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奕：
第一阶段由我来主持，刚才这个阶段发言非常精采，2000年的一个月，美国协会做过一个评选，评选实际之字，进入侯选的有自由，比如像政府、公平、科学这样的词，在决策中胜出的是她，最早的时候，她字这个出现，是对女性存在的一个确认，但是今天我们其实这个阶段想要讨论的就是说，在公益慈善当中是不是有着女性的视角，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性别身份带来了妇女独特的感受和思考，形成了女性的视角，作为一个性别的共同体，不同的女性有着共同的需求和愿望。大家刚才我们的几位老师提到，在95世妇会之后，中国的民间妇女事业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力量，作为职业共同体，各位女性也分享经验，在寻求共同的事业当中，是否存在着女性的视角，是否需要女性的视角呢？我们这个阶段尝试做一个回答，接下来有五位发言的嘉宾，特别当中从年龄跨度看到她们带来了中国女性公益人的老中青三代，她们会用自己的切身的经历回应同一个话题，也就是女性视角我的公益之路，第一位发言嘉宾王行娟老师，她不仅是德高望重的公益人，她也成为了广大妇女的同形人和知心朋友。
王行娟：
我非常荣幸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见面，还是跟北京+20有关的会议，只要请我我都会参加，因为我有很深的世妇会的情结，不仅我们的组织是亲历过这样一个世妇会的盛况。而且这20多年来，应该说世妇会的精神一直是作为指导我们工作的这样一个方针。我写了一个稿子，我是红枫组织的创始人，到现在27年了，我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我写的发言稿就是27年我的公益路，但是发言时间从15分钟压到了8分钟，所以原来是准备了三个部分，第一个为什么做公益，第二我是怎样做公益，第三公益给我带来一些什么，现在我把第一第三部分全部删掉，我希望讲中间这部分，我怎么做公益可以在8分钟内讲完。
有人在总结中国妇女NGO的历史进程时提到，第一代NGO借助体制内的优势发展起来的，从总体来说没有错，但是红枫是个例外，我在1988年创办中国科学院妇女研究所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岗位，原来工作和我后来从事的工作风马牛不相及，没有利用的资源，也没有政府的资源和后台背景，仅仅凭着个人得梦想和意志，联络了妇女界的爱心人士开始工作，27年来所经历的艰难困苦罄竹难书，始终有志愿者陪伴。
我想说的是，一个公益人仅有爱心和热心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先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服务的指导，才能够开拓出新的局面，我说的先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是社会性别的理论和方法，我们从95年世界妇女大会接触到的和学习到的社会性别的理论和方法以后，一直在探索如果作为工作中的指导，我创办的既然是妇女公益组织，当然有为妇女争平等的性别意识，但是当时的性别意识很朴素的，社会比较封闭，我对世界妇女运动知之不多，对女权运动接触的很少，初期我创办了一个新的词妇女意识，表达做妇女工作需要的视角，这种认识体现在最早我们妇女的定义，妇女研究妇女，妇女教育妇女，妇女帮助妇女，当我个人认识还比较模糊，我的同事和志愿者更是混沌一片，92年我们开通了第一条妇女热线，心理咨询成为了主要的研究方向，志愿者关心的是怎样学习心理咨询的理论和方法。1933年发生了一件事，我们组团到香港与和谐之家进行热线的交流，和谐之家是香港的妇女之家主办的，在交流的过程中一个员工问我你是女权主义吗，这个志愿者说不是的，我是搞心理咨询的，那个员工听了以后一脸茫然，我听说了进行了讨论，妇女工作要有妇女意识，但是多数人不接受这个观点，心理咨询不需要妇女意识，原因是我们的心理咨询主要应用于人本主义的方法，这个咨询以人本主义哲学作为基础，这套理论和方法使热线咨询顺利进行，赢得大量的称赞，志愿者也有成就感，很多人觉得对男女影响一视同仁，没有必要特别把女人分开。
95世界妇女大会之后，中心组织了社会性别的理论的培训，大家的兴趣不大，但是1988年一个个案的讨论，改变了局面，因为一次会议上拿出一个个案讨论，一个中年女性理论5年带着6岁的儿子，他的孩子由母亲帮助，后来母亲得了重病，他要照顾母亲和孩子，她希望前夫抚养孩子，她到法院起诉结果败诉，理由是母亲就应该抚养孩子，她打电话来寻求热线的帮助，咨询员说你应该抚养孩子，来话者说很伤心，没想到你们和法院一样，多数人完全认识到这完全是双重的标准，抚养子女双方都应该有责任，为什么当母亲有困难时，提出抚养关系改变，父亲没有承担责任却没有人说。通过这个讨论，咨询员开始认识到，传统心理学是不存在的，不仅所有的咨询员当中，而对督导进行了培训。
咨询员开使用妇女的视角，站在妇女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一些认为很无奈的很难以进行得咨询也有了办法，突出表现在家庭暴力的个案上，红枫开通以后，一直有妇女打来电话说受到暴力，志愿者深表同情，有的还流泪，希望她们脱离苦海。但是多数妇女只希望暴力，不想离婚，咨询员就没折了，有的人说妇女要忍耐等待，人老了脾气就变了，顺着他的性子，这一些个案在研讨会上讨论了很多次解决不了问题，但是社会性别理论问题进行分析问题很快就清楚了，家庭暴力不是夫妻意见不合，五是而是源于夫妻地位的平等不平等，这种现象的存在是由于男尊女卑的观念，这是对妇女人权的侵犯。精神上的支持有助于他们的自信和自强，很多妇女在热线的帮助下对家庭暴力说不，红枫中心已经做到了社会性别已经作为一条红线，变成了女性身心健康，推进性别平等以及家庭社区的和平。中心主要行动性的研究，和实证的研究，我们开展服务项目的时候，没有停留在把项目做好的这一点上，由此建立模型，模型有突出的理念，同时具有可操作方法，以便推广到更多的人群当中，红枫已经打造了更多的品牌，妇女热线、半边天家园，最近又打造了失足家庭关爱。
这里简单介绍一个半边天个案，设计了家庭问题家庭干预的试验项目，这个以人为本，和性别为主要理念，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支持系统的社会干预网络，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主体地位，这个项目称为半边天项目，这个项目是有理念的，就是以人为本，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社区，对多层次滚动式的培训，天津妇联主席想了一下说，我接受，项目在天津落地，项目从01年到05年从实验到推广效果非常好，不仅家庭暴力发生率大大降低，而且邻里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项目结束后全市有33街道支持下自己建立了半边天家园，07年天津市政府给予了肯定，五年内在天津市3000多个城乡社区实现全覆盖，半边天家园得到全国妇联三届主席肯定和赞扬。在全国妇联威权工作中有地位有影响，值得推广，我们认为这个项目会聚了一千多万居民，主要是社会性别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以及实现的社会性别在天津主流化的结果，谢谢。
黄奕：
刚才我们听到王老师27年的公益路，在她的演讲当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从事公益光靠爱心是不够的，要有方法。红枫是一个专门服务妇女的公益组织，下面我们有请李真老师。
李真：
尊重的我的前辈们，还有各位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好，首先非常感谢高小贤邀请我。我非常惶恐，王行娟老师是我在公益一个领头的老师，在今天依然是很多是需要我学习的。我的发言是个人化的，时间的原因我也把我个人的经历压缩，更多的谈谈我在做公益和社会性别当中的一些感受，其实我应该从96年开始，我老公在打工妹之家活动，我们利用周末的时间做一些服务活动。02年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了几年在做媒体，一个突然的机会，我接手了打工妹杂志，主编跟我谈要不要做杂志，我没有犹豫就接了，一个我是学新文学的，第二个更多的时候我再做志愿服务的时候，我对打工妹的了解我可以做。那个时候我接手的很多的打工妹，我能接到他们的电话，谈朋友了、生孩子了，我可以分享他们的喜悦和遇到的问题，我能做打工妹杂志，基于我内作为志愿者这样的基础。
之后到了03年非典爆发，那是我开始全职做公益，我是报社的记者，放假在家，我记得曾经有一天我接到十几个电话，打工妹给我打的电话，他说李老师我现在站在大街上，我打工的饭店关门了，住的地下室封了不让住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商量可以用假期的时候给大家做点什么。我们就开始了第一个针对农民工的预防非典紧急救助项目，那个时候资金是我们垫付了，开展救助的过程中要不要做一个组织，在做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理念，想尝试一下中国本土的NGO怎么样，农民工这么大一个群体在中国未来得发展，关于社会的定位是什么，5月份接到上班电话的时候，我第一个辞职，挺痛苦的，我现在的理想还是做一个真正的新闻人，时间的原因我简单的说。
要说社会公益，我感谢谢老师，他是我走向公益走向社会性别，认识社会性别的引路人，同时我也感谢我的先生，很多的事情都是在他的带领下我走过来。在北京协作者，前7、8年我们可以一起并肩工作，能够充分关注打工女性的特殊需要，生活上我们也可以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这些女性是怎么影响我的工作的，尤其是北京协作者接受社会性别训练之后，我成了职业的社工，女性的性别还是有优势的，女性值得人信任，容易建立关系。但是其中有一个例子，我们在南京在做一个助学服务的时候，跟踪孩子家庭，建立了关系之后，他跟我们的女社工有家庭暴力的情况，因为我们有爸爸在里面，男社工也可以介入，父亲说我一大老爷们给另一个大老爷们说家长礼短我说不出来。这个现象是不是就说明我觉得它是一个，我个人给它一个概念，女性公益圈的现象，公益服务的领域当中，从业人员中女性占了大多数，无论在什么活动基本上以女性为主的人群。前不久北京协作者，做了一次调查，有关从业人员占到了75%，这个现象是不是说明我们我们的性别意识占据了主流，我不这样认为，在领导人中比例不足50%，我们第一代公益人，基本上都是女性，他们一直到现在还在领域里面，也许有人说那个时候女性为主，公益组织少，但是现在公益组织多了，为什么公益组织当中女性的领导人反而少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包括我在百度搜索，社会性别意识这个词的时候，最近也是3、4年前的概念，因为以前的时候我还能接触到社会性别的培训，后来接触的越来越少，我对社会性别的概念越来越陌生，从我的经历当中也可以说明一个问题，我工作了十几年之后，在10年时候怀孕生孩子，我和先生的矛盾越来越多，在前7、8年我们是志同道合，因为他给我的期望是放多一些精力在孩子和家务身上，这个精力让我觉得很无助，我作为一个女性和母亲，我感觉到传统性别对我的压力，我不想放弃我们的压力，我如果做一个专职主妇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工作是我喜欢的，尤其是所做的NGO公益事业，我确实觉得越来越无助，我这次来给大会添了不少的麻烦，我跟我先生时间错不开，我跟我先生商量，我参加会议他先照顾孩子，然后他去开会我照顾孩子。在这个过程里，第一个我今天想通过我的精力做一个分享，我感觉到在公益圈里面，在公益的服务领域里面，女性公益圈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样说有两个方面的支撑，一个是男性进入圈子里的时候，除非他非常喜欢，因为我面试很多的员工，他们给我的反映是我可以先做一段时间，但是这个行业收入不够稳定，不足以我养家，所以我可能很快会离开。女性在这个领域越来越多，一个是社会对她的期望，包括我在做打工妹这个群体的调查的时候，我们社会性别视角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让我们有更多的人有了这种社会性别视角。尤其我们的公益社会组织里面，深化我们的社会性别，建造一个真正的性别平等，让公益更有效，今天的会议开的非常的及时也非常有意义，谢谢大家。
黄奕：
谢谢李真，刚才大家听到了李真的故事，98年作为新闻的学生，但是因为了解接触和关注到了社会性别，所以现在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刚刚李老师整个的演讲中提到了一个概念，女性公益圈，至少在北京统计的是超过75%从业人员，只有不到50%的领导人，这个现象我们要思考的课题，接下来我们请出一位女性的领导人，是陕西纯山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廖瑾。
廖瑾：
大家听了很多真知灼见，我带来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我外婆的故事，我外婆是满族人，跟汉族人观念不一样，满族人女性地位高一点，在我外婆的那一辈里面，我从小跟我外婆长大，好象没有什么男女之别，都一样，我小的时候我外婆经常给我讲，女人好，女人见了皇上不用叩头的。第二个女人的故事讲我妈，从小在我姥姥的培养下是女强人，但是我妈这一生经常总结起来，好象她自己觉得蛮不幸的，因为她很能干，工作上很棒，获得很多的称号，家务也很棒，但是她离婚了，她总结的经验是她比男人强太多，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妈妈还有很多女性说在男人面前要装傻，我的效果时候没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这是社会性别的问题我不懂，直到参加工作了以后，后来发生一些事，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跟同事出去玩，大家抢着买单，旁边有一个女生你别跟男的抢买单，男的很没面子，我说这不是一样的，为什么男人就应该买单，女人就应该躲着。我25岁的时候，我16岁参加工作了，25岁的时候我在证券公司里头有了一定的岗位，管三家证券公司，这个年龄段管做这个职位上不是很多。很多人就怀疑，我爹是李刚，或者我有一个干爹，就有很多的攻击，没有人相信一个女孩是通过自己的能力可以走到更高的位置上。
到了01年的时候我做志愿者，我那时候做志愿者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去儿童村，很多儿童村的孩子父母是服刑人员，我经常搞活动，带着儿童村的孩子们去女监看妈妈，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很忐忑，但是后来我在环境下，我看到所有的母亲抱着孩子都在哭，所有的母亲看上去都很慈祥，很有意思，我跟很多女犯人聊天，我觉得很好玩，他们很多人为什么会犯罪，因为在家里长期遭受暴力，没有办法解决，只能用这样的极端的方法解决，所以这个进了女监了，孩子进了儿童村了。后来我就教育工作，到2003年以后，我就全职进了公益组织，我们就发现这个农村的教育基本上到了初二初三是高峰的辍学阶段，但是在辍学潮里面绝大多数是女生先辍学，所以能够上到高中的男生居多，还有我们发现，农村的留守儿童以外，很多的孩子跟着父母外出打工，父母到城市里打工优先会带男生，为什么？后来我觉得很好玩，我在志愿国际工作了一段时间，他们负责把国外的志愿者派到对华服务的，大多数是女的，为什么全世界的角度看女性居多，我觉得女性更善良。从03年到现在，现在是女性公益圈，只要在公益圈里面见到的女性居多，男生为什么不来呢？男生嫌钱少，为什么男生就会因为嫌钱少不来女生没有顾虑呢？我发现不一定女生更善良，可能富裕社会性别的定位下，男人也是被压迫一部分，男人也承担了很多的东西。我以前一听见女权这个词有点警惕，我不是搞女权的，其实女权它并不是要让女性得到特权，女权其实是让男性和女性都能够享受到平等的权力，这是我后来总结对女权的认识，基于这样的认识，不管是我们在我们的公益工作中极度的夸大女性，还是极度的夸大男性，都是不够平等的认识。但是反过来讲，毕竟极度的夸大男性这个事干了几千年了，还有很多的女性连平等的台阶都没有上来。
现在在女性的公益圈里面，大多数是女性同胞，是女性就一定有女性的社会性别吗？不见得，我的很多朋友告诉我，那么辛苦干什么，嫁个好老公就可以了。前两天有人谈何必呢，出门不要那么强，行李不要自己扛，你撒撒娇旁边会有人帮忙。是不是能力代表女汉子，就代表你强人，我们需要反思和更多的了解，在性别平等领域学习的东西非常多，我们随着距离世妇会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我们在未来有推进性别平等的空间，谢谢。
黄奕：
谢谢，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装傻的现象，在行业当中还是比较普遍的。廖瑾她是16岁开始工作，我们这里有比他出道更早的，我们有请绿色强卫女工服务中心丁丽。
丁丽：
王老师1988年就开始做了，李真那个时候接触打工妹，我是属于第二批的，很多制造业，深圳高峰期很多女工，我在那个时候在工厂工作，我今天会分享我的故事，很多人做研究做理论的，我是女工，我们有实践的经验。我自己的公益之路，我自己打工，我是甘肃的，兰州打工两年，14岁进入工厂，后来我是做义工、志愿者，在NGO工作了9年的时间，今年我自己成立了绿色蔷薇女工服务中心的机构。
这个是我14岁的时候，那是一个工厂，工厂是做输液器的工厂，16岁的时候我来到深圳，很多人说打工妹，北方的比较多，在深圳、珠三角、长三角女工非常多， 我们在工厂里面上厕所受到限制，包括工厂管理制度每天上班要做多少产量有人盯着，在工厂你的私人的领域都会被监管的很厉害。我自己很小出来打工，我不想变成一个机器，我希望有一些思考的空间，后来我去一个电子厂，每次有看了一些书，我加入了这个机构，04年的时候就做志愿者，我做第一个工作是带姐妹小组，姐妹小组我们后来发现是小组的成员有10个女工，6个是抱养的。我们在那个时候女工的情况是非常严峻，很多问题，我自己总结工作这么多年之后，现在女工的处境，包括我这些年的观察，女性社会地位很低，包括整个学习的范围和机会，选择权会给男性，不管是经济方面，知识层面各方面女工是没有选择权的，第二个家庭的重担和压迫，还有流动的女工有一个问题，跟农村的不一样，她没有归属感，比如说我在城里打工，我因为是女的嫁出来泼出去的水，我的户口不可能在老家，我在深圳待了10年，过程里面没有人说我不可能变成深圳人，还有社会媒介方面，对女工负面报道，女工是没有话语权，社会定义说女工是什么样子。我们这几年也是倡导职业病的女工，她们得了职业病，没有办法治愈，一直在住院，比如说印刷，还有现在产业转型经济情况不好，第一批女工退休拿不到退休金，我们多了很多大量的倡导工作，第二个部分是很多流动妈妈儿童没有地方去，他们没有网络，变成女性的问题很多，女工的社会企业怎么处理。
这个是我们工业区里面普及女性的性健康知识，女性的权益，也会做生育保险的调研，我们第一阶的时候，做了十大最牛女工，社会上定义说女工的形象很差，比如说最牛设想女工，打官司女工，很全面的。第二个我们做了女工最牛的活动，100个女工，比如说他让老公做结扎手术，她要婚姻自由，到现在我们做了很多的女工戏剧，跳一些挣脱锁链的舞蹈。第三个分一班责任给社会，还一半权利给女性，让社会看见女性的存在，做了这些活动就会有很多新闻媒体每年会有报道，让女工看到自己的价值。
绿色蔷薇社会企业，我们看到很多边缘女工，现在是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很多是隐性的，很多女工退休了没有办法领养老金，还有全职的妈妈，没有工资，我们去职业病的医院探讨，跟大家分享，他们有技术，他们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做社会企业，我们一年多的时间没有任何的资金支持，我们买了缝纫机自己做。我们在社会企业学习，我们带着小孩，小孩没有人照顾，我们为什么要成立活动中心的原因希望有一个小孩活动的地方，让妈妈们有一个公共参与权。最后大家一定要支持我的产品，我的产品在右手边，我们的产品全是职业病的女工，产品都是用十字绣，他们得职业病的原因，很多因为化学品，我们希望有一个机会让女工做十字绣，有一个是女工自主管理的机会，通过产品，中午的时候看一下我们的产品。上面有职业病的情况，最后很多群体，女性地位的有没有提高，但是女性边缘的女工，到了困境跟所有的女性不太一样，在做一个公众倡导，再做一个女工的社会企业，有没有另外一种方式去再现女工的方式出现，我希望有时间可以看的产品，谢谢。
黄奕：
接下来我们请北京的韩红梅。
韩红梅：
大家好，我觉得我们作为年轻的妇女工作者非常的幸运，有前辈的累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工作，年轻的妇女工作者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她们是很早的接触到了前辈的性别意识得教育，对她们带来很大的影响，他们去拥抱女性主义的，同时把女性平等主义见习到服务里面去。我从个人得出发，整合女性主义，并且怎么样去投入到妇女群体里，我想是，是在10年前，我刚进入公益行业的时候，我对性别平等全然无知的，我小的时候没有太多机会去发言的，我家里有四个孩子，我有两个哥哥，我站在这里比较紧张，因为小的时候家里来了客人我从来不可以上桌的，我希望大家给我一个掌声，现在女性可以有机会站在这里。
在我成长的经历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遭遇，我还没有想清楚我要结婚的时候我就结婚了，我还没有想到生育是怎么样一回事的时候我就怀孕了，女性承担的角色一下子就铺天盖地过来了，我的周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你没有办法反抗，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不舒服，但是你讲不清楚你也没有出路，突然有一点那个我出来了，那种不愿意特别的强烈，我就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没有人给我答案，我的爸爸妈妈可能说你是不是生活的太好了要想这样的问题。非常的幸运有一个机会我进入到公益组织工作，我接触到了NGO价值观，我上的第一课是社会性别，我过去遭遇到的种种的困扰一下子就通透了，我觉得社会性别给到了我一种很重要的一个机会，你的人生可以有另外的选择，不只是一种，它让我可以更多元的看到你的人生不是捆绑再一个生活模式里。当我有这样的社会性被的意识得时候，不能解决我很多的问题，它只能让我理解问题，我跟一起工作的年轻人讨论，当我回到自己的家庭生活里面，我无法跟更强大的深入抗衡的，女性有生育的需求，有被生育，对女性主义最大的经历，我经历生育和养育，有多苦所以我讲这件事情。
我生孩子的时候是09年的时候，到11年的时候我开始工作，很多工作没有办法自己处理，所有的人告诉你你要忍耐，你的孩子会慢慢长大。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不对的，生育这件事情我觉得怎么只有我，我也觉得个人得苦难是不是只有个人来处理，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这应该是很多女人要去处理和面对的问题，他们怎么办，11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跟打工妹之家合作，跟家政工合作的纪录片，每个星期天跟他们在一起，我看到了更边缘的女性面对的困难比我更大，他们的处境由于资源不平等他们的处境更难，既使遭遇那么大的创伤，他们依然展现出来了光亮和身上的力量，2011年我跟我的伙伴成立了公社，我们为城市里面的女性提供一个活动空间，也为年轻人提供一个空间。
女性主义实际上不断对抗的是传统中的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抗争是对女性自我解放的巨大挑战，你要把女性的日常的经验整合在一起，当你跟女性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你要说赋权的时候，他们在怎样的文化和经济、政治背景下成为他们，要有理解，慢慢来比较，我们要做女性工作的时候，协助他们打破束缚他们身上的框。谢谢大家。
黄奕：
谢谢，让他们相互看见并且走在一起。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郴县一个访谈报告，为了这次会议女性公益人用女性视角尽心了一次访谈，这次访谈接触到了近十位的公益从业者，他们全部是女性，有女性机构的工作人员，有的是女童机构的领导人，还有一些是社会性被的学者，接下来请出赵海伶让她讲讲她的发现。
赵海伶：
我们这次访谈一共访问了十位，每一位背景都非常不一样，年龄跨度从20岁到80岁出头，我们希望对于背景各异的女性，一方面从女性的视角发现女性共同的挑战和困难，希望用性别视角发现微妙的权利关系。一部分是公益女性面临的多个挑战，我们有很多公益女性来说明为了男性、家庭、生育，第二个部分我们在访谈上发现所谓的个人化的因素之中，隐藏了很多行业精细的男权的结构，这一点值得我们从性别的视角梳理。
第一个显性的困境之一，家庭婚育与私人生活，相比起商业或企事业单位的女性从业者，尤其是草根组织的工作人员，在面对来自家庭婚育或选择亲密关系方面的压力和挑战更大，如果从人本身出发，将不足以更好的理解运营在每一个人每天生活当中的性别关系和权利结构，可能无法推出完善的解决方案，我们会问访谈者这样的问题，你的家庭怎么看待你的工作，如果你接受了社会性别的培训，你怎么看待社会性别在你私人家庭中的意义，对于这个问题回答特别有意思。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除了有一位目前的家庭生活对工作压力不大，技术人或多或少会提出伴侣如何看待他们的工作直接相关。我们在性别领域特别资深的前辈，帮助无数处于底层的妇女听到她们的声音，回到个人生活中她的工作搅乱了她的生活，这也使他在日常生活里面特别的孤独，这样的例子在访谈中不是特例，进入到婚姻的公益女性，可能会把困难归于难以改变的婚姻模式，行业中弥漫的个体中的孤独感很多是个人得问题，没有得到行业的有效的重视和讨论。
另外一个例子，是为工厂女工服务的机构，很多成员是年轻的母亲，打工的丈夫觉得孩子应该母亲带，为了缓解母亲带孩子的冲突，允许妈妈带孩子办公，然后我们搞活动本来是周日，我们统一安排在周六，每一周团队开理会的时间是周日。平时的休息当中这样的妈妈会意识到自己各自的丈夫叫出来聚会，做丈夫们的思想工作。像这样的工作方式在我们的整个行业里面比较少见的，这也让我们反思怎么样才算有社会性别的视角，如果我们觉得难以改变的时候，每一个机构能动性在哪里，我们还应该要做一些什么呢？
第二个比较明显的，对整个公益女性的困难，面对相似的工作和家庭困境，他们各自运用的资源非常不一样，很明显的访谈对象所在的阶级有关系的，越是处于社会地位较低的地位，他们在面对婚姻的压力越大，他们能够应对的资源越少，如果他们所服务的机构没有足够的性别意识，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出来工作的可能性就是没有的，越是来自于精英层面的女性，往往更有能力摆脱束缚，无论是配偶选择，或者到职业发展。不同的访谈者这样描述，她说我和丈夫之前打工的时候在工厂认识的，别人看起来很幸福，但是他对我怨言很多，我要外出培训，他带孩子觉得很没有面子，他时不时会要爆发，我要带孩子要上班非常辛苦，这样的家庭里面没有办法请保姆。当他的收入一旦比我高，他一定会让我辞职待在家里，我们有很多志愿者跟我的情况很相似，生了小孩一定要在家里，对于男人来说下了班就可以吃饭睡觉打游戏。另外一个访谈对象说，我的丈夫和我学者出身，他很理解我的工作我们没有这样的困扰，现在小孩长大现在比较轻松了，一方面同性别视角来看，从这两个例子来看，我们的阶分化可能会影响公益行业对性别的认识，行业中拥有较高的学历和经济能力掌握话语权，我们面对很多共同的处境，另外显而易见的阶级分化，和非常差异的社会情景，要求我们在总结梳理行业内的问题时，很多需要对阶级的关注，有差异化的解决方案不能笼统的将女性的问题混为一谈。
接下来是隐性的环境，我们发现随着整个公益行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如何来定义和分析行业中的男权问题变得困难，困难和复杂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性别中立话语体系成为公益行业的主流，我们访谈中有这样的陈述，大家在公开场合，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时候有一定的权威，我们会被看成什么都不懂得小女孩。除了有极个别的有性别意识得官员以外，其他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感觉。还有一位说我们的工资不高，天然是男性养家，不觉得这样的工作重要，所以才有这样的怪象，在我们整个行业里面我们的工作不受重视，国内关注妇女议题的资助几乎是没有的。我们这个国际组织撤出以后，处于资金断绝的境地，我们之前跟男性组织抱团取暖，负责人会觉得我们不够强势，没有组织好，管理太女性，所以筹款上不如男性社群，我们访谈中性别中立的话语，与市场化思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从而忽视了我们社会情境本来存在的大量的不平等的结构，使得应该关注的议题没有受到关注。受到社会性别和阶级机构双重压迫的机构，比如说处于底层的妇女他们的生活更加举步维艰，对于不同的性别和社群产生非常大的压力，接下来我们整个行业需要深入反思和批判地方向。
第二个在这种情况下，理念和使命驱动转变为技术管理优先，尤其是项目管理和控制，话语权的垄断导致资源失衡。有一位访谈者这样说，国内现在专门关注妇女的机构没有，反倒是各种的传播、公信力有关的比较容易传播，能够长期资助运营机构的资助方，没有几家，强调高大上词的大老垄断了话语权，基本是男的，没有社会性别视角。资源分配的失衡也使得我们整个公益行业越加分化，一部分在讴歌慈善公益的春天，另外一部分人觉得认为是行业的害群之马，有一位访谈对象这样说，我们机构是做女权的，我自己觉得不体属于公益圈了，本来应该多样化出现了话语权的垄断跟其他领域没有差别，有的时候更加严重。我们整个领域变的越来越边缘化，很多我们的同行对此并无差别，很多根据可获得性挑战了发展战略，我们这次访谈量比较少，访谈对象绝大多数没有在现场，从个体层面上揭示公益行业女性公益人面临的挑战，回看20年我们走过的道路，不论是在话语体系，理论思潮还是资源分配，牢牢的镶嵌在男权的大背景中，在我看来很难说未来得生活会不会变得更好，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且对当下公益界的发展反思，可能是引导改变的第一步，谢谢大家。
黄奕：
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出浙江省社科院王老师做一个点评。
王金玲：
会议给了我一个亚历山大的一件事，没有给我事先的东西，让我边听边写。还有给我们学科网做一个宣传，我们有2000多的成员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我们前段时间出了一本关于学科发展的蓝皮书。
可能要我做评论的是两大问题，包括主题，第一是公益慈善为什么要有性别视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公益慈善如何具有社会性的视角。第一个关于公益慈善为什么要有性别视角，可能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段落里面，可能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是性别人，性别人是李小江老师提出的概念，性别人不仅是男性女性包括所有的性别。在目前，国际潮流里面如果我们要做学术研究，如果做社会行动三大视角必须具备。第一个经济阶层，第二个独立，第三个性别，性别是人的最本质的属性，这个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决定了我们做公益事业必须要有社会性别的视角，没有社会性别的视角我们做服务肯定是不到位的，问传达地震的时候，一开始开进去的人都是外科医生，没有妇产科，运进去的东西没有卫生巾，后来发现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的服务对象来讲，第二个我们组织自身，在我们做组织建设的时候，做我们组织机构项目的设计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宗旨设立的时候，其实机制建构的时候也要社会性别的视角，比如说就我们的组织的能力来讲，也是一个性别人，但是既使是女性公益组织的领导人，他的成员其实也不一定具有社会性别视角。我再举一个例子，在婚姻法修讨论的时候，把一堆人找去了，我们作为社会学界的人跟法学界的人吵架，有一位女性公益组织的自称为女性法学家的人，婚内强奸要不要入法，我们认为必须入法，那个老师认为不应该立法，她指着我的鼻子说，男人在外面不能干，家里也不能干，你让男人怎么办，我跳起来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让女人在外面感到危险，在家里也感到危险，你让女人怎么办，但是还是没有入法。
第二，我们的宗旨来讲，其实性别化的项目，并不一定会具有社会性的视角，包括做刺绣的，结果女人活的更累，除了要做厨房的事情还要做刺绣。项目设计当中也有很多，包括我们的整个机构的机制，其实不仅是中国的NGO民间组织，中国的女性公益组织，国外也是这样，我曾经翻译过一篇印尼的评论，高层的基本上都是这样，整个的职业的分层，复制了我们的原本的职场，公益和慈善也是职业，仍然是男性主流社会当中要复制过来的。因为钱赚的少地位比较低，更多女人是这个职业，全世界都一样。如果我们做公益慈善事业，如果不具有社会性别的视角，我们直接影响到组织的社会功能，影响到我们的社会效益，我们做性别评估到底对哪些性别有益，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所以必须要区别社会性别视角。
我们到底如何具有社会性别视角，我们经常说政府必须怎么做，向政府要什么，政府很想知道，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许多学者调查，政府动手全党动员。第一个肯定是要做倡导，我们做了很多倡导，包括政府对社会对个人得倡导，我们要告诉政治、社会、个人该怎么做，第二个应该要做大量的培训，除了我们做了很多了社会性别意识得培训，除了这个以外，可能更多要做能力和知识的培训，我们女性公益从业人员女性慈善从业人员遇到的问题不仅是你们行业的问题，是职业女性面临的共同的问题，九几年我们已经讨论这个问题，双肩挑，哪一个更加重要，我们现在认为妇女价值的是家庭价值不是社会价值，男人被更多的定义为是社会功能，可能我们成长过程中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些矛盾，包括怎么样处理家庭内部的事物，这个培训不是针对妇女，而是针对所有跟我们的公益慈善相关的人，所有的人都应该做一些相关的培训，不仅是已经在做的很多的社会性别意识得培训，还要包括社会性别的能力和意识，包括对领导人和从业人员。
第三，建立相关的工作机制，这个工作机制其实我们目前的整个的中全世界的公益机制，是复制西方工业社会的工作的机制，或者工作模式，西方的工业化的初始阶段是男人出去工作，女人在家带孩子，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男人出去赚钱，现在女人也要赚钱，现在女人怎么办，仍然是一堆家务事女人承担，我们服务行业，我们工作的时候他们也上班，我们下班了他们也下班，既然是服务，我们上班的时候他们在休息，我们下班的时候他们在上班。所以这个工作应该说，相比较而言，民间机构做的比政府机构做的好，政府机构不允许你带孩子上班的，我包括我们的工作时间如何进行弹性工作，我们工作的机制如何进行一个调整，更加适合在目前的情况下，除了我们要从一个战略的抗争做调整，我们的工作之间，我们从女性公益组织自身做起，如何尽力更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适合我们女性工人人员的工作机制。
第四，必须建立评估机制，目前在公益领域存在两张皮，其他的公益组织很少具有社会性别视角，跟原来一样，妇女工作妇女去做，应该建立一个性别平等的评估机制，我们目前在公益领域里面，从性别社会来讲，存在性别偏见、盲点、隔离，我们建立相应的评估机制，对所有的公益机构饲料的公益项目进行一个性别平等的评估，或者跟媒体结合，这样的话通过这些社会行动推进整个的公益领域的社会性别平等。
很感谢这次会议，它提供了公益机构之间的经验的交流，第二，一个是经验的交流，第二是两大领域的合作，我们可不可以以此为契机，建立一个交流的平台，两大领域之间可以有更多的交融，以一个拳头的力量推进社会性别平等，谢谢大家。
黄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