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名19岁黑人青年的意外死亡在美国巴尔的摩市乃至全美引发了强烈抗议，“骚乱”一词吸引世界的眼光。隔岸观火，有些中国媒体的报道照例略显幸灾乐祸，另一些则试图“理性”“客观”却落入冷漠。在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更重要的：为什么？独立的披露与探讨不仅补充信息，亦是张力思考的起点。
两篇来稿的作者都曾亲历抗议，切身体会到“骚乱”之谥将社会运动污名、为镇压开道，然而真正荒诞与冷酷的暴力正由看不见的权力机器源源生产。作者的攻读方向都是性别研究，这或许并非偶然，如果社会性别视角既意味着某种“无尽的批判”，并启动对正义和变革的向往乃至笃信。
在主流报道之外，巴城人民不是暴徒
巴尔的摩民众抗议警察对黑人的执法暴力，路透社图片
上周六，美国巴尔的摩市警察局的六名警察被以二级谋杀、非法关押、玩忽职守等罪名被起诉；上周日，巴尔的摩市长宣布原定一周的宵禁提前结束，该市自4月19日以来因黑人青年弗莱迪·格雷被拘押期间死亡而爆发的动荡暂时缓和。
这两周间，美国各大媒体对巴尔的摩的报道集中于个别市民抢劫、烧毁商店的暴力，以及州长调动国民警卫队的举动，这使得外界认为巴城“骚乱”事态严重，警民对峙气氛紧张、一触即发，全城风声鹤唳。
但作为巴城常住者，我要说，这只是事件的一个侧面。事实上，绝大多数巴尔的摩人民不是暴徒。最近一周，每天都有数千普通市民，不分肤色、年龄、性别，自发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既反对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也反对媒体对巴尔的摩一边倒的负面报道。
六名警察被起诉的周六当天，近万市民再次走上街头，在市政厅集会，然后又跋涉数英里，去格雷生前居住的社区庆祝这阶段性的胜利。在往日生人不敢接近的西巴尔的摩社区，不同肤色的人见面互相拥抱、亲吻，我这个亚裔留学生女性也与黑人兄弟姐妹击掌，互相致意，几岁的孩子，也在家长的带领下，高喊“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
在美国，平均每一千件警察凶杀案中只有一件会被起诉，巴尔的摩事件的进展让人略感欣慰。这也证明了“群众监督”和集会抗议施压的必要。在运动中，我看到巴城市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和普通工人的能力与良知，深感他们的组织才华。我也了解到，这些年在巴城各社区已经有了很多草根组织，一直在为种族歧视、社会不公做着实事，而这次事件也让我见识了美国主流媒体的偏见。知名大报只报道和渲染暴力场面，却不让群众的声音被听见，给外界制造恐怖气氛，为州长调兵背书。而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百名师生上街——这是私立学校难得一见的事件，以及全城高校都动员起来的新闻，大报们顶多一带而过，绝对不会强调。
事件并非偶然，黑人为何陷于“失败”
如果把视角扩大，会发现巴城此次事件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美国老工业城市长年种族矛盾和贫困问题的爆发，更是警察系统充满种族偏见的暴力执法得不到有效制裁的恶果。格雷正是多重压迫的直接受害者。
格雷的母亲身有残疾，带着儿子和两个女儿生活在巴城最穷最危险的社区。如许多贫困儿童遭遇到的，由于房屋陈旧、油漆不合格等因素，格雷和两个姐妹童年时均曾铅中毒，导致一系列的学习、生活、行为困难，这些问题将伴随终生。生为非裔，格雷和许多同族裔男性一样，更有可能被警察逮捕——美国非裔人口占13%左右，非裔男性却占监狱男性总数的40%，而在巴尔的摩的“危险”社区，这一比例更高。
犯罪率和入狱率与社会经济和福利的低迷紧密相关。一百年前，港口城市巴尔的摩是美国第六大工业城市，钢铁和纺织等传统制造业吸引工人阶级安家落户，人口高达百万。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去工业化进程使传统制造业衰落，巴尔的摩失业率和犯罪率攀升，白人和部分非裔中产阶级搬到富裕的郊区，城里留下大量非裔人口，男性失业率将近50%，公立学校系统溃败，毒品、黑帮问题突出。
雪上加霜的是，近20年，无良银行把目光投向了黑人社区。上世纪60年代以前黑人购房没有制度保障，直到民权运动后他们才有资格做和白人中产者一样的“美国梦”，但他们大多收入微薄，没有能力置业。银行看上了这个商机，在黑人社区推销所谓“次级房贷”，即允许没有能力还款的家庭贷款购房，条件是以房屋本身作为抵押。2008年次级贷款引爆金融危机，美国房市崩盘，很多业主无力偿还借贷，房屋被法院强令执行拍卖，无家可归且沦为负资产。在这场危机中，巴尔的摩所在的马里兰州是仅次于佛罗里达的强制拍卖第二高发州，巴尔的摩有几万黑人家庭失去住房，流离失所。
矛盾激化成动荡，要看见系统性暴力
讽刺的是，与非裔社区的贫困、破败并存的，是一个所谓“巴尔的摩复兴计划”。2008金融危机后几年，巴尔的摩房价回升，新一轮的金融投资房地产开始，政府和资本家雄心勃勃，要将巴城 “中产阶级化”，吸引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人士居住，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和消费能力。
想理解巴尔的摩今天为何爆发“骚乱”，就必须要考虑到以上这些背景因素。一旦种族偏见与警察暴力执法结合，种种潜在矛盾势必激化。作为身在巴城的留学生，我为这里的不公正现象感到不平，也为各族裔普通市民的正义发声自豪，希望人们可以更加审慎、全方位地看待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一条抗议标语说：“我不关心打破的窗子，我只关心被扭断的脖子”，抗议中的极少数破坏行为固然不对，但不要忘记，由国家和资本支持的、系统性的、基于种族和阶级的对人的暴行，才是问题的根源。
背景介绍
19岁的弗莱迪·格雷居住在美国巴尔的摩市的吉尔摩·霍姆斯社区，和许多该市西部的社区一样，此地有大量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下，犯罪率极高。4月12日早上，格雷在街上与巡逻警察“目光对视”后企图逃跑，警察截住他询问，发现他身上有一把折叠刀，并因此拘捕了他。格雷被押上警车送往警署，大约半个小时后，被拉出警车的他被发现脊柱严重受伤、声带受伤，并随后休克送医， 医生说他的脊神经损伤了八成。格雷于4月19日死亡。 警方说逮捕时警察没有使用暴力，然而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格雷当时双手被反铐，双腿已经瘫痪不能行走，是两名警察连拉带拽把他扔进了警车。
对格雷之死的调查尚未有结果，没有人知道在警车里发生的所有事情，但已知患有哮喘的格雷曾要求使用呼吸器却被拒绝。人们猜测，当时很可能发生了美国电影里常见的所谓“粗暴行驶”，即嫌犯被铐双手关在车后，不系安全带，司机开得很快，极速拐弯或刹车，以此对犯人变相折磨。警方否认这些猜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