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的赵中长发盖额，眼神疲惫，说话谨慎，生怕自己的意思被对方误解。作为甘肃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绿驼铃”(GreenCamelBell)的创始人之一，他所扮演的角色让他不得不小心谨慎。
这是有前车之鉴的。两年前，“绿驼铃”的一位工作人员的话被一家媒体曲解报道，导致当地一个县级政府给“绿驼铃”很大压力，最终这位工作人员不得不离开。“我们太脆弱，需要直面的事情太多，稍有不慎，就会失去阵地！”赵中说。
5年前，赵中大学毕业后，从家乡安徽来到中科院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同年，在一所大学的一间教室，他和几个环保的志同道合者成立了“绿驼铃”。去年10月，“绿驼铃”在甘肃省民间组织管理局登记注册，完成了一个从志愿者组织向社团法人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赵中也辞去了中科院的工作，成为“绿驼铃”的专职领导人。
“绿驼铃”的宗旨是致力于西部环境保护事业。在中国西部，环境恶化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问题。全国有一半的生态脆弱县和60%左右的贫困县在西部，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77%，而且草原正严重退化，森林覆盖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每年因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500亿元，占当地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3%。
但是赵中现在面临的问题和西部的环境一样糟糕。他要处理的关系听起来就令人头疼：他既要和媒体搞好关系，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要向投资方争取越来越紧张的项目资金；他要和政府部门搞好关系，让他们来配合或者支持项目的进展；他要和志愿者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合作；更重要的是要和西北日益恶化的生态作抗争。而实际上，在面对这些难题的时候，他甚至没有一个稳定的核心团队来保证一切正常运转。
3月中旬，“绿驼铃”又走了一个人，离开的小伙子具有和赵中他们一样的理想，却难以忍受常年的低收入――20多岁的年龄、1000多元的工资、难以稳定的工作，让很多人望而却步。“这段时间里，已经走了十四五个专职的工作人员。最短的工作了1天，大多数也仅能坚持三五个月。”赵中说。
有时候，这个团队多达数十人，有时候，却只有他一个光杆司令。
大学生之死
3月底，赵中从甘肃会宁县连夜赶回兰州。这些天，他正在会宁帮当地的农民申请一个沼气池项目，此项目在“绿驼铃”的帮助下刚刚通过环评；同样，他的另外一个改善当地土地盐碱化、提高农民收入的种植葵花子项目刚刚起步。
他回兰州的原因要在第二天早上9点法院开庭前，和状告他的那一方见一面。
这个官司已经打了两年。
两年前，“绿驼铃”号召全国大学生环保组织大学生利用暑假到甘南玛曲进行湿地考察。其中一个队员下河游泳，无力游回，另一位学生在救助过程中溺水身亡。当时的“绿驼铃”还没有正式注册，溺水学生的家人将赵中个人告上了法庭。
事后处理持续至今。“基本上已经达成协议，就剩下最后的一点事情了。”赵中说。
这突如其来的事故无疑给赵中和“绿驼铃”一次难以言表的打击，“曾一度让我们迷茫和失去信心，我们想到过放弃。”他说。随后发生的事情更让赵中心寒。事故发生后，大多数学生志愿者自发离开，并且有3000元的活动经费随之不翼而飞。
这家民间环保组织在成立之初，采取的模式就是与大学生志愿者合作。当时“绿驼铃”的成员，除赵中和几个发起者外，主要是兰州各高校的学生，甘肃各大学的学生社团也以整体的身份加入“绿驼铃”。
在2005年的工作总结中，“绿驼铃”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作为甘肃地区惟一的民间环保组织，她以甘肃地区高校已有的环保类组织为有生力量。
赵中在这一年的总结报告中写到：在办公室不大的空间里，来自各个学校和单位的环保青年们聚集在一起，激烈地讨论着身边的环境问题，分享着从事环保工作的个人心得……
大学生溺水死亡事件之后，“绿驼铃”和大学生之间的合作逐渐减少。自2007年5月起，“绿驼铃”定期组织志愿者们徒步考察了黄河南岸沿线。志愿者范围扩大，有老师、学生、民间组织人士，也有工人、技术员等，年龄最大的68岁，最小的不过8岁。
尽管如此，这家民间环保组织还是没有找到除了和大学生合作之外的更加成熟的发展途径。他们选择在巩固和大学生志愿者交流的基础上，发掘新的路径。
“于是，很多学生社团骂我变质了。但是我想从一个为大学生服务的组织变成一个有一定独立性的社会团体，是一个合理的过程。”赵中说，“绿驼铃”工作的重点不再限于带领大家到黄河边上捡垃圾。
在不解和官司缠身中，赵中辞去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听说最近原单位涨了不少的工资，这让他多少有点不舒服。“早点涨，我也可以多拿点。”他开玩笑地说。
2007年10月，“绿驼铃”在甘肃省民间组织管理局登记注册，业务主管单位为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业务范围是开展绿色论坛和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组织环境保护方面的培训、研讨、交流和咨询活动。
“绿驼铃”自此开始和农民、政府官员大量接触。“我们想做一些项目，来树立‘绿驼铃’的品牌。”赵中说
但是与政府关系的处理，并不比处理其他关系来得轻松。
绿灯和红灯
“绿驼铃”成立之初，和政府部门有过两次直接的接触。
2006年5月29日下午，兰州石化公司已经停产检修的有机厂苯胺装置废酸单元发生火灾。从事发当天晚上起，兰州及兰州下游城市许多居民收到黄河水质污染的消息，开始蓄水。市民对事件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恐慌的局面。
5月30日中午，“绿驼铃”就此事件召开了紧急策划会议。经过讨论，首先将此次事件定义为突发性环境公共危机。预计开展的工作包括：同政府权威部门和相关单位联系，收集第一手资料和信息，并在网站、大学校园和社区中进行宣传，让民众了解事实真相，减少谣言带来的恐慌；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收集公众的态度和意见并反映给政府部门，让公众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进行公众参与；畅通信息传送渠道，保障下游公众对此次事件的知情权；建立民间环保类NGO应对突发环境事件长效反应机制。
实际操作中，“绿驼铃”在向政府和企业寻求资料和参与机会时遭到拒绝。他们又希望甘肃省环保局、甘肃省环境监测站等部门提供事故发生后黄河水质监测数据等资料，并进入事故现场观看企业采取的围堰、封堵排污口措施，但均没有实现。
第二件事是保留兰州电车行动。2006年10月，“绿驼铃”同兰州门户网站兰州信息港共同开展了 “您对兰州取消部分无轨电车线路的看法”在线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共有874人次参与了调查，其中66%的调查人群(460人次)明确支持发展电车，仅17%的人表示反对电车。
“绿驼铃”向相关部门连续提交了4次关于保留并发展兰州无轨电车的倡议书。但政府仍然宣布，今年5月底无轨电车将退出公交舞台。
和政府的关系，是“绿驼铃”最为谨慎的。他们要依靠各级政府部门来为自己的项目开路放行，并且获得尽可能的支持。“这直接关系到“绿驼铃”的生死。”赵中说。
研究甘肃NGO的博士生胡志说：双方的这种合作不是建立在一种较为平等的关系和基础之上的。
一些NG0组织的负责人也认为，政府往往是“绿灯少，红灯多”。相应的业务主管单位多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对民间组织“批评的多，支持的少”。
一家NGO组织的秘书长承认：“民间组织需要政府的关爱，政策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
“我们‘绿驼铃’和县级政府的关系大体是，如果资金是我们掏，那么他们的配合也会很好。和省一级，那当然是我们求他们办事了。”赵中说。
血液循环
资金问题是“绿驼铃”发展的另一座“大山”。
完全依靠国外资金的资助，让赵中多少有些担忧，害怕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他现在最想通过有限的国外资金，在当地“造血”，以便将“绿驼铃”的环保事业继续下去。
2004年12月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GGF)共资助“绿驼铃”3100美元，用于组织的架构建设。2006年3月，在GGF的资助下，“绿驼铃”拥有了长期的固定办公室。
同年在获得美国纽约绿地图总部授权绘制兰州第一份绿地图以后，“绿驼铃”又绘制出一份新的兰州黄河绿地图。
2006年7月，在“甘肃水环境项目”(为期两年)的支持下，“绿驼铃”拥有了全职工作人员。
“我们的绝大部分资金来自境外，大都是项目资金。”赵中说。
去年，一个国际环保组织抢走了原本可以投入给“绿驼铃”的钱。“这让我很郁闷！”赵中无法掩饰自己的担忧――没有了投资，“绿驼铃”的发展又是一个未知数。
“我们没有政府背景，就是一个单纯的草根NGO，维持生存和发展只有靠自己。”他说。“造血”这个词一直围绕在赵中的脑海中，他需要一个稳定发展的“绿驼铃”。
3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赵中赶到贫困而盐碱化问题突出的会宁县。农民吴宝林和老柴正在家中等着他。赵中主要是要和老柴商量，在盐碱化严重的南咀村寻找50户人进行一个项目投资。
“‘绿驼铃’打算拿出一万元给贫困农户垫付葵花籽。”赵中的计划是，等收获之后，收回籽种钱。他们担保给农民葵花籽的保底回收价，按照这个保底价，农民的年人均收入能够从现在的500元上涨到1000元。
葵花的种植也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土地的盐碱化，在当地属于环保且经济的作物。
“这个村子会逐渐建立起一个新式的农村。”说到兴奋之处，赵中隐藏已久的理想又不经意间脱口而出。而他的听者，那位叫做老柴的农民有些云里雾里。
赵中赶忙解释他前面所说的是一个理想村落，包含了很多内容，但是无论他多么的苦口婆心，老柴还是难以理解。
老柴关心的是利润。“不能让葵花的利润外流。”老柴说。他每一年要向广州的加工厂家发葵花籽3000多吨，他这里一斤2元2角钱收购的葵花籽，到了广州摇身一变，至少在7元以上。
走访了两个村庄后，赵中的理想化村落梦想在走访中一点一点的消失。在回兰州的路上，赵中说：“对种葵花，农民没有想象的热情。”
污水之困
赵中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只有在谈到他十分感兴趣的话题的时候，眼睛中才透出兴奋。保护母亲河，治理黄河污染一直是 “绿驼铃”的主要工作，但赵中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百美纸业有限公司和兰州新西部维尼纶有限公司(简称兰维)一直是他们所关注的两个点。
百美是一家合资的造纸企业，2006年2月曾因污水排放屡禁不止，被原国家环保总局与监察部列入25家挂牌督办案件 “黑名录”。兰维厂2006年2月7日被国家环保总局列为全国11家环境问题突出的企业之一，被限期整改、挂牌督办。然而，这两家企业如今的污水处理并不容乐观。
2008年3月20日，赵中从当地媒体上又一次看到关于百美的报道，这让他长久不语。这个报道这样描述这家企业的排污过程：
“……一股红褐色的污水从污水池中流出，流到312国道一侧的水渠内一直向东奔流近5公里后，转向北侧荒地上一条人工挖成的水渠里。污水发出‘哗哗’声，同时产生大量白色的泡沫，气味异常刺鼻。污水一直流到夏官营镇境内的宛川河，在宛川河榆钢段时，裸露的河床上，一条约一米宽的红褐色‘溪流’泛着白色泡沫蜿蜒而下，走近后仍能闻到淡淡的刺鼻气味。在桑原子宛川河和黄河的交汇处，红褐色污水才变淡。”
在甘肃环保部门的督促下，兰维厂投资5000多万元的2万吨/日污水处理及1.68万吨/日回水处理工程已基本完成，外排污水纳入西新线管道工程已基本铺设完成，但是目前还在协调管理对接事宜。“以前的几根排污管道现在只剩下一根，还是在排放污水。”当地居民说。
“能不能找到合资方，从合资方入手，解决一下污水的排放？”百美纸业的问题让赵中难以释怀。而百美纸业有限公司规模小、利润低，要完全解决污水的问题，难度很大。
而在南开大学的一份报告中称，黄河兰州段大部分中小企业都是将污水直排。地方经济和环保的明显冲突，让当地政府处于艰难的取舍中。
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非政府环保组织的重要性。政府对民间环保活动家们进行奖励，并且放松了对民间反污染团体的控制。但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仍然不愿意让这些民间环保活动家影响这些污染工厂的运营，因为这关系到地方经济发展。
这也让赵中开始考虑“绿驼铃”存在的意义。“至少是一个旗帜，旗帜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兰州大学的胡小军博士说，他是一位长期致力于NGO工作和研究的人士。“草根NGO现在做的事情，等到时机成熟了，就有深远的意义。”胡小军说。
（ 转载《经济观察报 》，王鹏，2008年04月1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