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直被视为经济发达的社会，但实际在这城市里面，大多数人内里己是五痨七伤。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后，几十年来专业主义和资本垄断一路狂奔，加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本是社会主体的劳动者，不断受资本压榨，变得贫困，然后又在提倡不断消费的社会中沦为没有选择的消费者，被二度压榨，逐渐失去自主。
除了城市无产劳动者，香港的农民同样日渐孤立无援，互相间却陌生隔膜。香港有1/3土地属于乡郊地区，农业式微，极少数农民虽然仍出产蔬菜，但是城市居民的菜篮子早己被外来大农场作物所占满。劳动者要重夺生活自主权，便要有办法打破资本垄断，让城市重新连结农业，居民以菜篮子支持乡郊农民，强健社区经济，便是其一。
香港的社区经济
2001年，香港出现由团体牵头，学者参与研究，联手提出实践社区经济，以应对社会经济低迷造成的就业问题。当时学者研究中提出来的几个概念：社区经济，社会资本，社区货币等，可以说一新当时汲汲于经济低迷、资本垄断中寻找另类出路的社会基层和团体的耳目。研究还指出，外国己经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反例子，证明社区经济发展的方法对重建社区经济、加强社会融及推动可持续发展均有成效。
相继开展社区经济的几个香港社会团体，都是在社区里服务多年，对社区有著深厚的了解和群众基础，它们因应自身的地区特色，发展出不同的社区经济模式，例如共同购买、回收及二手店。发展社区经济，必须进行生产及交易，基层民众有什么资本以供生产呢？香港实行资本主义经济超过100年，资本早己垄断了经济发展，掌握在愈来愈少数的人的手里。社区经济必须另辟蹊径。因此，社区经济的生产注重运用社会资本，而不是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是劳动者本身便拥有的一种资本，即是个人透过社会网络和联系而获得的经济资源、信息或机会。
在过往，基层民众的社会资本被忽略了被压抑了，没有真正释放出来成为生产力，改善生活。反而，它遭到经济金融资本的侵蚀，不断在萎缩，也即生产力在降低，其结果是导致民众生活日益困顿。社区经济重新强调社区资本，令日常备受大财阀剥夺的基层和社会团体得以共同反思，重新审视自身在生产关系中的角色，基层民众不是一无所有，不仅有劳动力，也可提供生产所需的资源和信息，也可以主动掌握生产过程。
湾仔社区与社区经济实践
按香港政府统计处每年公布的资料，湾仔常年占据全港最富裕地区第一位。不过真相是，湾仔贫富悬殊，是个天堂与地狱并存的地方。多年来湾仔面对的问题，主要是社区网络因为城市重建被瓦解，城市发展却导致社区居民生计困难，社区贫弱普遍，人口老化严重。
圣雅各福群会（下称圣雅各）是首批践行社区经济的团体。圣雅各1949年起在湾仔服务居民，至今己超过60年，在地区上提供综合社会服务，历史悠久。2001年圣雅各与街坊和学者得到非政府组织赞助，落实推行“社区经济互助计划”，将专业、低收入和新来港、长者和康复者、单亲、综援街坊等等社区不同群体紧紧扣在一起。
圣雅各的社区经济互助计划自2001年开展至今己超过十年，所发行的时分券（注：时分券是一种社区货币，价值以劳动所需时间来计算，而劳动则无分蓝、白领，工种平等，大学教授与一个清洁工如果同样工作两小时，会得到同样数量的时分券。时分券开始时为市集“来墟”的交易货币，“时分报”则是为了推动这种新货币和社区经济概念而办的刊物），是香港最早开始运作的社区货币，目前己发行70万时分，真中流通中的有30万时分。12年来该计划先后设有：开设来墟、时分报供计划成员进行交换，还有时分合作社，天衣无缝车衣队，资源运转站，两间时分天地店等。计划也开放给真他社区的会员参与，但当年初期时分券运作的网络，只集中在湾仔区。
土作坊：从思考食物开始
实践社区经济，是重构劳动资源，将基层民众的社会资本结合自身的劳动力，进行生产，让基层民众从中获取生活所需，达到改善生活的目标，进而推动社区的自主发展，才能摆脱大财阀资本的控制。但是，关乎香港团体推动的社会经济基本都在旧市区或住宅区进行，只在本区运作，集中在区内居民和消费者身上，对生计的促进著眼在消费互助方面，更好运用被浪费的资源，涉及生产方面的非常有限，生产者一直以来在社区经济的角色并不如居民和消费者般重要。而缺乏生产者社群，也令社会资源的整合十分有限。因此，2007年圣雅各获政府“伙伴倡自强”基金拨款，成立绿色生机社会企业土作坊，透过有机生产和加工，在整合社会资源、消费者和生产者互相结合上，实在是迈进了一大步。
土作坊位于湾仔坚尼地街街尾，这一街上都是旧唐楼，地铺多是车房或工场，土作坊铺面并不特别起眼。它主要是由一班街坊妇女为社区居民提供各款绿色有机生坊活用品。土作坊还推行共同购买有机菜，加工有机产品如有机腰果糖、有机姜饼等等。其中，节令食物的加工是土作坊非常重要的生产项目，节令食物加工采用本地农业产品为原料，生产有机月饼、五行萝卜糕等。
土作坊的创立源于社区经济计划里一班街坊对食物的思考。圣雅各社区经济负责人郑淑贞说也是机缘。早年刚开始发展社区经济时，她曾和个别有机农场谈过合作，虽然没谈成，却也就此认识了有机农场的农夫，彼此有了联络。后来她带圣雅各的年青人去有机农场学种菜和堆肥，而这些青年人的父母正是时分券计划里的成员，因而将有机食物的讯息开始带到时分券计划成员之间。
2006年参加圣雅各时分合作社的街坊，正针对社区里食物浪费问题，向大酒店收取面包，然后与想换取面包的会员交换，而面包交换收到的时分券，则支付给时分合作社付出劳动的各成员。因为有了有机农作物的讯息，逐渐地合作社的街坊开始由食物浪费问题，思索到食物健康问题，食物是每个人的基本所需，为什么劳动有价，却不能让街坊换来足够的健康食物？街坊如何可以享受到健康食物，改善生计？
坐言起行，街坊没有停留在收取大酒店面包。在圣雅各的支持下，他们联系有机批发，虽然有了有机菜，但是有机菜价格昂贵非街坊能够承担，销售困难。街坊也去蔬菜统营处批发蔬菜，但逐渐发现问题，这些菜的生产者是什么人呢？在批发零售过程中，究竟有多少钱付给了农民呢？街坊是不是没钱没资源就没有出路和生计呢？
共同购买，关注农业生产
他们转而开始了了解香港农业、寻找香港小农合作之路。香港农业虽然己逐渐式微，但仍约有2.3%的新鲜蔬菜是本地供应的。香港也有农民，但从事有机生产的比率不高。香港出产过很多美味的农产品，像元朗米，奎湾川龙西洋菜、粉岭鹤薮白菜。近十几年，有机农场在有心人孜孜不倦的实践下正在滋长，这些农场通常为小规模经营，以种植叶菜和瓜果为主。他们面对中国大陆大农场的大量输人（即使是有机蔬菜，大农场也在和大超市互相配合，占据有机市场），小农场，特别是有机农场个体户，他们的生存一点也不容易。
圣雅各和街坊在新界联系到六个农场，农地规模基本都很小有的才几斗地，有的农场里干脆就是主人农夫一个，别无他人帮手。街坊决定支持小农场，是因为考虑到小农场的农夫无法生产、运输、销售全部自己承担，支持小农场，可以释放农夫的劳动力，让农夫更专注在自己擅长的耕作上。土作坊对现行的认证制度也有所保留，因此，对新入行、刚起步的，想在农业发展但又面临销售困难的农夫，土作坊最多支持，也不要求农夫像大型有机农场那样搞认证。
找到农场后，街坊于2006年开始了共同购买有机菜。开始时，街坊找到六个订户，共订购36斤菜。后来订户多了，订菜增长到100多斤，再后来到现在就是稳定的200 多斤。这几年间，他们支持过的农场共有13个，像沙埔村的明哥、林锦元岗村的王菱、大江埔的昌哥、绿怡农场、欧罗农场、琴姐农场等等，当中有的农夫得到支持后因生产销售稳定下选择离开不再合作，也有新开始种有机菜的加入。土作坊的街坊从来没有介意农夫的进进出出，反而替那些能渡过难关稳定下来的农夫高兴，然后又高高兴兴再寻找新的合作小农夫。
土作坊直接向小农场购买有机菜，付给农夫的是现金加时分券，20港元（下同）一斤菜，农夫收10元和二时分。农夫收到时分券，也可以用时分券聘请街坊帮忙，而街坊帮忙农活后可以用时分券换有机菜，不再吃不起有机菜。社区的街坊支持农夫，从而赚取时分券，结果是自己可以吃得健康富足，又以较合理的价钱在社区中购得日常用品，帮补生计。农夫的生产则得到城市社区的支持，稳定持续发展。可说是城市居民与农夫双方互有来往，各得其所。
目前街坊以时分券换有机菜大约有几十斤，占土作坊共同购买的三成。三年来，土作坊的有机菜售价一直维持在20元一斤，没有加价，街坊以12时分加八元现金买到有机菜。这几年，土作坊每年向农夫购菜的现金达20多万，每月约两万元。他们希望做到更多资源再分配，比如菜价能提高，付给农夫的也多些，对街坊则维持收较大比例的时分券。
土作坊参与的街坊以妇女为主，她们直接采购农产品，还有销售、推广、运输、配送等工作，整个过程工序很多，街坊觉得一点也不容易。而土作坊要配合农夫的步伐，例如有机农夫不时不种，土作坊强调对消费者教育，让消费者知道源头生产者的理念和处境，知道不时不吃，这全然是挑战。香港一向以消费者为王，而消费者本身却带有矛盾的价值观，例如讲究不时不吃，但又希望在香港炎热多雨的夏天吃到菜心，土作坊便需让其明白这种要求给农民生产和土地带来压力。
对于土作坊目前在社区支持农业的规模是否足以扩大影响，圣雅各另一计划负责人谢振民认为，规模可以指共同购买支持农场的量多量少，而香港的地理和人文与外地不同，无法大规模进行，重要的是这种不以消费者为王，结合街坊参与和时分券的模式，有无可以借镜给其他社区的经验，而其他地区也不能照抄土作坊模式，要根据在地情况，在学习之余加以修改，走出自己的路。比如与天水围的基保券计划比较，湾仔土作坊比较侧重有机，相反基保券街坊更有乡间生活经验，更清楚有机认证不代表真正有机。
食物加工，深化生产
土作坊从一开始提倡身土不二，在成立之初，先有共同购买支持农业，后来相继成立社区生产队、食物加工队及土作坊当值队。其中，食物加工队是土作坊从消费支持农业，进而走向生产支持的重要里程。经过几年的营运，目前营业额己增长到每年120万元，扣除货款，己经有少量盈馀。从年度销售额中看出，食物加工的销售额占重要比例。
土作坊生产的加工食品有节令食品，比如端午节的粽子，中秋的月饼、新年的萝卡糕，还有常年食品，比如有机花生糖、腰果糖，有机菇酱、腰果酱等等。为了确保食物是最新鲜的，街坊因应定单数量不定期制作各种产品，并不大批量生产。土作坊售卖的有机产品更多，包括了米粮、干粮小吃、饮料及日用品等几十种有机、环保产品。
土作坊曾组织街坊在湾仔种植一菌，但效果并不理想，在市区内种植似乎并非因地制宜，社区生产队在2010年前停止了运作。土作坊开始摸索食品加工，在为个别有机农夫大量收成的萝卜寻找出路时，土作坊街坊运用自己的生活常识，做出了香港人喜爱的日常食品一萝卜糕，有机的。几次这样的经验引发土作坊考虑，以新鲜农产品做食物加工最能响应支持农业。土作坊有的是街坊，以反她们丰富的生活经验，处理食品的经验，而香港与大陆联系密切，农产品多，也会造成浪费，加工可以令食物更耐放，比如酱、饼及糖果等，不仅耐放，像加工生产姜饼比姜更容易得到接受和购买。
除了售卖有机产品，促进绿色有机生活，土作坊街坊利用共同购买建立起来的消费、生产网络反有机信息，开拓出生产加工食物，采购农产品支持农业这条道路。不论是采购有机产品还是加工原料，土作坊的采购都以“本地本区本国”为原则，尽量向小农采购产品，除了要稳定供应以供加工销售，土作坊也希望农友理解、同意、相信土作坊的理念，不是交货时有认证土作坊便会合作，土作坊还关心种植方法，甚至是包装这些细节。比如土作坊也在内地寻找货源，但是如果农场的产品本身在内地己做得开，有大批的销售，土作坊便不会特别与之合作。反过来说，土作坊会倾其所能，支持和自己理念相符的农产品。比如和平妇女项目中的妇女，在山西用传统工艺生产苹果醋，苹果醋百分百由山西黄土高原野生苹果发酵而成，土作坊为支持她们，以大笔现金直接支付购买苹果醋，让妇女马上有资金再投人生产。比如粤北连山的地禾糯是传统品种，糯性好、香昧浓但产量低，少人种，土作坊便选择入货以支持种植的农夫。土作坊的街坊还会出门去考察，更多了解所采购的农产品，也更了解农夫的处境。比如街坊去江西，那里有有机糙米、山茶油、茶仔粉等等，她们寻找农夫合作，同时加深互相的理解。
多元生机，增厚社会资本
土作坊街坊可说既是销售者、采购者，又同时是生产者，身份多重，一方面需要招徕顾客支持其有机产品，另一方面又是小农的支持者。街坊以前不是不知道有机产品，但香港人做惯消费者，拣饮择食，不会想到生产者农夫。当自己成为销售者，甚至当上生产者进行加工生产，有机会和农夫沟通时，街坊就有了不同的角度和新的想法，她们为农夫的产品销售著紧，不再是以前的消费心态。而她们支持的农夫也会来买土作坊的产品，大家身份互换，促进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彼此了解，身为消费者时，了解更多产品的生产过程，更学习尊重生产者的处境。
郑淑贞在一次分享会中指出，食是人类基本的福赐，可是市区人往往不会考虑食物来源，也不知道农民的困境，透过食物让社区居民重新思考与农业的关系，与土地的关系。像制作月饼，街坊认识了本地种的有机莲子，像制作真正有姜的姜饼，增进了街坊与农夫的感情和信心。
当土作坊无法直接向农夫采购时，街坊会找一些公平贸易机构供货，像香港的公平栈、公平点，同时又帮这些机构生产加工食品，生产腰果糖、花生糖，这些交易更促进土作坊街坊改善加工的技术，开拓新产品之时，也开拓了新的社会网络，累积新的社会资本。
土作坊是独特的，它做自己的品牌，理念和实践并重，建立起本地加工消费生生不息的社区经济，使有机产品不再是有钱和中产人士的舶来玩意。土作坊从接触消费者，到联系本地小农，外地小农，公平贸易机构，己经能跳出湾仔社区迈向更广阔的天地。它通过食物，关注食物来源和农业发展，透过发挥街坊的开拓能力，整合了更广义的社区资源，把城市社区与土地和农业生产串联起来，使两者不再是分割的孤立的，而是互相认识和互相支持启发，进行更公平的贸易。由此，大家的社会资本都在累积增厚，真正得以减少中间商的剥削，抗衡大财阀的影响力，不仅改善生计，共同都获得更丰盛的生活。
郑淑贞表示和一班街坊搞土作坊，大家不懂可以学，但不可以沮丧。圣雅各拒绝大财团，不希望受大财团牵制，支持街坊充权，发挥所长。土作坊要做到本地化，能够因地制宜，小而美地扎根社区，大财团便无法抄袭，不能以大资本取代。未来她还想推动民间集资，成立董事局，包括消费者和支持者，拉入更多人加入在这场运动中。
街坊阿瑶
土作坊有三大原则:社区支持农业、参与式管理、社区生产。土作坊有20多名街坊参与在各项工作中。街坊阿瑶，就是早年开始参与土作坊的各项发展。2007年初她参加有机生产队，参与种菇菌，土作坊生产时令食品需要人手时，她也参加食物加工。不过她后来当上土作坊的推广员，去农墟、嘉道理农场市集、学校、青年广场、工展会、美食节，到处推广土作坊产品，阿瑶最喜欢推广工作，到处去，样样可以学懂。目前她星期一至五下午在土作坊当值，按她的说法，参与式管理，大家是一个团队，既分工清楚，遇什么也会一齐上，一齐做，连清洁也一齐做。不懂的可以学，也不怕叻人，功叻的人要教其他人。
阿瑶逢星期四都会先照顾好儿子放学，迟些回土作坊当值。阿瑶说现在照顾家庭之余，可以兼顾工作，有收人，又有得吃健康食物。阿瑶以前也在外面茶餐厅兼职，她说土作坊最大的不同，是老板和员工关系不同，在外面工作，要求入职要有经验。谁是土作坊老板？阿瑶觉得是圣雅各负责推动土作坊的淑贞阿民等人，又有点犹豫这个讲法，因为他们虽然是管理，但不会摆款。在土作坊自己有什么要求，可以直接提出来，都会得到帮助，不懂都教到懂，没说嫌弃，不会骂人，因此她做得开心无压力，有安全感，甚至家庭有事不懂也问，因为土作坊上下是可以信任的人，圣雅各的各人从一开始教懂了她很多事物
事实上，圣雅各一直扮演著推动者和中介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组织街坊，另一方面帮街坊结连各个不重复的网络群。郑淑贞认为，圣雅各与其说是管理者，更多的是一种职责，土作坊街坊不喜欢的，税务、牌照、会计、核数，交由圣雅各的组织者处理。谢振民也认为和街坊一起做事，与商业机构不同，土作坊不是请人回来做事，做不成就走人。要因应街坊的情况，遇到问题要了解是不是系统有问题，背后原因是什么，初时也担心太管理主义，但大家一起倾，讨论什么是人性化管理，时间一久连带圣雅各帮助街坊的能力都提高了。
现时土作坊的20几位街坊的报酬是每小时三时分加30元现金，其中三位收全时分。土作坊利润透明，每年三、四月都会交出帐目，一开始也与街坊谈好，会将利润分给参与工作的街坊。阿瑶说不出一年营业额，她知道现在土作坊可以自负盈亏，但也担心它有天会倒闭，她说，所以大家都好努力，好齐心。
农夫阿杜
阿杜不是农民出身，2007年开了自己一个人的有机农场，两年之后开始出产有机菜，到处找地方卖自己的菜，这时土作坊辗转找上门，从此开始长期合作至今。初期他一半的出产都交给土作坊卖，每星期几十斤，每斤可以收到11元现金加二时分（后期因为运输成本高，改为收十元现金加二时分）。现在每星期土作坊仍然向他要几十斤菜，他的农场也己稳定发展，给土作坊的菜现时只占他农场产量1/4。
阿杜的农场现在也只多了一个人帮忙，所以他无法到农墟去卖菜，只能每年两三次参加节日农墟、粟米节等。参加这些大型节日展销活动需要额外人手，他也不愁，便用平时卖菜给土作坊积存得来的时分券请湾仔街坊来帮忙。街坊赚了时分券也会用来买他的菜。
阿杜说，一来一往，大家都好。如果没有时分券，大家便是买卖的金钱关系，没有了交流。时分券让大家可以交换劳动力，有了互助，便多了意义。
阿杜每年有一两次和其他农夫到太和与土作坊成员开会，商量种什么菜，大家之间互相配合不会重复生产。土作坊也会去探访农场。对于社区支持农业，阿杜觉得好，做农夫就喜欢种菜，能把菜卖出去就行，有人中间帮助农夫卖菜当然好。社区支持农业，目的让农夫种菜更加专注，也分担农夫的卖菜压力，预定菜蔬进一步分担农夫种植风险。不过土作坊也无法做到提前预订，阿杜认为如果能做到提前预订，会让他做事更有计划，未下种就有人订自然是开心，但他也明白不是每个有机农夫喜欢预订这个做法。
结语
外面的人看香港金融发达社会繁华，但香港也有许多劳动阶层居住的社区和老旧社区，这些社区基本都被排除在这些刻板的繁华想象之外，社区街坊基本上就是一个无权无势的社群。香港社区经济发展所尝试的是一种非纯经济利益为主导的社会交换生活，是一种基于互助关怀的社会关系，自下而上的参与及动员，发挥结连各个网络群的才能、技术与经验，社群中的成员互惠互利。土作坊透过食物的摸索实践，一方面改善居民生活质素，另一方面更令参与者重获生活的意义及尊严，这些社区内形成的社会资本，一旦运用起来，可以成为生产力，连结城市社区和农业社区，把四分五裂的个体粘合起来，重建社区关系，夺回社区生活自主权。
（作者系香港民间组织工作者，文章选自PCD2013年出版的《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之甦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