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韬
欲讨论“资本与人：谁将决定中国公益的未来”，我们至少应该厘清三个问题：
第一，何为“资本”？与绝大多数人理解的不同，“资本”并不仅仅指“钱”。社会学家布迪厄区分了至少三种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简单来说，经济资本可以理解为钱，文化资本指的是制度化的区分人们不同位置的设置（譬如文凭、学位、各种执业证书），符号资本指的是赋予一件事情意义的能力（譬如天主教神父可以让人们相信无酵面饼是耶稣基督的圣体，在弥撒时服用能够分享耶稣基督的圣灵——我们可以说神父掌握着符号资本）。除此之外，许多社会学家也在强调“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也就是人们彼此之间的关联。
第二，我们谈的是“未来”，这是一个将来时的概念，用英语来说的话勉强可以理解成“be going to”，依照一般的理解，这意味着我们讨论的情况在目前没有完全发生，但是已经有种种迹象让人们能够能够相信一种情况将要发生。因此这要求我们既要关注现实，又要能够跳出现实具有一定的前瞻能力。
第三，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讨论一个实然性和趋势性的情况，而不是“应然性”的情况。换句话说，我认为什么事情将要发生，并不等于我在任何程度上赞同这个事情的发生。恰恰相反，这在许多时候启发我们去思考如何避免这个事情的发生。譬如有科学家指出全球气温将会上升，并不代表这些科学家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而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挑战。
厘清了这三个问题，则我认为，资本——而不是人——将决定中国公益的未来。这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说明：
第一，今天的公益行业中，资方已经不仅仅是经济资本的优势方，而且正在成为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的优势方，并且在行业中扮演了一个值得警惕的权力过大者角色。
从两个方面可以证明这个判断：
首先，在最近几年中，资方和NGO的关系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资方从公益行业的参与者之一成为了主导者，过去强调的“参与式”方法和“伙伴关系”已经成了明日黄花（后者其实更不堪，正在被鸡汤化）。资方一方面抱怨NGO的能力不足（其实不是“能力不足”，而是“按照资方意愿做事情的能力不足”），一方面又不愿意为这种“能力不足”提供资源，而强调以“使用者付费”这样的“市场化”模式去解决所谓的“能力不足”的问题。这造成了NGO在事实上被资方“恒常地”污名化，却又没有办法解决这种污名化的困境——试想：这个行业中哪些人能够通过“使用者付费”来解决“能力”问题？只有处于优势地位的行业精英们。这种污名化将资方和NGO之间的符号资本不公制度化了，NGO总是处在一个被资方描述为“能力不足”的状态，但是这种能力不足的实质并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前文所说的，今天大多数资方已经不再愿意和NGO以伙伴关系为基础、通过平等参与为方法来构建他们共同的工作——相反，他们只想教导NGO按自己的方式做事，否则便是“能力不足”。
其次，如果我们通过数据分析行业的各种媒体平台，这种“教导”会更加明显。只要稍做数据搜集，我们就会发现这几年行业中各种媒体平台里资方和资方领导的声音越来越多，NGO和一线NGO工作者的声音越来越少。而且，在这些声音里，资方大多数是在指导整个行业应该如何如何，NGO却更多地是在讲自己的工作如何如何，这其中悬殊的符号资本差距是一目了然的。更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仔细探寻双方的叙事语言，我们会发现更大的不公隐藏在其中：以去年主张“公益市场化”的某位业内大佬为例，他将“公益市场化”拔高为“人间正道”，而显然“人间正道”这样的叙事话语早就不仅仅是一种“教导”，简直是一种宗教训诫了。这种训诫话语的应用和被心安理得——甚至是很有默契——地广泛传播，恰恰说明了今天资方和NGO之间符号资本的巨大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反过来又更加强化了资方对NGO“能力不足”的污名化叙事。
第二，今天的中国NGO数量虽然进入了狂飙猛进式的增长期，但是却越来越因为退化为一种小圈子游戏而丧失其公共性，这种退化最重要的证据，就是我们今天NGO自身的工作和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越来越“对人不对事”，往往是以对方的资历威望（符号资本）和自己与对方的关系（社会资本）来决定自己的位置、姿态和策略。
这种“对人不对事”的趋势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
首先，业内的某些人一直在努力构建听命于自己的小圈子，这些小圈子里涵盖许多业内的上游组织（资方、培训方、研究方、场地方），从而打造了“X家帮”、“某某系”等等江湖气息十足，完全是逆公民社会而行的小帮派。这些帮派以门生、故旧为基础，以差序格局（与作为圆心的“首领”的距离决定同心圆内各人的地位和权力）为规则，以攫取资源、插旗占山为能事，越来越强地影响甚至有意构建区域性的行业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行业其实是“失语“的，只有这些帮派的大佬和他们的左右手们才有机会去影响甚至决定行业的发展方向。即便大佬们会做出关心一线同工的姿态，但是只要对比大佬们和同工们的生活状态，就完全不难发现这种姿态是何等地虚伪。在这种“公民社会帮派化”的过程中，一线同工和草根组织几乎全无还手之力，因为媒体上是大佬们的金口玉言，资方要么掌握在大佬手里要么和大佬们关系密切，就连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大佬也往往是其中重要的（有时候甚至是唯一的）业界评委代表，而目之所及要么是大佬们的学生、要么是大佬们的粉丝——如果你不驯服听教，你很有可能不仅处处拿不到钱（大佬们左右了自己手上的基金会，还在以担任评委或者别的方式影响别的基金会和政府采购，境外基金会工作的受阻则更是加剧了这种困境），而且还要被希望投靠大佬而分一杯羹的投机者、已经委身大佬分得了一杯羹的乏走狗、缺乏基本的独立思考能力的盲从者和看得清楚就是不说话的老好人等形色人群视作异类而加以孤立。
其次，从我自身经历的一个小事件来说：在去年参与“公益市场化”的讨论中有朋友告诉我，某位南方某资方的负责人多次就“公益市场化”发表自己的高见，其基本论调竟然是“XXX是什么人？XX算老几，竟敢和XXX叫板？！”。这样的论调在小圈子中迅速发酵传递，并且成功转化成标签和站队规范。通过标签和站队规范，形成了一套事实上的“敌我矛盾叙事”，小圈子内部的团结得到了加强，回避了参与公共讨论的责任，或者为公共讨论划定了小圈子的发声规范，并且再次强化了差序格局中的位阶不平等。然而，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公共讨论对于一个健康的公共生活的意义所在，并且都应该同意，不同的声音在公共讨论和公共生活中如何被对待，恰恰说明了其所在的公共环境的健康程度。当“资格论”通过小圈子效应从而隐蔽或者公开地成为NGO行业的运作规范之一的时候，是非对错这样的伦理考虑就从我们这个行业中被隐去了，剩下的只有利益考量。而这样一个转化过程无疑将进一步强化社会资本以一种畸形方式对整个行业发挥其负面的影响。
第三，资方作为资方，其在经济资本上本来就是和NGO不对等的，这种不对等在过去的中国NGO行业中有许多方法去避免其不利后果，因此对于行业并不必然产生不良影响。但是，今天的情况是，资方通过其经济资本的优势地位，不断攫取符号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优势地位，反过来又设定了文化资本的运作逻辑，从而进一步拉大了资方和NGO之间的不平等状态。
在今天，尤其要警惕的，是资方直接或隐性地直接制造的各种培训课程甚至是学位、准学位课程，这正是资方利用其经济资本优势，以其自身的喜恶制度化其文化资本，并以此进一步攫取符号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重要手段。
本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行业和NGO领域中所谓的“能力建设”这套充满了殖民主义审美情趣和压迫性话语再生产的权力游戏都是广受争议甚至备受批评的，但是至今为止中国的NGO行业尚且未能将这套鬼画符的游戏看穿点破，反而奉为圭臬，这已经是咄咄怪事了。更为奇怪的，则是基于同样的逻辑和套路去构建出来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公益慈善”学位课程或者准学位课程。任何一个有心人，只要细细分析这些学位课程或者准学位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情景，都不难发现，其根本性的目标不在于回应问题而在于回避问题。这些课程以“专业性”或者“专业化”为幌子，一方面通过故弄玄虚、妄想提升行业中本就不存在也未必应该存在的准入门槛，从而让操持这些课程的大佬们有机会开宗立派，继续其前文已经提到的小圈子游戏；另一方面则是费尽心思地将NGO的从业人员往流水线上的熟练工人方向进行培养，从而实现“去政治化”的目标。我想，对中国NGO现状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同意，今天中国NGO的核心问题早就不是“如何去解决某某问题”的问题，而是“某某问题为什么是个问题”的问题，但是，今天的能力建设也好、各种学位或准学位课程也罢，不去追问行业内部工作议题和议程设置的合理性以及背后的权力关系，反而不断维护和强化目前许多不合理的议题和议程设置，并且努力阉割NGO同工的提问能力，从而在事实上导致了NGO同工的“无产阶级化”。
在这种背景之下，某些资方和大佬们所建立的文化资本框架，将对我们的行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想这并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行文至此，我想今天中国NGO行业如何被资本牢牢捆绑，某些资方如何利用其经济资本不断攫取符号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已经十分清晰。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避免将“资方－NGO”关系本质化，从而避免将“资方”本质化。要意识到，今天中国NGO行业中固然有一些人在扮演者一些很不光彩的角色，甚至是在有意地开历史的倒车，但是并不是每一个资方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因此，如何区分“进步的”和“反动的”资方在今天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除此之外，我们也要认识到，今天NGO行业的种种乱象，其实也是当下中国“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家－市场”关系的真实投射。国家借助资本不断侵入社会——这就是关于今天中国NGO行业主旋律的准确描述。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一方面要有一双晶睛火眼，看清这个大潮（逆流？）的种种情况和附逆的投机分子们；另一方面则也要有信心，国家眼下看上去是利维坦，力大无穷、无所不能，但是这会持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