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会团体申请与政府脱钩”新闻回放：
4月13日，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认定本市首批10家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今后成立社会组织将不会再找行政部门。
首批认定的10家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科协、市残联、市侨联、市文联、市社科联、市红十字会、市法学会，分别负责职工类、青少年类、妇女儿童类、科学技术类、残障服务类、涉侨类、文学艺术类、社会科学类、医疗救助类、法学类社会组织的联系、服务和管理。
据悉，社会组织管理将逐步实现政社分开、管办分离，大部分行政部门只行使行业指导职责，原则上不再作为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而授权人民团体等“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对社会组织进行分类管理。今后，除少部分有特殊职能的部门外，大部分行政部门原则上不再接受新的社会组织设立申请。
据介绍，社会团体与政府脱钩后，不能像企业一样只注册登记，没有主管部门。例如原来由市科委负责管理的社会组织将由科协负责，想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此类社会组织就要到科协进行业务审查。由于社会组织的类型纷繁复杂，有些社会组织脱离政府主管部门后，会出现找不到“东家”的情况。今后，这都将通过“枢纽型”社会组织来解决。
市社会办、市民政局启动社会组织“一站式”服务大厅，目前已经挂牌。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协调有关单位在服务大厅集中开展社会组织设立的政策咨询、业务审查和登记审核等工作，实行“‘一站式’服务、联合审查、20个工作日回复”的新机制。（记者郭爱娣）
初步分析：
1）最大的担忧：这些枢纽组织本身也执行相关的公益项目，那么公益组织在向其提交相关业务审查材料时，这些所谓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否会依自身强大的资源，尤其是政府的关系资源而去掠夺社会NGO的公益项目，形成不正当的新垄断性竞争。就像BBC与红丹丹的诉讼。我们一直认为红丹丹应该主张公益项目策划的独占权。公益项目、社会企业的价值就是用创新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政府设立这些自上而下的组织（现在叫“枢纽型”社会组织），显著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利用更多的社会力量或民间资源来承担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所需要的成本。他们的裁判员、监督员与运动员的角色很是混淆。火并草根NGO是否值得忧虑。我们最大的担心是草根NGO是政策倡导与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做着优秀的保护弱势群体的项目，这是得罪了权势或触动了小利益集团的，草根NGO还是否能顺利过关。就像民办学校争取两免一补的政策倡导项目等等。
2）当草根NGO的主要业务跨领域时如何处理注册登记。如一个项目涉及健康、法律、教育时如何进行业务审查，是先由这些“枢纽型”社会组织审查通过才能开始筹款呢，还是项目立项完结后开始执行前进行业务审查呢。审查是事前审查还是事前备案还是事后审查还是事后备案将困扰草根NGO。审查的范围要细到什么程度将困扰草根NGO。比如志愿者权益保护项目是因为志愿者大多是青少年要到团市委注册登记，还是因为是权利维护项目要到市法学会注册登记。
3）这些“枢纽型”社会组织本身的独立性地位、能力也需要怀疑。这些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Government Organized NGO,GONGO）主要是指与扶贫、教育、儿童、妇女等社会发展领域密切相关，由政府自上而下设立的社团组织。GONGO独立或者是变身的道路仍很漫长。我们的同仁们要为改革做好准备。看看下面的新闻，我们有希望，就是要快一些。不要等到死了人，成百上千的百姓上了街，政府赶快出来放狗屁。我们的三十年是没有设计的奇迹，只是不要再以付代价作为无能的借口。
附相关新闻：
为贯彻落实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和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行业协会监管，推进行业协会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试点工作，4月7日至15日，民政部、国务院纠风办会同有关部门组成调研组，分别由中纪委驻民政部纪检组组长曲淑辉率队赴福建、广东，国务院纠风办副主任施泽华率队赴浙江、云南，就行业协会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有关情况开展调研。
调研组将通过分别召开登记管理机关、相关部门、行业协会负责人座谈会，与基层主要负责同志谈话，听取政府及纠风部门意见建议等方式，深入基层，全面了解行业协会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工作的措施、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困难，分析原因，研究对策，总结经验，为开展全国性行业协会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试点工作探索思路。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孙伟林、副局长李勇，驻民政部监察局局长朱朝英、办公室主任李忠勤等陪同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