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确定进一步简政放权时，李克强总理一连讲了3个故事，其中一个就是“一个公民要出国旅游需填写‘紧急联系人’，他写了他母亲的名字，结果有关部门要求他提供材料，证明‘你妈是你妈’。这怎么证明呢?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人家本来是想出去旅游，放松放松，结果呢?”李克强说，“这些办事机构到底是出于对老百姓负责的态度，还是在故意给老百姓设置障碍?”
总理一席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你妈是你妈”迅速成为全社会热点。这些天来，民众不断挖掘出自己在办事过程中遭遇过的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葩证明”：要证明你爸是你爸，要证明你没犯过罪，要证明你没结过婚，要证明你没有要过孩子，要证明你没买过房……这样那样的证明，有的听起来不可理喻，有的听都没有听说过，而共同点则是办起来让人东奔西跑折腾得筋疲力尽!
事实上在中国，没有遭遇过办证的憋屈与折腾的人，是不足以谈人生的。广州市有个团队作了一份调查，收集了103个与人生不同阶段相关的证件，并绘制了一个“人在证途”的图表。而这些证件或证明，也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证明，而这些中国式证明的背后，每一个人都成为权力关系蜘蛛网的“猎物”，被纠缠得无法脱身，只能乖乖就范。
关注不奇葩却气人的证明
比起这些奇葩证明来说，现实中那些不算奇葩，却给每一个办理者带来无比折磨的证明，更是值得我们讨论，因为它几乎是所有人都遭遇到的，也都会让人一肚子气的，比如有中国特色的准生证。
以2012年一个影响广泛的新闻为例。当年的9月6日，在北京一家媒体工作的高明勇发了一条微博：“不要逼我。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要给你个说法。”这条愤怒之中夹杂着无奈的微博，源自于高明勇在办理准生证中的经历。在此之前，他先后历经4个多月没有办下准生证。
因为是头胎，又是晚婚晚育，条件合法，材料齐全，高明勇以为事情进展会很顺利。他的户籍在南京，妻子的户籍在河南，先是想到女方户籍地办理准生证，但女方户籍地提供的“一孩生育证发放登记表”上需要他的户籍地居委会盖章，可是南京的居委会表示，不在南京市以外地区的公文上盖章。于是高明勇又打算到南京办理准生证，但又被告知，他是集体户口，只能由女方出具准生证，男方负责提供材料，看来这条路也走不通。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方法是可以到高明勇的原籍河南的另一城市去办理。可是，当地计生部门又表示需要加盖13个公章或签字，感到有些走投无路的高明勇一气之下，在网上发了那条微博，没想到这条微博一天之内被转发近千次，评论近300条。随着高明勇所发的微博传播得越来越广，事情终于有了转机：有人帮他联系了当地政府，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高明勇在微博上“晒”出这张来之不易的准生证后，国家计生委工作人员也给他打了个电话。由此也推动了国家人口计生委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精简群众办理计划生育相关证件时所需材料。户籍所在地在为群众办理再生育服务证时，要简化程序。对推诿、拖延或拒不办理的，要严肃处理，并追究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责任。
但事实上，这个通知之后，办理准生证并没有太多改善，一个证办下来伤筋动骨是必然的。在高明勇办理准生证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每一个省份都有自己不同的流程与要求，而证明文件也都是不同的，这样的区别，也就让各地各自为政，互不承认对方的文件文本，让办证者束手无策，陷入无解的循环中。而准生证只是所有证明中的一个个案，还有诸如工作调动时的档案调动、户籍迁移、社保医保跨省转移、公司注册等，这些的办理，也都是极为繁琐，往往让人望而却步。
大政府管理体系下的产物
证件或证明在中国的历史，是极为悠久的。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身份证是在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变法，发明了照身帖。照身帖由官府发放，是一块打磨光滑细密的竹板，上面刻有持有人的头像和籍贯信息。国人必须持有，如若没有就被认为是黑户或者间谍之类的。由此证明便和中国人如影随形了。
而在1949年新政权之后，对于民众的管理，更加精密化，每一个人都被限定在有限的生活范围内，在这城乡二元割裂之下，管理部分，城市是单位、大院，农村则是公社、生产大队。出门走亲戚，也得开被俗称为路条的介绍信，结婚要单位同意并开具证明。农村人进入城市，被视为“盲流”。城里人呢，则更多地是被粮票、油票这些类似流通货币的证明限制住。
这些证明是出于社会管理的方便，让社会尽量处于一种静态的局面，每个人各安其职各守其土。那时候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们摆脱了土地与单位的束缚，迁徙和流动的约束逐渐减少，社会人口的迁移逐渐增多。不过，在很长时间内，收容遣送制度下的暂住证，依然成为一大紧箍咒，使之成为一纸写满血泪史的证明。2003年，因为孙志刚案件惊动全国，最终才促使了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少了一道全国人民身上的枷锁。但政府在管理体系上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实质性的变化。
中国一直是一个大政府型的社会，包办一切成为一个政府的终局想象与目标(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在大背景下，管理体系必然都要围绕着这个逻辑进行，产生了上述的大量的对于人的限制，而且随着形势的变化，还会不断增多限制。一旦个人需要流动或发生了变动，就需要管理体系的证明，否则就是无效的或违法的。
但是在如今流动性如此强烈的社会里，这样的逻辑导致的管理体系已经完全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了，加上在管理上的技术落后，让二者通过一个个的证件显示出来，于是，户籍、档案、暂住证等等这些传统管理产物，都成为了每一个公民甩不掉的沉重负担。
这些天来，很多评论都论及到了，其实很多证明，都是可以通过技术上的改进得以很好地解决的。比如一些评论建议，通过互联网，打破政府职能部门间的信息“壁垒”，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权限设置，让公民基本情况实现共享。
但是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治本还需要管理体系的逻辑的彻底转变。这就需要政府真正放权简政，管理的边界进一步后撤。诸多的证明，本质上都是为了使公民自身的权利与责任被后置到管理机构中，通过机构实现对于人的管控，最后让公民自身不能以及无法为自身进行责任担当。这种时候，机构与组织就成为了担保人，成为证明公民权利与责任的中间人。但事实上，很多时候这种担保是无意义的，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变化急剧的社会，人的流动，已经打破了原有的单位格局，机构与组织已经难以作为公民个人的权利代理方了。
但遗憾的是，不仅政府方面没有得到切实的改善，相反，这种逻辑还蔓延到了社会领域和商业领域，作为责任推脱有效手段，比如银行、学校等，就成为需要证明一大场所，动辄需要公民到各种部门开具各种莫名其妙的证明，比如外来人口子弟在北京入学，所需要的各种证明，就犹如西天取经一般九九八十一难，而结果还往往无法入学。所以总归来说，所有证明背后，更多地显示出了的是管理体系的混乱与落伍，更是对于个人权益的漠视、侵犯甚至于是羞辱、剥夺。
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证明都是可以减除的、无任何意义的证明。流动性中国，大政府管理体系下的逻辑思维，让各种证明都有机会成为“奇葩”或者“气死人”的证明，加上踢皮球、责任推搡都成常态，“服务民众型”政府就被戏谑变成“民众服了型”政府。
炫耀性权力的补偿
在这个总理质疑“奇葩证明”的讨论中，一直被人忽视的是，除了制度原因，很多时候这种办奇葩证明的背后，是“办证难”，而这个难，正是使用权力的一线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而造成的。
“这是规定，我也没有办法。”这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总是让人会涌起揍人的冲动，这句话是各种政府服务办事部门工作人员最常说的一句话。其实这句话是一句话很值得玩味和深入分析的语句。
对于基层一些一线办事人员，在体制的序列里，他们是处于最低端、最无权力的一个群体，收入也不会很高，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太多升迁的机会，也更没有发大财的机遇。但是在面对前来办事的公众来说，他们却在此刻成为了最具权力的一方。“这是规定，我也没有办法”不仅把责任推脱到没有具体人格、无人负责的“规定”上，更是让自己在这个瞬间成为制度的代言人一般，有着难以抗衡的权威性，使他拥有难以辩驳的最终解释权，你只能乖乖听命于他。这个时候，他就成了“命令-服从”这一个最基本的权力关系的命令方，实现了对他人和资源的控制，同时实现了自己的权力炫耀。
这里我们可以好好分析下这种“炫耀性权力”。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 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一书中，经济学家凡勃伦首次提出了“炫耀性消费”这一概念。炫耀性消费指的是富裕的上层阶级通过对物品的超出实用和生存所必需的浪费性、奢侈性和铺张浪费，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钱财力和社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带来的荣耀、声望和名誉。
在现实的权力体系中，同样广泛地存在着心理，通过对于自己权力的极度或过度使用，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决定性能力与不可驳逆的话语权。花钱购物给人看，是炫耀性消费，而设障碍摆脸色给人看，则可以认为是在使用炫耀性的权力。这种炫耀试图实现两种效果，一种是通过这个时候的权力炫耀，实现在日常中的价值与精神的补偿，实现权力的在场感。另一种是试图通过权力寻租，获得非正当利益。
“我爸是李刚”、“我是局长”这类是彻底的权力炫耀，这种权力虽然令人痛恨，但发生的概率很低，也不会与每个人的日常发生关联。可是政府服务机构一线工作人员在这些权力的使用上，则更准确的是除了炫耀权力，还需要从中获得补偿。权力炫耀下的补偿，这体现在，办事的时候，他们不会一次性清清楚楚地告诉你，需要什么什么证明，跑一次告诉你缺一个材料，这样，办理一个证明，会让你来来回回跑个多次，你虽然火冒三丈，为了办好妥事情，却只能强压怒火，一次一次窝火地低声下气求他。这个过程中，他可以把前来办事的人玩弄于股掌，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权力体验(而在权力体系中，他只能是被他人命令指挥的人)，久而久之，甚至可能成为了一种习惯，不这么使用权力都不会办事了。脸难看事难办，就是这样发生的。所以就会发现，为什么政府机关的那些办事人员，给公众的感受就是几乎一个个都是一个德行。当然，领导的一句话，就可以将之打回原形，乖乖快速地把事儿办理好了。
这些在日常权力体系中的无权者或低阶权力者，被压抑之后，会导致内心有着强烈的权力上的追求，以寻求补偿。权力寻租更是老生常谈的现象了。以上文的案例，高明勇在长达数月办理准生证的过程中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准生证“异化”成了权力寻租的工具。“有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比如办理准生证推迟一个月罚300元，你过期不去办也没人提醒你，如果到生之前才办下来，可能要罚3000元。还有的地方，如果孩子出生之前没有办准生证，等孩子生下来上户口需要补办的时候，一次性罚个上万元。”
所以，他们都会以和公众制造一些障碍为乐，以获取自己的权力补偿，或者通过障碍，获取一些利益，进行权力寻租。这些现象的出现，我们很容易发现，其根源依然是在不合时宜的管理体系下导致的。管理管理，更多地强调自上而下居高临下的“管”，政府犹如家长一样，以各种证明来处处掣肘着民众的生活与发展，这些证明就像是权力触须，触及到每个人，捆住了手脚。因此，回到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议题上，只有迎合时代发展，顺应民众呼声，从“管理”到“治理”，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对于社会的束缚与钳制，设立更多的渠道，促进社会参与，增强公民自治，激发社会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