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红线是“18亿亩耕地红线”之后，另一条被提升为国策的红线。普遍认为，生态红线是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无论如何都不能越过的生态底线。
2011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首次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提出“生态红线”概念。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这是“生态红线”首次在党中央文件中正式出现，体现出划定生态红线在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中的重要位置。
建国以来，中国的生态保护经历了从建立自然保护区到划定重要生态功能区（2008年，《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从提出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2010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到提出生态红线（2013年，十八大公报）的改变。这反映了中央政府在国家战略层面对生态问题的解读和行动的逐步深化。
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是中国第一个以生态保护为目标的国家试验区，总面积达到39.5万平方公里。三江源是中国乃至全球珍稀动植物资源保护地，为下游几十亿人口提供水源涵养和气候调节等重要生态服务。该区域是中国最重要的生态屏障之一，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三江源的生态环境近几十年来呈现出退化的趋势。最近二十年来，国家为保护三江源进行了多种尝试，包括建立自然保护区、划定重点生态功能区、创建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等，并同时开展了退牧还草、生态移民、草原生态奖补等一系列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但这些政策和工程效果并不明显，非法挖矿、政策干预、城镇化建设等人为影响依然严重，三江源生态整体恶化的趋势未得到有效遏制。划定生态红线，将给三江源的生态保护工作带来强有力的刚性约束，并有可能带来强有力的机制保障。
耕地红线是数量线，而生态红线兼有数量和空间的限制。生态红线的划定，不仅需要划定禁止或限制开发的区域，还需要对于区域保护和开发的状态进行限定。此外，易监测、易管理的重点指标将有利于生态红线的划定和管理。因此，建议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划定三江源的生态红线，并建立生物多样性、环境、矿产资源和文化多样性等四个红线指标体系，对生态红线进行保护和管理。
生态红线的范围。在《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规划中，三江源分成重点保护区（19.8万平方公里）、一般保护区（18.9万平方公里）和转接承移发展区（0.8万平方公里）。因此，建议以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的重点保护区，即《全国主体功能区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域”作为三江源区域开发红线，在19.8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严禁各类开发活动”。这19.8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包括三江源、可可西里、隆宝湖三个自然保护区以及年宝玉则、坎布拉、贵德等国家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和风景名胜区。
生态红线的状态。建立生物多样性、环境、矿产资源和文化多样性等四个红线指标，对生态红线的状态进行评估。
（1） 生物多样性红线指标。
选择对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性具有指示意义的物种，将这些物种的种群和栖息地状况作为生态红线的状态指标。例如，雪豹是三江源高寒生态系统的关键种，雪豹栖息地的面积和连通性可以作为一个生物多样性红线指标。
（2）环境红线指标。
目前已出台《三江源生态监测技术规范》，建议借用水、土壤、草场这三方面的指标作为环境红线指标。例如，水质、水资源开发利用总量（水电站）、土壤流失、草场盖度等。
（3）矿产资源红线指标。
以三江源矿产资源的开采量、输出总量划定红线，对金银、铜、铅锌、煤、稀有金属等矿产资源的开采量、输出量进行严格控制。此外，要对矿点的分布和数量进行控制。
（4）文化多样性指标。
三江源作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地，应当在生态红线建设的同时兼顾文化多样性保护。同时，文化多样性对于生态保护具有积极作用。建议对藏族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神山圣湖”文化进行保护，将对“神山圣湖”的保护作为生态红线的评价指标。
全国生态红线划定技术组组长高吉喜建议 “监测监察-预测预警-法律法规”三级递进的生态红线保障机制。具体到三江源区域，根据以往制度和政策的经验，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以农牧民为主体。
以农牧民为保护主体，开展三江源生态红线的监测、监察工作，将农牧民就地转为自然保护区管护人员。充分调动农牧民的积极性，高效率、低成本地提供监测信息和开展管护工作。
（2）以科学研究为指导。
加强三江源生态的基础研究，提高生态红线管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以科学为指导，建立详实准确的预测预警机制，并指导保护行动。生态红线的管理既是个科学问题，也是个管理问题，需要学术界和管理部门的联合。
（3）以法律法规为基础。
目前自然保护区内人为破坏的例子屡见不鲜。法律法规的缺位是重要原因。因此，对生态红线的强制性保障，力度必须是空前的。建议在出台全国性生态红线的法律法规后，在青海省制订三江源生态红线的保护条例，从细则上对于生态红线的保护予以解释和规定。
（4）以生态补偿长效机制为保障。
生态红线的划定，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地方的发展。建议中央财政建立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将生态补偿与红线面积和红线状态挂钩，明确生态补偿的对象和目标，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加大奖补力度，健全有利于切实保护生态环境的奖惩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