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动机上的“为人”与“无我”；二是行为上的民间行为而非政府行为；三是功能上的社会利益调节器和再分配形式。福利是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目标的一种制度设置，随着社会的发展，福利是公民幸福指数不断提高的体现。
把慈善与福利进行比较，它们的区别在于：慈善是对社会中困难人群的救助，而福利则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普惠；慈善用来救助的钱物主要来自民间，而福利用来普惠的钱物与服务主要来自政府（当然也不排斥民间的参与和支持）。慈善与福利的联系是：慈善对于弱势与困难人群来说它就是福利，不解决慈善的问题就难以有真正的福利；发展福利也就是发展慈善，因为福利中就包含了慈善，福利是以解决慈善问题作为基础和前提的；慈善和福利应当携手共进，同步发展，不要认为福利中包含了慈善就不发展慈善了，慈善与福利是一对孪生兄弟。
在中国古代社会，慈善与福利的观念是连在一起的。这是因为那时候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理想的追求也就是丰衣足食而已，以解决人的生存处境，使免于饥寒冻馁为目标。要说福利，主要是官员和特殊身份的人才有，是一种等级福利。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以养济为主，慈善与福利是同义语。
古代社会的慈善福利实践，对于官员的等级福利有一套完整的等级制度规范。对平民百姓的养济，是以政府为主，民间为辅。政府为主体现的是责任的担当，把养民惠民当作实施仁政的表现。同时在古代社会，财富主要储藏于政府，也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担当养民惠民的重任。
到了近代社会，在慈善福利观念上对古代社会有了超越。这就是将传统的“重养轻教”观念发展到了“教养并重”的高度。这主要源自西方公益福利思想的传入，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将西方的慈善公益与中国的传统慈善福利思想相融合，作了新的阐释，用以指导近代慈善福利的实践。可是，由于近代社会自然灾害与社会灾害都远远超过了古代，所以近代社会在福利上力不从心，只能是“补救型”地做了一定的努力，建立了一定的“公恤”、“公养”、“公教”机构；而全社会尽全力去做的却仍然是慈善而不是福利。
当代中国社会当然已经具备了这种环境与条件，那么，中国当代的慈善与福利应当如何发展？笔者在此谈三点看法：
一、发展当代慈善与社会福利，其动力支撑，要从传统文化的思想库中去寻找动力源，这是当代慈善福利发展的源头活水，不能忽视。再就是对于近代中国先进人学习西方、改造传统而形成的一些公益福利思想，也要很好地继承和发扬。
二、发展当代慈善与社会福利，其目标定位，应当是慈善与福利二者相辅而行、同步发展。这种目标定位，在古代社会不明确，慈善与福利重叠在一起；到近代，明确了，但福利上做不到。而今天已经有了发展福利的环境和条件，就应当努力去做到，这就是让改革发展的成果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否则，就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发展当代慈善与社会福利，其方法路径选择，应当是政府与民间合力进行，不能只靠政府。政府主导，但不能主办。政府与民间社会要划分职能范围。在慈善的问题上，合理定位是民办官助，发展路向是五化：民间化（非官方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普及化。民办慈善除接受政府监管外，还要接受社会监管，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把外部的监管与行业的自律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有公信力。政府主办福利公益，同样也不能包办，要整合民间资源的参与。（作者系湖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慈善研究知名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