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四川汶川8.0级特大地震，国内外NGO(非政府组织)显示出了和政府同样的反应速度。“近乎和军队同时到达”，是许多人在评价本次NGO行动时频繁提及的一句话。面对亟需赈济的群体，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就此我们专访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
《财经时报》：您如何评价NGO组织针对灾情的行动？
贾西津(以下简称“贾”)：相比过去而言，这是NGO组织反应最快的一次，甚至到达一线的速度和军队差不多。
《财经时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与本次地震的严重性有关？
贾：我认为这是有关的。与前几次突发事件相比，本次地震的灾情非常严重，这主要体现在地震灾害降临的速度和破坏力惊人。那么政府要调动大量的资源来抗震救灾。另外一方面，政府也意识到仅仅依靠自身力量来抗灾是不现实的。因此，在本次民间力量参与救灾时，政府并没有加以太多的限制，而是一直强调要求多方面力量参与救灾。所以，这次的多元力量参与是与地震灾情的突发性和严重性相关的。
《财经时报》：在抗震救灾的募捐中，很多人担心自己捐款的使用效率。有人把这种担心归结为公众的行善成本过高，您做何理解？
贾：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调查，是让公众选择最信任的参与慈善的途径，大部分人选的是“单位”。因为目前大多数人还是选择自己熟悉的组织来参与慈善，而不是选择在一个“民间社会”。而公众也会质疑类似半官方背景的一些基金会募集的资金是否能够得到妥善合理的应用。目前的一个案例就是某著名网络公司与一个半官方的基金会脱离合作。其原因就是由于该公司要求公开募集资金的使用记录，而基金会却不同意这样的做法。
做公益和慈善本身就必须要公开募集资金的使用记录，这必须是透明的。否则就不符合做慈善和公益的性质。那么由于这种情况的发生，公众只能在现有的其他途径中进行选择，而剩余的途径又比较少。但是选择单位这种途径并不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公众不知道自己的钱给了单位以后，到底用在何时何地，而且从募集一直到使用，这个链条是很长的。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或者机制出现问题，后果都是比较严重的。
《财经时报》：目前，我们国家一共收到的捐款已经达到100多亿元。那么这个数字与我国的13亿人口和去年9万亿元的税收是相互匹配的吗？
贾：我更倾向于看另外的一个比例，就是财政资金的比例和民间的捐款。比如一开始的时候，中央财政拨款数额还是较小的，后来就和民间的捐款持平了。再到后来，民间捐款又超过了财政的拨款。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地和外国相比。我们不可能在一个事件中就动员更多的资源。但我还是认为这次救灾中民间的资源还是得到了很大的调动。
贾：我认为通过这次地震灾害中NGO的出色表现，以及和政府的配合，在观念上是比较有帮助的。首先，这次突发事件本身使NGO自己有了一个学习的过程；其次让更多的公民认识到我们还有一个民间社会；再次，在救灾过程中，会有更多的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接触到NGO，使得二者得以相互了解和认知。
《财经时报》：除了深入一线紧急救助，NGO在灾后重建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贾：如果把救灾分为现场救援、现场安置以及灾后重建三个阶段的话，那么第三个过程所消耗的时间是最长的，短则3到5年，长则十几年，甚至更长。NGO在救灾的过程中除了反应迅速等特点，还可以深入到政府无法触及的方面进行救援，给政府提供较为完善的补充力量，但我认为NGO更大的发挥空间在于在灾后重建。毕竟在一线救援，政府可以调动军队动用飞机等，这不是NGO能动用的资源。但是在即将到来的重建工作中，则会发生大量的个案需求和细节照顾，这时政府的措施是偏重全局，而实施个体救助反而是NGO的强项。这需要NGO自己的参与认知以及专业能力。
《财经时报》：政府如何让民间组织有序地参与灾后重建？
贾：政府的关键在于决策本身，在这种大的重建中，政府应该提供一部分资金，以购买民间组织或是企业公共服务的方式进行。而政府需要提供的只是制度条件、资源条件，以及基本问题的协调。这既减少了政府的重建成本，又能提高NGO的作用并为其提供一些经验上的积累。
《财经时报》：我国能借鉴国外NGO的哪些经验？
贾：我国NGO发展整体来看是比较分散的，因为要实现一个发达的公民社会，必然要有NGO的代言组织和支持组织。在我国的宏观环境下，独立的评估机构和独立的公益法律支持机构等，是完全可以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