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面临机遇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
（纽约，2012年3月5日）本月，中国的立法者将要审阅一份开创性的提案。这份提案提议为中国几万名血液污染受害者提供补偿。亚洲促进会今天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表明由于受害者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补偿，中国急需建立一个补偿基金来处理这个问题。
萨拉×戴维斯女士说：“中国现在面临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血液污染受害者群体作出正确的决策。”萨拉是亚洲促进会的执行主任，也是这份报告的共同作者。她说：“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回应受害者的呼声，制定一个有效的补偿政策。”
《中国血液污染事件及处理建议》由亚洲促进会和惟谦艾滋病法律中心共同发布。前者是一家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后者则是位于北京的一家非政府机构。惟谦的研究者奔赴中国的边远村庄采访了30多名受害者，另外还收集了30个案件资料，并向有关专家征询了意见。
“我们发现，很多血液污染的受害者无法获得补偿。”戴维斯女士说，“很多法院拒绝考虑艾滋病相关的案件，一些案件被拖延数年而无法获得判决。就算有补偿，大部分的补偿数额也非常小。我们很高兴看到政府终于考虑制定国家政策，解决受害者的迫切需求。”
20世纪90年代，在“血浆经济”的浪潮中，由于采用不安全的血液采集方式，河南及其他中原省份成千上万人感染了艾滋病。而艾滋病毒进入医院的血液供应之后，则通过输血进一步蔓延。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努力终于使这场灾难曝光，中国政府关闭了非法血站，并整顿血液安全。但是，大部分的受害者并没有因为所承受的灾难而获得补偿。
2011年12月，一个艾滋病和人权论坛在北京召开会议，很多受害者在会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一个由专家和律师组成的工作小组起草了一份提案，建议中国建立国家补偿基金。这份提案已经在网上公布。
“这是一份勇敢的提案，但其建议补偿的人群只包括因为输血或使用血制品而感染的受害者，到国有血站进行有偿献血的人群并不包括在内。”戴维斯说，“我们希望，不管未来出现哪种形式的补偿基金，都能够将有偿献血者包含在内。”
正如一名湖北的受害者说道：“我是感染者，我老婆也是，那我们两个都是病人，我的小孩谁来抚养？我们家就我这一个儿子，我爸我妈怎么办？我是负责养他的人，我这个监护人没有力量来抚养他。”
这份报告的建议包括：
· 针对血液污染的范围和受害者人数开展独立的调查；
· 对基金的成立和运行提出了具体建议，包括申请人的资格、补偿额度，以及公民社会的参与；
· 政府应当向血液污染的受害者正式进行道歉。
报告的中文和英文版本可以在以下网址下载：www.asiacataly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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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的诉说：来自中原大地的呼声
我是感染者，我老婆也是，那我们两个都是病人，我的小孩谁来抚养？ 我们家就我这一个儿子，我爸我妈怎么办？我是负责养他的人，我这个监护人没有力量来抚养他。
——王，湖北
我们想办法找到了当时住院输血的结算单，诊断书及出院证，但人民法院不予立案.…我们希望政府恢复感染者申诉的权利，人民法院能够给感染者一个公正、公平的赔偿。
——赵，河南
我们是在私立医院输的血，人家的嫂子是城里的大官，人家老是把我们的案子往下压。
——陈，河北
政府通过我们省的律师协会打电话给这个律师所在地的律师事务所，说要吊销这名律师的律师证。另外和律师一起来的血站专家，当晚就吵着要回去，因为他说要是再不走的话，他们就要把他开除。
——吴，湖北
我们去找局长，卫生局局长，“市长不批，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有办法。市长管的我，我又不是管的市长。”给我们的回答就是“你们爱上哪儿找上哪儿找，你们要去上访，去国务院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卫生局给我们的回答就是这样。
——王, 河北
我就说你上网查一查，感染丙肝的，我们湖北有赔20多万的。我们又感染丙肝又有艾滋病，就只有几万块钱。那我就请问政府，我说杀一个人判死刑，我杀2个人没罪了。人越杀越多，罪越来越轻了。这是什么道理?
——范，湖北
其实好多病友，他们的情况也和我一样。他们去找政府，当地政府就说了，你这个病是咋引起的？是因为卖血，你都得到了钱，就该着你倒霉。国家都免费给你吃这药了，你还要啥？我就说这个不对，卖血是这个社会造成的，当时那个贫穷时代造成的。当时提倡献血光荣，献血有益健康，咱们才去的。现在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对我们有一个交代。
——马，河南
我现在也是一个罪人。那时候卖血像现在说的搞传销一样，全家都去，你传我我传你的，朋友告诉朋友。那时候那50块钱也太有诱惑了，除了挂号的2块钱，落到自己手里有48块钱。当时那个方便面散装的，不带包装的3毛钱一包。那时候拿着50块钱回家，给小孩拿点吃的，觉得挺好的。当时也不知道以后能传染这病，传染这病说啥也不去。
——牛，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