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13日，由老牛基金会资助，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发起主办了“中美传媒·慈善领袖访问交流”项目。在十多天访问交流期间，代表团先后抵达美国纽约、旧金山和夏威夷，依次走访了洛克菲勒慈善咨询机构、美中关系委员会、华尔街日报、克林顿基金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半边天基金会、伯克利大学、谷歌公司、脸谱网、斯科尔基金会、亚洲基金会、赠与亚洲、商务社会责任机构、夏威夷东西方中心、Manoa遗产中心、夏威夷社区基金会。
参加此次访问的传媒界领袖包括，《公益时报》社社长刘京，《新京报》执行总编辑王跃春，上海东方传媒集团副总裁、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副总裁刘书，搜狐网副总编辑、搜狐公司金融事业部总经理王子恢等；公益慈善界领导人有，老牛基金会常务理事、秘书长雷永胜，老牛基金会行政总监王永红，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作为主办单位，北师大壹基金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作为代表团团长带队参与了全程活动。
从本期起，《公益时报》将陆续推出由访问团成员根据此次访问所写的文章，告诉读者此番去美国考察的所观所感，以给中国公益领域的从业者，及关注中国公益领域发展的人员以启示。
“郭美美”、“卢美美”、“尚德诈捐门”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让中国公众对慈善事业的热情降至冰点，公益组织获得的捐款额甚至一度减少九成。一直在业内有较强公信力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也对外宣称，受“郭美美”影响，筹款目标仅完成一半。国内公益组织公信力缺失，面临空前发展困境。
为探讨“郭美美”等事件发生的根源，找到中国公益组织可持续发展之路，在本次赴美之前，我曾主持一场专家座谈会。座谈会结束后，我不无失望地发现，专家们将目前公益组织所面临困境的矛头都指向“体制问题”--显然，这里没有可行的解决方案。
10月1日-13日，跟随“中美传媒·慈善领袖访问交流”项目代表团赴美参观访问期间，我一直在思索：恰逢中国公益领域“多事之秋”之时，此番去美国到底应该向美国公益组织学什么？能在美国这个公益慈善文化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寻找到打开中国公益组织发展困境之锁的钥匙吗？
我就像一位公益信徒，怀着虔诚的心去问道于美国，希望为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和公益组织的成长，找到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爱江山更爱公益”的美国人
在美访问期间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美国人“爱江山更爱公益”.从总统到华尔街精英、商界大佬，无论这些人人生的上半场在政界商界有多辉煌精彩，人生的下半场却在公益领域里发光发热，似乎唯有公益才是其最终安放灵魂之处。我这样说是有依据的。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位期间，就已在谋划成立克林顿基金会，而且像克林顿这样在位期间就谋划成立基金会的美国总统不止一位。现任中美关系委员会的主席，竟然是雷曼兄弟亚太区的原总裁。曾在美国商业领域呼风唤雨的牛人，现在到美国公益组织去任职的有很多。比尔盖茨将自己的余生和财富都投入到盖茨基金会中去的“散财”故事，相信中国人都已经耳熟能详。
在克林顿基金会访问时，我终于忍不住向基金会工作人员吐出心中疑问：美国政界和商界精英纷纷投身公益，是不是与美国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有关？对方给出的答案正如我所料想，也与我的忘年交朱传榘先生当年所给出的答案一样。
答案是，当然是的。而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公益。当年，世界第一台计算机发明人之一，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美国的朱传榘先生，曾在人民大会堂掷地有声地告诉来宾：美国之所以强大不是因为美国的民主，美国的高科技，更不是因为美国的军事，而是因为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念，公益。
捐钱人是道德高尚的人
因为美国核心价值观念是公益，所以无论是在美国公益组织工作，还是去捐钱、捐时间做公益的人，都能够得到美国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只要当下行善，即使有钱人那原始财富积累阶段有多少不堪过往，于美国公众而言那真的是不会去在意的浮云。
2010年，美国捐款人的慈善捐赠总额已高达2908.9亿美元。访问伯克利大学时一位华人教授告诉我，在美国，捐钱的人是道德高尚的人。
捐钱的人是道德高尚的人--这种表述让我眼前一亮。在目前中国环境中，正是需要提倡这样一种观点的时候：捐钱做公益的人是需要尊重的道德高尚的人。只有全社会都形成这样一种价值观，中国富人在捐赠时就不用背负巨大舆论压力，受到“动机论”及“财富原罪”的拷问。
无论是曹德旺和陈发树的股捐、牛根生的“裸捐”、陈光标的“直捐”,以及以“在台上举牌”的形式给公益机构捐钱的企业家们，无论其捐赠方式有多少可探讨之处，只要为公益捐出的是真金白银，首先需要的是给予捐钱人一种认可和尊重，而不是在各种拷问和质疑声中，让富人们都收回宝贵的公益心，不敢再捐钱行善。2010年中国慈善捐赠总量虽达700亿元，但与美国相比依然差距悬殊。
其实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任何企业、基金会，无论其捐赠或筹集的款项有多巨额，其资金总量仍是微不足道的。在中国，仅中国福利彩票公益金一项，累计发行金额就已超过2000亿元，更不用说中国政府那数万万亿元计的庞大的税收收入了。
所以，人们捐赠金额的多少固然是衡量一个国家公益发展程度的指标之一，其实，在全社会中形成一种尊重做公益的人的价值观念更重要。
主观为自己，结果为政府
公益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三重动力之一。第一重动力是政府的自主改良，西方国家大都通过政府自主改良来实现社会进步。第二重动力是社会批评，包括来自媒体、其他党派力量的批评。
在美国这样一个核心价值观念是公益的国家里，公益组织又是在怎样发挥第三重动力的作用？1860年，曾在美国生活了半年的法国学者托克威尔，在其经典着作《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已指出，美国的活力在于第三部门。我早就惊讶于书中的描述，也希望自己能亲自见识一下美国公益组织的力量。
拥有3亿多人口的美国，目前仅基金会的数量就超过7万家。美国的基金会非常强调独立性，保持与企业、尤其是与政府的距离，以更好地发挥第三部门弥补政府和市场失灵时的作用。美国的政府也只是在很低限度上通过立法对其进行监管。
致力于美中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美中关系委员会，这家在我们访问之前认为很具有美国“官方色彩”的公益组织，也只有20%的资金是来自美国政府，以保证其立场的公正客观，不被政府所左右。
但独立却并不意味着对立。在走访美国公益组织过程中我发现，美国基金会在保持着引以为傲的“独立性”的同时，其所提供服务的结果，竟然在客观上高度和政府“捆绑”在一起--高度服务于政府的目标，成为践行美国核心价值观念的主力军。
美国公益组织的本质是去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推动政府政策的改变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终的目的是“更加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以及让整个人类社会更加和谐美好--像不像美国政府一直津津乐道所推崇的“普世价值观”?与美国核心价值观念是不是有高度的一致性？
小力量推动大改变
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看，美国大部分公益组织所做的工作已经超越救助性工作的层面，而是着力在促进国家政策的改变。
比如这次去访问的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和克林顿基金会。已经成立75年的福特基金会其机构的使命是：共享民主观念，实现社会公正，从根本上去解决社会问题。亚洲基金会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繁荣和开放。克林顿基金会则致力于整个社会的改变。
从一定程度而言，美国的公益组织也是政府的探路石和“试验田”.美国公益组织凭着自身的灵活性，进行着各种创新性的探索。如果探索成功，会游说政府去跟进实施，将民间的组织行为上升到国家政府层面进行关注；如果失败了，也没关系，其“试错”的成本远比政府犯错所付出的成本小得多。而且，重新从头再来也相对容易。
还是在克林顿基金会时，基金会工作人员告诉我，当基金会所做事情已经引起政府和社会重视，并已有机构做得比他们还要好时，他们就会退出这个项目：推动政府关注的最终目的已经达到。
其实在国内也已经出现这样的例子。最近由民间力量发起的“免费午餐”项目，所关注的贫困地区孩子的营养问题引起了政府重视，中央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每年拨款160多亿元。“免费午餐”用民间的力量撬动了政府政策的改变，推动了政府资源的跟进投入。我认为，这是中国公益组织如何在社会中发挥大作用的一个很好的案例。
交给公益组织一把钥匙
美国公益组织发展状况对中国公益组织的发展到底有何借鉴意义？中国的公益组织到底应该怎么做？突围的出路在何处？通过在美国的10日之行，我想我已经找到了那把打开中国公益组织发展困境之锁的钥匙。
我现在愿意把钥匙交给那些放弃把“体制”当做万能的挡箭牌，愿意立足于中国现实土壤，并迫切希望寻找到解决方案的公益组织。
与美国比起来，可以说中国绝大多数的公益组织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所做大多是扶贫、助学、助残等救助层面的工作。但实际上，中国的公益组织可以做得更多，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已有公益组织行动起来，但中国应该有更多的公益组织在救助层面做事情的同时，也要去致力于推动政府政策的改变服务于政府“和谐社会”的目标。
诚然，美中两国国家的国情不同，美国公益组织尤其是基金会如此发达，是因为传承了欧洲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先有社会，后有政府，一种长期地自下而上发展模式的积累；是经过了上百年的发展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是中央集权，政府主导了经济改革，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虽然美国市场力量很强大，通过在华尔街发行债券的方式就能够修起铁路；虽然美国公益组织很强大，在2008年时，公益组织数量就达到近250万家，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下，公益组织承担了大量国内事务。但美国公益组织在客观结果上依然服务于美国政府，服务于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念。
中国目前虽据统计拥有公益组织的数量也已超过百万家，但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其基金会的数量却只有2000家左右。在中国公益组织的力量整体薄弱的情况下，中国的政府却拥有更强大的力量。中国的公益组织更应该成为政府服务社会职能延伸，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普及公益价值观
将目前中国公益组织所面临的问题皆归咎于“体制问题”是无解的死胡同，朱传榘先生早在2004年就提出“公益救国”的观点。越是在中国目前这种体制下，越是需要公益，需要中国的公益组织去学习美国的公益组织：尽管其与美国政府的职能截然不同，最终却仍然服务于美国政府的目标。中国的公益组织也要为中国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服务。
另外还需要向美国学习的是，公益组织要在社会中普及一种公益的价值观。在美国尊重和认可公益的核心价值观念下，美国人几乎“人人做公益”.早在10多年前，全美就已经有超过75%的家庭对慈善做出过捐赠，每个家庭每年捐赠约900美元，占家庭总收入2%左右；而成年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为公益事业捐献过时间。
中国公益组织追求自身的公开透明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其本身要通过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在社会上起到示范作用和榜样的力量的同时，去引导影响和教育公众去尊重公益。要通过媒体在社会上去普及和倡导公益的价值理念，吸引更多的社会精英也愿意投身到公益中。媒体要大力宣传公益可以使心灵得到净化，在公益领域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政府，为公益捐赠的人是受人尊重的道德高尚的人。
总之赴美归来，感觉收获颇多，这种收获最终化作我交出的这把钥匙。至于钥匙是否真的有用，还需要中国的公益组织拿去尝试，看最终能否真地打开中国公益组织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之锁。
（作者系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公益时报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