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公民社会援助的策略性思考
不管是因为疾病，还是身份，还是家庭或者身体、智商原因，让孩子尽量得到平等
的机会，而不是被边缘化
受访人： 刘京韬，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项目发展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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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要点
我们基金会一开始就立足做一个资助型的基金会，我们资助创新的公益项目以帮助到具体的儿童。 对于项目和组织选择，我们大概有六个标准，包括项目的创新性，项目的公开与透明，组织的执行能力及它的社会影响力，还包含它的监督机制，包括外部监督机制。 其中我们还有很详细的标准细则，每一方面都有两三点细则支撑，给每一个项目打分。另外由于基金会本身做少年儿童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们选择项目会更多选择处于少年儿童这个领域中的项目。
我们90%都给了没有政府背景的草根NGO，可能10%是有政府背景的。这是因为我们开始做资助的时候，中国民间草根力量非常弱，而且项目实施能力比较差，所以开始我们也资助了一部分有政府背景的组织甚至一些政府部门，他们也在做一些公益项目，但随着民间力量的逐步强大，这两年我们几乎没有再资助政府背景的公益组织了。
去年我们推出了童缘联合劝募计划，有点像美国的联合劝募（United Way），帮助民间公益组织筹款。你也知道，在中国绝大多数组织是没有公募资格的，只有像我们这样的公募基金会，才有这样的资格去做公开募款。我觉得这种限制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推出联合劝募计划，让民间公益组织跟我们一起分享公募资格。比如开展某活动，公益组织要筹款，他自己没有资格，那就跟我们合作，我们做他的支持单位，这样他就解决了资格问题，筹到的资金全部用于资助他们的项目。
我们基金会有一个数据，我们一直非常引以为自豪，即去年的个人捐款占我们总捐款的54%，您知道在中国平均是多少吗？中国的个人捐款占公益总捐款的比例大概是百分之十几，企业捐款占到百分之七十几。我看过美国的数据，正好反过来，美国的个人捐款是占到百分之七十几，企业占到百分之十几，基金会可能占了百分之十几。因此我们认为自己非常接地气，就是说我们跟基层的NGO组织、跟公众，走的非常近。
本采访由傅洛达博士于2014年7月8日在中国北京完成。
全文访谈
傅洛达（傅）：我第一个问题涉及资助方式。在中国，对公民社会议题筛选上，你们机构有什么样的标准？你们在多大程度上受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所持立场的影响？
刘京韬（刘）：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先说一下我们基金会怎么去做资助。第一，我们基金会一开始就立足做一个资助型的基金会，其实你应该知道在中国很多基金会是运作型的，也就是说，基金会直接去做某一个具体的项目，比如希望工程建学校、做爱心包裹，即送孩子衣服，而我们基金会一开始就立足资助型，通过资助民间公益组织来实现机构运作，我们资助创新的公益项目以帮助到具体的儿童。我们的工作更多是去筹集资金，然后去选择好的项目和好的组织，这是我们基金会运作的方式。
对于项目和组织选择，我们大概有六个标准，包括项目的创新性，项目的公开与透明，组织的执行能力，它的社会影响力，还包括它的监督机制，包括外部监督机制，大概这么几点。其中我们还有很详细的标准细则，每一方面都有两三点细则支撑，给每一个项目打分。另外由于基金会本身做少年儿童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们选择项目会更多选择处于少年儿童这个领域中的，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弱势群体，而在中国，尤其在贫困地区和城市边缘化群体，比如说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他们是在这个弱势群体中的最弱势群体，所以我们会倾向选择这个群体来做工作。
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全国资助了300多家民间公益组织，覆盖教育、心理救助、环保，还包括社区活动、疾病救助等领域，涵盖了儿童生活和教育等各方面，所以我们的项目是非常多元的。
关于问题的后半部分，我们选择项目的立场和政府的立场，应该说我们在选择项目时和政府的立场没有什么绝对的区别，因为我们现在选择的项目领域，和整个社会对于少年儿童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就是对这个弱势群体应该怎么去帮助。当然选择的时候，我们有自己所谓的特殊性，在于我们希望通过项目的实施，能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相当于项目是一个探索性的工作。通过这种探索，也许能发现一种方法能够很好的解决问题，比如说农民工孩子教育问题，我们去支持公益组织，希望他们能够通过项目的实施，总结出一套好的经验，甚至是能够让我们利用这些经验影响相关政策，这是我们选择项目比较坚持的一种方向。
傅：你刚才提到资助了大约300家民间公益组织，那其中有多少是有政府背景的NGO，有多大的比例是给草根NGO？
刘：我们90%都给了草根NGO，就是没有政府背景的，可能有10%是有政府背景的。这是因为我们开始做资助的时候，中国民间草根力量非常弱，而且项目实施能力比较差，所以开始我们也资助了一部分有政府背景的组织甚至政府的一些部门，他们也在做一些公益项目，但随着民间力量的逐步强大，这两年我们几乎没有再资助政府背景的公益组织了。
傅：那么你们是提供种子资金给这些合作伙伴呢，还是提供项目活动的费用？如果两种都有，那他们的比例又是多少？因为这方面国内外可能有一些区别。
刘：我们以前绝大多数资助都是直接项目费用，几乎没有针对组织的种子资金。只不过在我们项目资助费用里，可以有一定比例用在行政开支或者人力补贴里，所以都是以这样的形式去做的。我们一开始也是在公众还不理解的时候做公募基金会，为了避免公众的置疑，我们做的基本都是很纯的项目资助。但现在我们也开始转型做组织能力建设，去年我们推出了童缘联合劝募计划，有点像美国的联合劝募（Un i t e dWay），帮助民间公益组织筹款。你也知道，在中国绝大多数组织是没有公募资格的，只有像我们这样的公募基金会，才有这样的资格去做公开募款。我觉得这种限制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推出联合劝募计划，让民间公益组织跟我们一起分享公募资格。比如开展某活动，公益组织要筹款，他自己没有资格，那就跟我们合作，我们做他的支持单位，这样他就解决了资格问题，筹到的资金全部用于资助他们的项目。用这种方式有几个问题，因为原来大多数NGO都是找基金会要钱，找企业要钱，找政府要钱，所以对公众的影响力很少，做完项目提交报告就结束了。但是民间公益组织一旦开始向公众募款，就会涉及几个问题：第一，这个项目必须是专业的，因为每个公众都在看你；第二，透明度要高，要不然没有人给你捐款；第三，整个团队的能力、包括财务能力都得逐渐的提升。
我们发现帮助这些组织募款包括做一些培训，可以大大提高这些机构的组织能力和它对公众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现在不是直接资助NGO，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项目（programme）费用以及我们的平台服务，从而间接的帮助他们。我们下一步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对加入联合劝募的机构进行评选，发现好的、优秀的、创新的、有影响力的项目，将来以种子资金的方式奖励他们。这种奖励资金是对组织的资助，可以用在项目上面，也可以用在行政开支、人员补贴，由组织自己来计划。我觉得我们这种思路变化也是整个中国公益界的一个思路变化。
傅：你们怎么保持项目资助方的权利和民间组织对议题的掌控权的平衡？
刘：到目前来说，我们基本上都尊重项目方原本的规划，不太插手。也就是说，只要觉得这个项目符合我们大的方向和标准，我们去资助或者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了，就不会去插手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我觉得在这一块，我们还是能很好的保持一个资助者的身份，而不去干涉NGO。
傅：那你们是否更倾向多个合作伙伴多边切入的合作模式，还是更喜欢单一切入，最多介入两个机构合作的模式呢？
刘：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做多方资助的模式。一方面是为了简便，单一资助会更简单一些。如果牵涉到几方的话，利益和工作方式不一定容易协调。当然我们资助很多项目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们同时在接受其他基金会的资助。比如，我们资助他做这一个县的项目，另外一个基金会可能资助他在另外一个县做项目，这意味着实施的地点或者内容会有差异。但总体来说，不会把我们的项目和另外一个基金会的资助混淆起来。
傅：你们如何评估你们所选择的执行组织即中国民间组织的合作能力？比方说把一个项目委托给一个草根NGO，如果他没有一个关系网，没有人脉，他可能做不了大事，这方面你们怎么评估合作伙伴？
刘：其实这也是我们比较头疼的事情，尤其在前期做资助的时候，确实有很多项目是做的不成功的，最开始我们可能对项目的了解不够，或者对团队的能力评估不够，就导致有些项目可能把钱花完了，但是效果没有出来。目前来说，我们有一个第三方评估机构，帮我们做项目评估。我其实很希望中国能有机构把各个组织的评估透明化，比如说我们去资助之前，就能看到某个组织被评估成什么样子，相当于我去淘宝或者Amazon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产品或这个商家的评价、以前的反馈等，这样的话，更有利于资助方去选择。
傅：你们基金会对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否有一个机构自己的理解？如果有的话，你们怎么理解中国的公民社会，如果没有，你们机构采用什么样的话语？
刘：首先，我们不讲公民社会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可能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而且可能会导致一些观念上的冲突。当然我知道在西方经常讲公民社会，但在中国现在包括前段时间可能还是一个敏感词，我们更多讲让每个人得到平等的权利，我们希望我们理解的公民社会或者我们认为一个更好的社会，其实是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的得到发展机会。
像我们做儿童工作的，其实就是从孩子开始，让他们尽量得到平等的机会，而不是被边缘化，不管是因为疾病，还是因为身份，还是家庭或者身体、智商。所以我们理解的公民社会或者说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需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中来，因为在中国，公众对公益的参与是非常少的，大家只看到质疑很多，但往往这些质疑者都是不参与公益的，他们不了解公益和中国的社会组织的，所以他们经常通过质疑来出名。我们觉得需要更多人参与到公益里，这样每个人就会更多地
去追求平等的社会。而且当一个人去参与公益的时候，他应该不仅仅说是为了同情弱势群体而参与，也应该为自己的权益来参与。比如说我参与环保，让我去帮助我所在社区的孩子去做一件事情，这也是保护我自己的权益。那么当每一个人都在保护自己的权益的时候，我们认为这就是公民社会。
当每个人都在参与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时候，其实是把自己的利益和这个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我们认为这就是公益，就是公共利益嘛。所以我们通过做儿童的工作，让儿童受益，也让更多的公众能够参与，参与度强了，影响力就大了，我们认为这样公民社会就在不断成熟与发展。
傅：2012年，中国发生了一些孩子被骚扰的事件，一些学校的校长和老师，骚扰了孩子。那么我在想，在你们工作的儿童领域，会不会有这样的风险，比方说你们资助的一些机构在执行项目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人有问题、骚扰孩子，你们有没有考虑到这样的风险？有没有在这一方面做一些风险管理，或者做一些培训？因为现在国内外这样的新闻很多，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能影响很大。
刘：说实话我们还真没有这样的防范机制。我觉得你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因为在我看来国内已经很成熟的教育领域都没有这样的机制。在公益领域，大家还在思考怎么扶贫救困，现在还没有人说要建立这个体系。当然现在我们有一些公益项目专门去保护儿童安全，比如防止儿童性侵。公益圈已经有这样的项目，但是目前没有这类项目的从业人员或者公益从业人员跟孩子接触的标准，而且现在还没有听说一套比较好的、完善的体系能够让我们利用。
傅：让我们谈谈中国的社会发展。您觉得中国的公民社会和公益领域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刘：这个问题应该问徐永光先生。当然对未来五到十年，我个人也有一点判断，不一定对。我觉得第一个方面，NGO或者说非营利组织出现井喷。越来越多的人想去做公益，就需要有一个组织作为载体，原来可能几个人去做志愿者、参与一次活动就够了，但慢慢的大家会越来越多地组成一个团队、注册一个组织来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个爆发性增长，包括基金会，我看数据，去年基金会应该是增长了一千个左右吧，在中国每一天就有好几个基金会在成立，这样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第二，应该说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的公众参与公益趋势应该会增加很多，公众原来属于被动的参与，就是政府发号召、单位发号召，说哪儿地震了，我们应该多捐钱，然后每个人捐一百多块钱这种方式，属于被动式的参与，我觉得接下来主动式的参与会非常多。我们基金会有一个数据，我们一直非常引以为自豪，即去年的个人捐款占我们总捐款的54%，您知道在中国平均是多少吗？中国的个人捐款占公益总捐款的比例大概是百分之十几，企业捐款占到百分之七十几。我看过美国的数据，正好反过来，美国的个人捐款是占到百分之七十几，企业占到百分之十几，基金会可能占了百分之十几。因此我们认为自己非常接地气，就是说我们跟基层的NGO组织、跟公众，走的非常近。这两年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公众，对公益非常有激情，他们很愿意来参与，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主要工作也是（公众参与）。我们认为公众参与和公众捐款有很大潜力，就是因为大家一直都不信任和不了解，而没有参与进来，但不等于中国的公众不关心公益，所以我觉得未来五到十年这一块会是非常大的一个趋势。
傅：我们继续谈对于变化的理解。你们机构对个人、组织、社会，甚至对政策层面，期待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刘：其实第一个变化是我们希望自己支持的NGO都能够参与到面向公众的公众参与活动里，不是自己在那做项目，而是号召更多的公众，参与到他们里面，不管是支援组织还是做公众筹款、公众宣传。我觉得这是以前NGO做的比较弱的一项，当然也受到很多政策上的限制，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联合劝募计划，其实就是在推动他们做这方面的改变，而且我们发现这个计划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可喜。
第二，我们一直想倡议基金会的同行、更多的人分享自己的资源，比如我们希望更多公募基金会能够推出联合劝募这样的项目，跟NGO合作，帮助他们做筹款，帮他们做资源对接。我们在经常开论坛、号召同行们来做这样的事情。
从政策的层面来说，我们希望民政部以及《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能让社会组织有募捐资格，把募捐和注册手续更简化。三十多年前中国刚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大家也担心，我让这几个人去做生意了，会不会出事呀？因为原来都是国家在做所谓的商业，但我们发现，三十多年来，这些人不但没有出大事，反而推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其实现在社会组织也一样，只要有好的政策，国家有好的管理，其实绝大多数的公益组织都是要去推动社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们希望政策层面能推动社会组织管理放开，其实应该说目前中国领导人也在不断探索、号召这件事情，我觉得需要有一个过程。
傅：是。那么如果你们说资助的这些项目，未达到你们预期的变化，比如说一些项目可能失败了，不成功，那你们会怎么来应对？
刘：对于失败的项目，以前如果说做到一半，我们发现这个项目不行，就会立马终止合作，让损失减少到最小。现在来讲呢，因为我们更多通过能力建设即通过联合劝募来推动项目，所以现在比较灵活。比如说我们是一年签一次合作协议，你的项目好，合作协议到期了我们可以续签，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如果你的项目做的不行，我们随时可以终止合作，甚至不再续签，所以现在我们相对灵活一些。
傅：那你认为对民间公民社会项目来说，什么样的目标，是比较现实的？可实现的？
刘：首先我们在资助项目及与NGO合作的时候，一开始不会去谈一个很大的目标和影响力，我们首先考虑你这个项目能不能改变所面向的孩子，若有改变，我们再去考虑你对整个班级、整个学校的改变，我们一点点来剖析。首先是这个项目的有效性，然后我们再谈量的问题，因为量其实是你加大资源投入就解决了。但首先我们做项目的目标叫“小而美”，可能很小，但它真的很好也很有用，这样就可以复制和推广，所以相对而言我们不会项目一来就说要做很大的事情，可能会
说，你先说出能解决的某一个小问题，我们先投入一小部分资金资源，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我们再考虑大事情，所以我们是分步来走。当然肯定会存在达不到目标的情况，那我们就一起来分析是什么原因，是项目设计问题，还是他们的沟通能力问题，还是资源投入不够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傅：你们关于项目记录方面的一些要求，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
刘：我们要求每个月都要有项目进展报告。比如说如果是一年的项目，那么到一半的时候要有一个中期报告，到结束的时候要有一个总结性报告，同时在每一个阶段，还要有第三方的评估机构给他出具一份报告，我们要根据这些报告来决定项目是不是值得继续支持，所以项目记录是一直有的。我们也要求跟进项目的进展，如果有好的故事或者新闻，要及时发给我们，我们会让更多的媒体、公众来知道项目进展。
傅：你们会要求申请人在申请项目资金时包含其项目社会影响力的设计和评估策略吗？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提供具体的例子吗？
刘：应该说绝大多数中国草根组织，是没有自我评估体系的。第一他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其团队可能能把项目做了，但能花很多时间做评估的比较少。有少数一些组织可能做的时间比较长、学习能力比较强，有这种方式、甚至去做评估。但其实目前中国大多数NGO的自我评估这一块基本空白，现在还停留在申请到资金、赶快把这个项目做好，然后把项目交给资助方来评估的阶段。当然也有少数能把他们的一些成果通过评估的方式更好的展现出来、其实有自我评估能力的机构，能让更多人和资助方看到他们的工作成效，也会有更多的资助给到它。
傅：我们前面也谈过了，有些项目成功了或者不成功，那么你从这种成功或者不成功的公民社会项目案例中，学到一些什么？
刘：从成功的案例来讲吧，我们看到比较成功的首先是这个团队，我们认为，我们去做资助的时候要把团队放在第一位，就是说其实很多人都能设计出项目来，但是团队能力不是能设计出来的，而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在做的过程中，我们更多的要看，一定是个非常靠谱的团队我们才去资助，既使项目在一开始不是那么成功，但我们相信这个团队能够通过不断的改变把它做成一个很成功的项目，所以第一个就是团队很重要。第二个就是公众参与，一个有好的设计、能让公众参与的项目，往往会变成一个比较成功的项目。如果这个项目就几个人自己在玩，大多数的时候是不太成功的，既使做的很好，能够影响的人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觉得一定是好的团队，然后项目设计有很多人来参与，这样的项目我们觉得会非常好，甚至将来能影响政策。
刘：目前来说，我觉得这一块还是我们比较薄弱的地方，也是整个中国公益界、各个组织都比较薄弱的一个地方。大多数NGO把申请项目叫成打游击战，拿这个项目能得到资助，那我就做这个项目，明年这个项目没人关注、资助了，我就换一个项目；今年火的是做教育，明年火的是做心理，后年火的是救灾，哪个方向火，我就去做哪块儿，所以这里是存在可持续性的问题。因此，我们第一是要在选择项目的时候，确保这个项目从设计上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第二从团队的能力上来看，比如说这个项目是否一直坚持在做。这是从我们看项目的角度。第二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我们目前的工作是不是可持续性的，我们资助了很多机构，我们给项目资金，我们怎么样才能持续、源源不断的支持他们呢？这也是个问题，可能公众并不理解我们的工作，那很难说服他
把钱给我们，让我们持续做资助。这时候我们推的联合劝募计划把资源和平台共享出来，然后帮助这个项目使其能够可持续发展，同时我们帮他做募款也是无形当中促成了项目本身的可持续性。在这个过程中公众又通过我们这个渠道去了解更多的项目，同时跟我们建立了联系和信任感，会更愿意把钱捐给我们，我们再去资助这些项目，这是我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一些经验和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