕是丧生近9万人的特大灾难。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曾说，如果中国出了场毁灭其国内一切的大地震，一个欧洲人听到消息后或会哀悼，但第二天就会恢复正常的生活与工作。作为同胞，我们不可能在汶川地震的第二天就对之漠不关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月，两月，一年，两年，当相关的新闻报道热潮渐渐消退，当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灾民日益遥远，我们是否还能一直保持对他们的关怀，而不将之视作“陌生人”呢？鲁迅曾说，“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这话在今天依旧有效。
其次是政府有意无意地将灾区变成“我的灾区，是我的灾区”，而不是像益达广告词那样耿直，“你的益达，是你的益达”。如一位NGO观察者所言，“政府在重建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决定性角色，灾区人民的感激之声四处可闻。地震发生之初，民间组织与志愿者的参与让惊恐无助的灾民感到温暖，分担了政府的压力。在转入重建之后，‘维稳’被提到核心议程，外来机构和人员被视为潜在不安定诱因之一。政府所试图拥有的绝对控制力，又令灾区的社会重建面临新的挑战。”NGO及志愿者在灾区常被有关方面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群，有业内人士甚至将2010年称作NGO在四川地震灾区的“退出元年”。一个做地震残疾孩子项目的NGO在去年拜访残联时，竟被告知：“残疾孩子的事情你们不用管了。”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的一份文件，被评为一至四级残疾的受伤在校青少年能够得到许多帮扶政策，其中包括2009年度的全年医疗费用。不过，该NGO人员发现，在地震中已经受伤、但没能评上残疾等级的青少年数量更多，有的是被评残标准的数量指标卡住，有的因为信息不畅错过了申报机会，还有一部分孩子或家长因种种原因不愿参加评残。后来，该NGO的主要资助对象就锁定了他们。
当然，除了政府的主观排斥之外，目前国内NGO客观上效率、能力较低，也是其在灾区进退无据的突出原因。汶川地震初期，西班牙的一个NGO，只用2-3个人就能组织提供当地15万灾民的日常用水，而一个拥有100多位志愿者的国内NGO，只服务2万人，仍乱作一团。一位业内人士对此评论说，“汶川地震加速了公益产品短缺时代的到来。”
最后，地震灾区民间一手信息发布的不畅通也是“灾区陌生化”的重要原因。目前，基于种种因素，去灾区独立采访的媒体相对较少，被邀请采访的媒体又常常只是 “观光式”采访，很少发布有价值信息。而处在政府救济之下的灾民，随着媒体关注度的降低、地方政府对外界媒体及民间组织主动访问的拒绝或不欢迎，其披露信息的渠道也日益减少。不止如此，随着“和谐令”的严格执行，灾民或许还缺少披露信息的动力与勇气，如今在网络上很难找到灾民自行发布的生存状况帖子，可为一证。然而，据CNNIC报告，截止2009年6月，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9565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13；据中国民政部报告，汶川地震累计受灾人数超过 4500万人。在灾区人口中，农村网民比例虽应远低于中国平均数，总数至少也有几十万人。为何我们却很难看到灾区的农村网民，以个体的、自发的行为，发帖披露自己的幸福生活呢？一个小事例也许能为此添个注脚。建筑师刘家琨为汶川地震罹难普通女孩胡慧姗建纪念馆，当时网络关注度极高，现在已经闭馆，就连孩子的母亲，以及刘家琨，都不太能进去。据说有关方面的理由是“影响不好，尤其是影响失去孩子的母亲们的情绪”。
契诃夫在形容一块土壤的肥沃时说：你把一根车辕种下去，来年春天就会长出一架马车来。马尔克斯借书中人之口夸耀一只做工精巧的鸟笼时说：甚至根本不必在里面放上鸟，只要在树上一挂，它自己就会叫起来。可是，在中国，即使这土壤并不肥沃，来年春天也会被宣告长出了一架马车；即使这鸟笼并不精巧，一旦挂在树上，它同样也会叫起来。那些被看见的灾区的祥和、欢乐，那些别墅洋房般的重建样板，会不会也是如此呢？
如果汶川地震只是再一次证明了中央集权体制的巨大优越性；如果我们从汶川地震中得到的经验，只是“多难兴邦”乃至“多难兴党”；如果我们从汶川地震中得到的教训，只是更得心应手地运用威权手段，提防“公民社会”；如果慈善救济的社会动员，仅是依靠意识形态的豪情煽动；如果灾后重建的社会组织，仅是诉诸全面控制的行政手段；如果灾区生活已被雕刻成工艺品摆放出售，影帝的微笑与黑板上的粉笔字一样不朽；那么不止现在的汶川地震灾区会变成“陌生人”，两年后的玉树地震灾区，同样可能如此。今天手举广告牌似的捐款牌的人们，甚至用不到两年，只要两月就会彻底将玉树遗忘，就像他们现在遗忘汶川一样。
汶川地震两周年，我们对灾区的一切知道得太少，却又忘却了太多。“没有反思的眼泪只是水”，但人们在泪迹风干之后，只能继续奔忙在各自的路上，深刻的集体反思，纵非天方夜谈，至少是奢谈。充斥我们躯内的，只是不无内疚的陌生感、苟延残喘的正义感，还有难以抑制的无力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