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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今:生态暴雨的参与式民主试验

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协会和主办各位机构的同仁,谢谢你们的邀请,让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踪了几年中国最大的环保机构,从发起成立到成长的一个过程。因为我想这个NGO的诞生也是非常特别,他是中国的企业家自己成立的,那就印证了上午所说的,中国商人和精英进入社会来引导一些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这是一个最现代就在眼前发生的事,还是在继续着。

 

原来主办机构明确要求我说介绍这本书,生态保育,生态是大家生存下去的环境,保育不是生态的保护行动,而是建立社会性的保护体系。关于民主试验这个词我想的是多群体的参与,从阿拉善的全国企业家,阿拉善农牧民,还有阿拉善政府,还有其他GNO,还有记录多方在这里面共同参与,他们这种激情迸发出来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们需要选择,需要自己去探索,然后他们的行动他们自己去评估,所以这一系列的过程,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经验,有挫折、教训,所以我想我们很多科学家去研究民主,老是在讨论一些问题。其实民主还有很多不同团体之间内部对不同意见选择和最后的决策。

 

因为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和各种选择,他们是反复的在社会当中,在实际当中去验证,一次一次做实验,然后再推论和进行论证。(图)这本书跟踪了他们很多年,我基本上在做研究的时候,放弃了作为一个学者去建构一个,行记基本上记录了他们的行踪和语言,有他们的认知来看我们生态保育应该怎么做。

 

因为时间很短,我就谈谈对阿拉善生态协会在阿拉善地区所引起的一系列制度行动以及社会影响力给我的启示,两大问题:一是社会发展的认知及思想;二是公益机构在社会转型当中的发育,我们看到的挑战以及我们的建议;三是从理想主义走向专业,从社会的对恃和矛盾的对恃,走向协商谈判,从领袖性的旗帜导向走向协作主义,这是基于阿拉善和全国各地的NGO可观察到可行的经验,并且还是再继续做。

 

(图)阿拉善面临这样的,我们在社会转型当中会面临到经常重大题目,就像阿拉善沙尘暴一样,碰到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解决,大家得都会面对的问题,由谁来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及谁来参与这个决策和行动的过程,在2000多年前整个几乎是这样的,现在大部分85%以上变成这样了(图),阿拉善生态协会成立的时候,他们采用了很多的行动,一是NGO在农村里面推行具体的项目,企业家对整个地区的考察,还有长安大学的李佩城(音)的专家进行考察,还有政府的强力协调,还有我们企业到现场的培训,还有农牧民自己坐下来自主的民主自我选举的管理委员会的活动。

 

所以在这里面,在几年的行动当中,因为多群体协调的生态保密行动,我在这当中,一是关于生态体系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和矛盾的问题;二是自然和生态之间的关系,他们要把生态保护好要找到平衡点。在基层的民主的关系,这是他们一直在行动;三是我们怎样利用生态资源整合,以及村民利益的兼顾,我觉得是他们做得比较好能够找到这些。作为学者我在当中得到启示,我的行记基本上是真实的记录,认知他们的行动。

 

对于学者我们经常有很大的期望,在做这个研究当中,我就慢慢的发现,处于成人社会发展认知的哲学从这个是非常清晰体现出来,一个多群体的社会过程当中,他们所形成的认知和认识,而且是由行动一步一步走的,还有可行的经验,这才是学术研究和学者的理论建构提升最基本的基础。

 

另外在社会里面,由独立的成人还有群体在社会当中学习,这是有真正的社会意义,所以我的专业是学成人教育,所以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对于小孩子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我的意思是很多知识是灌输给他们,我们面对的是家庭生活发生重大的改变,这种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判断和经验行动。要改善社会和转型社会当中,要改善社会的转型,他根本的质量在那里,我们在传统的社会是高度认同社会里面,我们往往的做法是由主导的思想和主体的政府去找到一个指导思想或者是一个主义,或者是一种理论步调一致来进行指导,然后从上到下推行和贯彻,阿拉善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慢慢看到,他们从公共的讨论,社会行动的作证,用这样方法提高社会改进的进程,这是社会转型质量提高的所在。

 

公益慈善组织的挑战,基于这些观察的话,我想我对于环保GNO在做大量的观察,那么我看到就是说现在中国的NGO发起,同时大学的专业机构缺乏技术性的服务,政府也缺乏执行性的体系。

 

我们现在的NGO都大量的处于一个理想的状态,要从理想的状态转向专业,我想有些例子告诉我们,包括刘猛灾区妈妈之家,像环保教育是非常专业的行业,我们仅仅带着理想进去,我们是很多项目是不够的,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必须在NGO善于学习。

 

很多专业的机构像中科院对于生态群落、民族职务学校都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专业技术提高专业NGO的质量,还有一些云南大学教授所做的服务社区和社区服务,这种应该提倡。阿拉善我们找了李佩城(音)教授的专业团队接受我们的事业。

 

从对恃走向协商谈判。村民有上访或者是围攻政府,农民之间冲突之间也有对抗和讨论的时候,他们经常打架,但是这些方面经过长期的讨论,其实慢慢的形成一些自己的文化,自己基层治理的民族文化。我跟所有人就说,不要离开谈判桌,建立谈判桌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看到下面企业家也是在吵架,上面农牧民讨论的时候也是争吵,他们学会了建立自己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社会空间里面,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给你同仁,就是讨论问题的时候要学会聆听他们,我觉得民主是非常重要的,公共的讨论以后才能够达到有共识的公共价值。

 

第三,从旗帜的导向的走向协作主义,上午朱健刚教授提到高度集中从上到下管理方法,包括领袖、一个领队、一个专家、一个方案,所以使得NGO整个方式难以制定,同时由于道德、理想主义过高,往往有一种施舍和拯救的心情。但是在阿拉善看到的切断,我觉得各个方面的协作,我们看到做了几百个项目,有专家、村民自治的,还有最下面跟意大利政府合作的,必须有协作的方案才能形成最后有效的方法要形成一点点的生态的改进,需要有多方的协作和常年的合作才能形成的。阿拉善非常成功的是阿拉善的企业家们对很多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作为慈善理念非常的清楚,原来他们的战略是基于阿拉善,现在经过九年之后的奋斗,已经把他们的行动推向全国几个片区。我们西南片区正在做多方协调的行动,在10月16日到20日会有一个生态毅行,为原始森林保护筹资,(图)这是长江,他的毁坏程度非常的清楚,住在这里,你看到是砍树,这是我们3月份才照的,现在由于我们的项目,又是阿拉善第一任副秘书长在这里做了三年之后,他用生态种植农业方法推动农民自己提出项目建议来,现在其中的村子农民提出了项目建议书要生态旅游,农民提出的项目,云南青少年信息爆、云南信息报等等一起协助来帮助他们来筹资,所以消息将会在25号正式发布,希望大家关注云南信息报的信息发布。我觉得从阿拉善1989年的历程,我发现多群体的协作,用行动的双脚在大地上写出民众的思想,这是中国公益慈善可实行的路径。

 

(本文系2013公益慈善战略研讨会上的嘉宾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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