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本报刊登了《恼人的Tea Break(茶歇)》一文后，国际基金会的负责人熊女士主动约请记者，针对文中卫先生站在草根NGO立场，谈论国际基金会一些问题的观点，从一个国际基金会管理者的角度，并根据她在中国开展工作十多年的经验，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
只有好的沟通，才可能有好的合作。本报对熊女士的观点采访整理后，同样予以登载。若国际和国内的NGO，都能以此次的一场小辩论为契机来反思自己，尊重对方，以契约为保障，以宽容为辅助，相信双方在合作路上的牵绊要少一些。
若能促使双方在实际工作中也能坦诚交流，优势互补，能够更好地合作，以共同推动我国公民社会的建设。更是本文记者所乐见。
认为没有系统性是误解
我相信每个基金会都有对于自己所关注领域的分析，认为基金会的工作没有系统性，我认为这更多的是一种沟通上的误解，是看问题角度和视野的不同。
比如，有的基金会在中国主要关注农村健康项目。如果有本土机构在向其申请附带有教育项目的资助，却没有申请到时，就有可能说，在目前的中国，教育问题非常严重，这个基金会怎么可以只关心局部的健康问题？还会觉得这个基金会对中国农村问题不了解，没有做整体的研究分析。从他的角度这样来认为是有道理的，但是基金会的项目不可能包罗万象，每个基金会都有自己独特的定位。基金会又不是联合国，联合国也不可能什么都做。所谓整体的定位和分析都是相对于什么样的视野和角度而言。
本土的伙伴对基金会有这样的误解，基金会需要和伙伴加强沟通。当然，这种讨论、沟通，整体的策划，分析，需要付出人力和资源的代价。但是再怎么沟通，基金会和合作伙伴的分析定位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我反而认为，正是因为双方不是完全的重合，双方有差异，在视野、策略、能力、地点、角度上有差异，才需要互补和合作。
周期需要双方的磨合
至于双方对资助周期的预期不同，这也是一个相互配合的问题。基金会有自己内部的制度和周期性，伙伴也有自己的周期，这个周期需要双方的磨合。没有谁对谁错，具体问题，具体的来分析。
以救灾为例。比如雪灾降临时，基金会需要做紧急救援，希望在一个星期，或者是一个月内可以完成。如果当地的伙伴说，我从来只做五年项目的救灾，一次性的救灾我们不做。如果是这样就没有谁对谁错。想做五年救灾项目的，只能去申请长期的，也许会有这种雪灾项目。但是，有的基金会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在什么地方做，这是大家工作不同的角度和手法。
不要说两个机构不一样，两个人都不一样。一个人每天都在计划五年内地事情，另外一个人每天都在计划一周内的事情，难道你能说没有做五年发展规划的人就是错吗？如果要合作，那就看大家共通和互补的地方在哪里。
基金会，特别是比较大的基金会，无论何种方式的协调都有需要改善的地方。这种协调还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资源的成本。基金会内部如何协调沟通的问题，需要来改善，但不会有绝对完美的方案。如果一个基金会非常透明和公开，将所有员工的关键议题和行踪都放在互联网上，看起来很好。但是，员工未必会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看。
这种内部的沟通不协调，并非基金会本身所特有。包括企业和政府，如果工作的地域、领域、团队人数到了一定的程度，如何进行内部的沟通交流和内部的协调？无论是基金会还是其他的任何组织，都会面临这种问题。同样，即使是本土NGO做的很多活动，只要足够大，也会有很多协调问题。
基金会之间的沟通协调，比一个基金会内部的协调沟通的难度更大。在中国，很多基金发展的时间还不长，面临合法地位缺失等问题，基金会之间信息交流的平台也不完善。不过，互不协调的不仅仅是基金会之间，本土NGO之间是不是很协调呢？
基金会之间需要协调。但是也要看协调目的是为了什么。有的基金会每天参加很多会议，但是这样的协调并不等同于就是达到了基金会所追求的工作目标。在北京经常有很多NGO的研讨会，如果来来去去都是那个小圈子的人，这样协调的主要目的和功能是什么，是为了协调而协调吗？还是遇到需要协调的情况才去协调，建立比较完善的协调机制呢？
基金会尤其是在中国开展工作时，开展工作的空间，领域，议题都非常多，适当的协调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协调不是为了开很多协调会、研讨会。
基金会宣传其实太少
不排除个别基金会以宣传公关为主要任务。希望这样的基金会将宣传只是作为他的一个手法，但不是惟一的手法。
另外，我反而要强调，在对NGO，尤其是对国际的基金会存在着众多误解的前提下，应该鼓励更多NGO向媒体，向政府，向公众来介绍他们的工作。我认为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基金会不是宣传太多了，而是宣传太少了。
基金会是否以宣传与否作为资助本土NGO的条件，我认为无可厚非。关键是看所宣传的内容是否真实。如果真实，作为宣传，为什么不妥当？如果是真实的，我不觉得有什么错。
当然，在合作双方共同认可的基础上才可能这样，如果一方不想宣传，也有他的道理。每个机构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工作手法，我觉得是正常的。
基金会不以花钱为目的
基金会的预算是为了指导当年的工作。基金会不是以花钱作为生存的目的。花钱是最容易的事情，关键是花钱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
基金会为来年的灾害项目预算1千万，很幸运的是来年没有遇到灾害；或者，灾害中，国家承担了大部分资金，这就没必要花掉1千万。
但是如果基金会每年都筹款1亿，连续十年，实际只花了一半，这就是不合理的预算。要自我反省。
我所在的机构，去年时的预算还没花完，但我还是否决了几个项目建议书。因为不符合目标。
参与式也是“拉家常”
我不觉得Tea Break有什么问题。Tea Break不一定就是基金会带进来，学术的研讨会，企业的会议，都会有Tea Break。我认为这体现了一种多样的文化和氛围。Tea Break强调了一种会议的平等的沟通和互动。这种方式总比中国传统没有互动会议模式好得多。
参与式无非是毛泽东讲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什么词汇不是关键。关键是决定问题的时候，弱势群体是否参与了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的讨论。如果觉得将参与式改成“龙门阵”是个好主意，那也要容忍别人认为“拉家常”也是个好主意。我自己也觉得参与式本身有很多问题，但是不应该纠缠于这个名字本身。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企业还是NGO，有一些好的方法，都体现了人类共通的原则和价值观。是不是来自于西方，是否由基金会带来不重要。不要认为是西方来的就要排斥。泼脏水，不要把孩子一起泼走。
NGO也需要契约精神
国际基金会和本土NGO在吸收人才时都面临困难，这是NGO和国际基金会共同面临的挑战。
本土NGO的人才向国际基金会流动的情况确实存在，基金会的优势很明显。但这也是人才流动的一个通道，只要他们都还在NGO这个领域里，不管在哪工作，都是为公民社会服务。也有国际基金会的人才单独成立了NGO，甚至成为本土NGO的董事，这是平等的流动。
至于基金会和本土NGO的合作，肯定要平等。本土机构对基金会也是双向的选择，本土机构也可以不要基金会的钱。肯定不是所有基金会的钱都要接受，他要有自己的选择。要考虑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工作手法等等。基金会资助草根NGO不可能没有标准，也不可能对不同的NGO采用不同的标准。尽量在运作的方法上大家相互调整适应。而不是说，你给我钱做项目就可，你管我那么多干嘛？根据双方的合作协议来进行约束，这是双方情愿的。双方合作时都要有一定的制度约束，不是说是控制谁，谁不平等。
对不起，我也要引用一下来自于西方的东西，“契约精神”，人和人之间有契约精神，人和政府之间有契约精神，人和企业之间有契约精神，企业和企业之间有契约精神，同样，基金会和本土NGO之间也要有契约精神。
（《公益时报》，徐辉，2008年4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