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舆论喜欢用行政费用的比例来评判NGO的效率和廉洁程度，比如汶川地震时候就对红十字会管理经费的比例提出质疑。民众对大型公益项目的质疑是由来已久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国内的主流基金会以前并没有公开经费使用的习惯，所以到底有没有高效的使用慈善捐款就永远都是一个未知数，也怨不得民众的怀疑。
但是，无论是汶川地震巨额捐款的管理费比例问题，还是管理费上海某红十字会的天价餐费，亦或是郭美美的炫富带来的公关危机，这些频繁进入公众眼球的大型本土NGO的公关危机带来了更多对中国NGO经费使用的质疑。
2010年5月，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云南、贵州等五省区市的贫困家庭捐赠善款2亿元，要求该项目的行政费用不能超过3%。半年过去，这笔费用都按要求如实的发放到了近10万受益人手中。
可以说，这是一个高效率低成本运作的典范，这当然为中国的NGO的公开透明和高效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借鉴，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 这个项目的执行和支持有大量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身影，他们拿的是国家的工资。
2． 中国扶贫基金会派出的员工仅有50余名，外加20多名助理，工作时间是半年时间。
3． 参与工作的还有5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20多名社会志愿者。
4． 该项目总金额庞大，2亿元的经费，3%管理费用也可以达到600万。
对非营利组织经费使用的关注和质疑无疑会促进中国的非营利机构资金使用的效率，但是我们不能以管理费用在所有捐款中的比例来衡量非营利机构的效率和廉洁程度，不管是3%，还是10%都不具有代表性，在机构资金的使用中，100万的10%不见得就比100亿的3%具更高的效率和廉洁度。在一些国外NGO的年度报告中，我也曾看到过曾经有管理费用高达30%的情况，但是捐款人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所以不能只看管理经费的比例，而要看他们的财务是否透明和公开，项目执行是否经得起监管和审计。
频繁进入公众眼球的往往都是那些财大气粗的大型非政府组织，其实在公益行业的大幕后面还站着更多默默无闻的草根NGO，有很多收入微薄的NGO民工，也有无数不求回报的志愿者。
现在的NGO行业有点类似于苹果手机，苹果手机无论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都是中高端手机，虽然不是奢侈品牌，但绝对是白领和商务人士的首选，一个苹果手机在国内售价五六千元，可是诸如富士康这些为苹果手机干活的中国工厂，每个手机利润微乎其微，而生产线上的农民工不但收入微薄（《广州日报》称月收入要达到2000元，每月至少加班100个小时以上才能达到），工作环境恶劣，还要像机器一样被持续大强度使用，长时间从事单一枯燥的体力劳动，身心健康随时受到威胁。
NGO行业在国外并不是一个高收入行业，只能算中等，但是他们的收入绝对足够他们维持一个体面的社会生活。但是国内的NGO行业情况就没那么乐观了。目前国内的NGO行业收入水平大概分为三个层次，国际NGO稍微人性化一些，一般情况大学毕业起薪能够达到两千多，从事6到10年的中等职业人员能够达到5千多，有的甚至6到7千，中级或高级管理人员可能会高。虽然离高薪还有很大距离，但是肯定要高于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很多，当然这些机构对英语水平、学历等方面都有比较高的要求，算是NGO行业中的小康阶层，这个工资水平体现了国外机构最基本的对个人的尊重。另外一些就是经常进入公众眼球的有政府背景的大型NGO，他们大多是按照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行政级别来设定的，其职业和收入类似于事业单位，比较平稳，往往还有很多来自于政府的拨款可支持。最可怜的就数草根NGO了，他们资金来源不稳定，收入不高，福利也没有保障，完全是NGO行业的农民工，很多草根NGO员工的收入只有一两千块钱，甚至还不如农民工收入高。
很多人认为，NGO行业本来就是为了奉献，他们的经费全部来自于慈善捐款，所以不应该享受高工资和高的福利待遇。但是，曹德旺先生是慈善家，但是NGO从业人员并不是慈善家，他们既没有庞大的资产，以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而是完全靠NGO的工作来养家户口的人，他们的工资从哪里来？当然从行政经费中来。我们总不能希望NGO员工拿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收入，同时表现出无尽的热情和的专业的职业精神。毕竟NGO的员工不是苦行僧，他们也需要正常的生活。
当然，嫌NGO行业工资低的人也可以选择离开，但是NGO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他对职业道德和技能都有很高的要求，因为他的资金全部来自于慈善捐款，和捐款人之间实际上是一个诚信委托的的关系，他们必须利用自己的高度专业知识和技能按照捐款人的要求使用好这些资金。只有高素质和职业技能的人的员工才能够高效帮助完成捐款人意愿，完成NGO的使命，最终让社会更加美好。如果NGO不能为员工提供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和职业发展，而是像工厂录用农民工一样，今天来了就做，明天走了我再找别人，没有专业技能和持续的培训，怎么可以满足NGO项目管理的高标准要求。毕竟NGO行业需要有专业化背景的从业人员，而不是农民工。我们经常说“又想马儿跑得快，又想马儿不吃草”，这样的事情在商业领域不可能，在NGO行业也有一定的难度。
最后，NGO的从业人员职业非常不稳定，一旦资金，机构发展策略以及政府政策及社会发展策略等方面发生一点变化就经常面临着失业的威胁，他们本来待遇就不高，还不得不经常面临着事业的威胁，如果不能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怎么要求他们奉献自己去帮助别人呢？很多草根NGO的从业人员怀着满腔的热诚进入这个行业，可是收入保障不了生活，又看不见未来在哪里，只好又去考公务员，或者进入其他行业找工作，而NGO又不得不去招募那些没有经验对收入要求不高的新鲜血液。
NGO的存在是为了社会的更好发展，但是我们在要求NGO廉洁和高效的同时必须考虑到NGO以及NGO员工的长远发展，只有他们能够生存和长远发展，才能够更多的帮助捐款人实现让世界更美好的愿望。所以对NGO监管的办法不是要降低NGO管理费用的比例，而是要求NGO的工作更加公开和透明，让大家知道每一部分经费是怎么使用的，并对NGO的工作进行审计和科学评估，在经费的使用上应该更加包容，对于管理经费上，不应该硬性要求3%或者10%，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只要合理的预算就可以指支出，支持优秀的NGO和NGO从业人员更好发展。通过具体的财务和审计报告来对NGO进行监督。
对于很多草根的NGO，或许应该根据情况允许他们按需要提高他们行政费用的比例，在他们的培训和管理上给予更多支持，让他们能够更好的为公众利益服务，而不是都沦为无依无着，了无牵挂的NGO苦行僧。当然，首先就是要增强他们对于经费预算的科学性，在计划的时候就明白经费如何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