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农村环保是一块被“遗忘”的领域，也许称之为“刻意忽略”更为恰当。在资源（财政，物资，媒体）有限的大气候下，政府政策倾向于安抚能够发声，敢于发声的群体，他们可能是走上街头，带着口罩散步的业主群，也有可能是失手打死建刚总经理的工人们，但绝无可能是在地理以及心理位置都相隔权力中心甚为遥远的农民。
从农耕文明发轫之初，农民的形象一直是分散的个体，能够被权贵集团利用成为新王朝的先锋，随即又能轻易被利益所诱，各个击破。并非农民真的目光短浅，当你一年只能收成一次，并且轻易就因为一场灾害陷入颗粒无收的局面，除了坐等官府开仓赈济之外别无它法之时，任何一个人都会仅仅抓住眼前可见的利益，而忽略长远的利润最大化的可能。
基于这种“短视”，耕地和鱼塘渐次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物流基地的仓库、工业企业的厂房。我们通常愤愤不平于乡镇一级政权的强行征地，无补偿搬迁，但越来越多的农村，因为城镇扩大化的影响，逐渐接近本地区的经济中心，中小型的化工，家具，服装企业开始向农村搬迁以降低租金成本，村民们在自己的宅基地上修建粗制滥造的厂房以招徕这些小企业主，工厂和居家之地混杂一处。一当进入工期繁忙之际，村子里便弥漫着各式粉尘，满耳尽是机器开足马力的轰鸣之声。
村子里能够建起厂房的人逐渐富裕了起来，虽然开始听闻壮年人死于癌症，但人人抱有侥幸心理，再不堪，攒足了钱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居住，也就了却了一番心愿。最后，村子里剩余的，便是破坏殆尽的山水、空气，以及一群无力修建厂房赚钱的贫困户。这番景象，类似于美国进行财富积累的最初阶段，在适者生存的竞争环境下，穷人、女人、孩子和老人，为每一次社会事故买单。
一般而言，中产阶级是促发公民社会成长的主要力量。单单以收入计，中国缺乏美式的私营农场主，与基础农业相关的人群仍以小康作为生计目标。公民社会的驱动力既然分布在都市之中，整个中国似乎也就此划分为公民社会与农民社会。
农民社会缺乏资源注入，除了资本逐利性之外，政府亦设置了相当多的政策障碍，即使偶有投入，似乎也伴随着更多的榨取。例如兑现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包括土地、空气、水、廉价且不敢抗争的劳动力，以及永不会返回家乡参与建设的农村大学生。这个社会也无力要求补偿，它缺乏自己人成立的组织，并且和城里人相比，想要在合作社之外成立其它目的的团体更为困难，只能依靠城里的NGO调整一部分工作重心给予帮助。
我们已经有相当活跃的环保团体，但在农村开展社区环保工作的并不多见。NGO开展工作也有一个成果评估的过程，在媒体关注薄弱的农村开展工作，往往很难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估结果，而大部分环保团体都需要依靠影响力获得资金支持。因此，在政府忽略之外，农村环保也成了NGO有心无力的目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