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30日，茂名民众集聚游行，抵制PX项目落地，地方政府随即宣布“社会没有达成共识，决不启动项目”。自2007年厦门PX项目风波后，各地PX项目屡屡遭遇民众反对，成了“过街老鼠”。刚刚发生的茂名事件使中国的邻避运动再掀波澜。
“别建在我家后院”（ 简称“邻避”，NIMBY，Not In My Back Yard），意指一个地方的居民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风险表达强硬的拒斥态度，并为此付诸行动将其从身边驱逐出去，或者不允许这种风险进入自己的家园，欲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面对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威胁，邻避运动作为一种非暴力的集体行动，已成为公众通过主动行动对自身环境权益表达关切的一种方式。
2013年5月，环保NGO——自然大学在北京举办首届 “邻避运动案例研讨会”，会上透露的信息表明，中国已全面进入“邻避运动时代”。邻避行动针对的目标，主要是垃圾焚烧、高铁、高压输电工程、污染性化工企业如大型石化项目等。自然大学此前完成了一个邻避运动的案例集，系统梳理中国邻避运动的前因后果，指出面对频繁发生的环境事件，如何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使之成为促进环境保护的有效力量已是刻不容缓。
当前，社会对邻避运动的看法各执己见。批评意见认为，邻避运动只顾自家后院，缺乏公共精神，带有自利态度。但如果公民个人对自己的家园和切身利益都缺乏参与和维护的意识，很难设想他们能够具备足够的动力，参与与其个人生活间接相关的其他公共事务。直接的维权行动正是延伸公共关怀的基础。
此外，邻避运动中的群体行为容易引致秩序失控，其中的非理性情绪是一个负面因素。有专家表示，“邻避运动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因此利益相关方的互动往往也被证明是一种无规则的互动，这对相关社会体制的建立都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 “政府则把邻避运动看作应当避免的社会风险和突发事件，提出‘稳评’机制”，从而在实际上淡化了对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这一导致邻避事件发生的根源应有的追问和解决。增加运动理性的一个要点，在于提高社会组织化的程度，疏通对话渠道。
仅从科学层面来看，民众在认知上似乎确有“非理性”的错误。据媒体报道，美国是全球第二大PX生产国。休斯顿PX生产基地距离最近的城镇（约6万居民）约为1.2公里。而亚洲的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PX生产基地与市民生活区也相距不远，当地的人们同样安居乐业。仅从PX的低毒属性和国内设定的安全防护距离而言，公众的反对似乎毫无道理。
然而，从网友对茂名事件的评论中可以看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科学认知，而在公众信任的严重缺失。“不是不相信PX安全，是不相信中国的PX安全”；“知道河豚好吃，可我就是信不过厨子”；“一个连奶粉都能做成有毒产品的国家，有什么资格恬着脸说PX低毒？”这是在雾霾锁国、污染围城的现实环境下，民众普遍从自身真实生活经验出发，产生的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焦虑情绪。
“面对邻避冲突，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将选定厂址、兴建与营运等环节透明化、法治化，并对利益受损方给予合理补偿。”在这些环节背后，是一套成熟而严格、公开透明的风险管控机制，它使民意得到充分尊重和表达。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这些制度尚不具备实现的条件。
2013年4月，芜湖生态中心等3家环保NGO发布信息申请公开报告。报告显示，在中国的122座垃圾焚烧厂中，仅有42家提供污染物监测数据，其余均以各种理由搪塞或拒绝公开。报告称垃圾焚烧厂污染物排放超标屡见不鲜，如5座二噁英监测值超欧盟标准，6座烟尘超国家标准、36座超欧盟标准，3座SOx超国家标准、30座超欧盟标准，31座NOx超欧盟标准，7座HCL超欧盟标准。此外，我国仍然采用2001年的标准，在二噁英浓度限值上与欧盟标准相差10倍。而这些引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焚烧设备，哪座不是高规格、高成本，哪座没有声称自己是“世界先进水平”？
对此类重大工程项目，理论上中国的决策从来都不缺乏“严格的论证和程序”，但信息不透明、对民众的参与和权利保护缺乏尊重，甚至为上马工程暗箱操纵的情况并不鲜见。投入运行后对排放缺乏监控，造成高投入、高技术标准的项目实际上却对民众造成伤害的情况频繁出现。地方政府将GDP增长等同于公共利益，企业行为频繁触及人的生存底线，激发公众发起保卫家园的自救行动。对邻避运动的指责，脱离了中国现阶段制度环境的特定现实。
因此，对“PX低毒”，乃至其他重大工程项目“有益无害”的科普，仅试图从科学层面回归“常识”的宣传还远远不够。面对科学理性和民意的“鸿沟”，只有通过有效的法治保障和公民参与，才能使科技的运用不损害社会公平并给公民带来福祉。
在公众权利意识高涨和公共话语空间不断扩大的情况下，邻避现象只会越来越普遍，这呼唤着政府需要实质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事逻辑和规则，尽快从“命令与服从”的传统治理模式向“多元共治”模式转型。邻避运动在欧美曾推动了法治、政府管理和公民参与水平不断提高，其经验对中国政府改革和体制转轨也有借鉴意义。
自然大学垃圾学院通过数年来参与北京垃圾反建的经历，发现数年来的邻避运动促进了地方政府在垃圾处理项目上的开放度和沟通互动。假设不是因为邻避运动等社会力量带来的公众抗争和压力，很难设想惯于传统治理思路、总是自以为能代表民众利益的政府会主动放弃唯GDP冲动。正是这些不甘于继续作为被代表的“沉默的多数”的民众的主动表达，正对中国的公民权利保护和公平发展进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然之友理事梁晓燕认为，当今中国，邻避运动在信息严重封闭的情况下往往具有一种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其主体永远是当地的社区能人或者意见领袖。但邻避运动的发展需要吸纳不同的社会力量，使危机解决以后，增加更多建设性，这些都有可能成为环保NGO和当地的社区组织形成长期合作的契机和结合点，并使邻避运动中形成的公民力量实现一种有机的结合。
“不仅仅是着眼于具体的事件，还要更加着眼于未来更长阶段的一个共同努力的方向。” 发端于自身利益的权利意识觉醒和行动，怎么能逐步进入到理性、持久、多种群体参与的更有力量的社会变革大潮中来？如何将这些短期、应急性的行动导向更为长期持续、广泛而深远的、对环境权益和公民权益的关怀行动？这些问题提供了NGO能够介入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