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小康不小康，关键在老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截至2015年底，全国仍有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当前，全国各级党政机关都在忙着精准扶贫，确保2020年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过去十几年的农村扶贫工作，党和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真金白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现有的扶贫模式也存在很多的问题。那么，农村的贫困根源在哪里？现有扶贫模式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才能让农民摆脱贫困？我们听听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张和清教授的分析。
正文
2016年国际社工日民政部将宣传活动的主题确定为“发展社会工作，助力扶贫济困”，并明确指出“推动扶贫济困、增进民生福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国扶贫工作会议部署的战略任务，是发展社会工作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广大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的核心专业使命”。
由此可见，在当今中国贫富分化日益显著，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新形势下，以关注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根本宗旨的中国社会工作者必须积极回应国家扶贫济困战略，致力于扎根城乡社区，与底层困难群众共同摆脱贫困生活的现实处境。
笔者所在的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秉持专业的理念和方法策略，在中国边远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扶贫济困工作已经超过15年个年头，期间尝尽各种酸甜苦辣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对于社会工作如何助力扶贫济困事业我从认识论和具体方法两个方面加以叙述。
一、如何理解贫困
从认识论而言，为了更好地在新形势下做好扶贫济困工作，参与扶贫的社会工作者首先应该深入反省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级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在全国各地区持续不断开展的扶贫工作，既要充分肯定中国扶贫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更要对以往扶贫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检讨，只有这样社工才能够突破传统扶贫的局限性，真正助力中国扶贫济困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本文对于中国扶贫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再赘述，文章根据笔者的实务经验和田野研究，侧重反省扶贫工作的不足和限制。总体而言，我认为以往中国的扶贫工作最大的局限性是缺乏对贫困社会根源的想像力，造成扶贫工作总是陷入以下四个方面的困局：
第一，我们习惯性地将贫困的原因简单归结为“穷人物质的缺乏”，将扶贫的目标定位于“给钱给物”，形成了持续不断的救济式扶贫模式。这种模式的操作策略可以简化为“因为贫困者的能力不足或弱势地位，造成他们缺乏基本生活的物质条件”，所谓扶贫就是通过“给钱给物”的救济行动，提高穷人的物质生活水平。
救济式扶贫模式的结果大多是“造成扶贫对象的‘依赖’和‘等、靠、要’”等社会心理状态。这种“输血式”的扶贫行动不仅减低了被扶贫者自我发展（造血）的能力和自我尊严感，也强化了扶贫者的无力感和挫败感。例如，刚开始学习社会工作的时候，我将社工视为单方面“助人”的专业，当遇到特困户时，首先将其作为“需要被救济的个案”对待，除了给予金钱的支持之外，还背着大米入户救济。后来这户人家的男主人依然喝酒和不下地干活，家庭的生活状况不仅没有改观，他们也明显地对我产生了更多的期待（依赖），而我也觉得自己的救济能力很有限，更何况救济之后产生的后果与社工的期待适得其反。
第二，我们将贫困的原因归结为“穷人缺乏市场观念，造成收入与消费不足够”，形成了持续不断的“产业化”扶贫模式。这种模式的操作策略可以概括为“因为贫困者的思想观念落后，缺乏商品市场意识，造成他们在市场交易的过程中缺乏竞争力”，所谓扶贫“就是通过农副产品的产业化、规模化生产和市场化交易手段提高穷人的收入水平”。
这种市场化扶贫模式的结果不仅造成因为市场及其价格的大幅度波动“谷贱伤农”，还因为规模化种植的成本（种子、农药、化肥等）不断提升，致使许多小农破产，他们不得不外出务工为生，而流落城市的农民工又因为工厂的剥削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欠缺，也陷入贫困的境地。绿耕所在的村庄基本上都经历过“调整产业结构”式的农副产品产业化、规模化和市场化经营式扶贫的尝试，结果生产者几乎无一例外都遭遇到“价格爆跌”式的破产，大多数村民的命运都是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第三是文化偏见制造贫困。我所谓的文化偏见意指“消费文化”和“贫困的文化标签”两个方面。今天我们习惯性地认为贫困就是穷人物质及其收入不足够，消费能力低下，将扶贫定位于帮助穷人增加收入，扩大消费水平。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今天的贫穷是否与我们的物质欲望不断膨胀，金钱开支不断增长紧密相关呢？
首先，今日中国，在消费主义热潮的鼓舞下，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陷入拼命赚钱，不断消费的狂潮中。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在消费社会制造的“海量”需求面前，我们既感到“收入赶不上物价的上涨水平”，也感到“支出太大，钱不够花”。
在与“有钱人”的不断攀比过程中，我们的物质欲望持续膨胀，“穷人”的感觉不断增强。我把这种人们在相互的物质与消费的攀比中感受到的贫困，称为精神性贫困。
除此之外，精神性贫困的另外一种表现是从精神层面而言，穷人除了物质-消费文化制造的贫困感觉之外，主流的都市-农村，汉族-少数民族等关于“发达”与“落后”的二元文化区隔也制造了许多对于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及其人民之间的文化偏见。
诸如城市和汉族代表“文明”和“发达”，而农村和少数民族则代表“原始”和“落后”，于是，城市人与汉族就很容易被贴上“富裕”的正面标签，而农村与少数民族则在不知不觉中被贴上“贫困”和“穷人”的负面文化标签。当越来越多的村民和少数民族不断内化这种贫困的文化标签时，他们内化自己是穷人的同时，族群自卑感也不断被主流文化偏见所强化。
第四是“天灾人祸”制造贫困。近些年来，无论是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有可能造成“小康村一夜之间变成难民村”，还是因为“天灾人祸”，甚至“人祸”不断制造着灾难和贫穷，真所谓“天灾人祸猛于虎！”从“癌症村爆发”到“天津爆炸”再到“深圳泥石流”灾害，都造成了无数的家户成为难民，对于这样突如其来的贫困问题，也是社工参与扶贫济困必须对面的。
二、社会工作如何助力扶贫济困
我认为在当前党和政府强调“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社会工作要有效地助力国家扶贫济困事业，除了必须扎根城乡社区，准确界定扶贫对象，以村居和家户为单位，具体落实国家的各项扶贫资金到位和扶贫政策执行之外，还必须发挥社会学的想像力在深入理解上述四个方面有关致贫的社会根源的基础上，采取社会工作的专业及其本土方法，“对症下药”，切实将扶贫工作落到实处。
根据绿耕的扶贫经验，当社会工作面对穷人基于生存需求的绝对贫困议题时，只要我们深入城乡社区（建立社工站），深层次地理解困难群众的基本生存需求（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开展田野式的深度评估），然后通过组织及能力建设（互助合作的组织策略等）与城乡合作、公平贸易实践等策略，最大限度地助力困难群众增收脱贫。
如第一部分所述，正因为绿耕十分警觉扶贫工作陷入产业化和市场化扶贫增收的陷阱，才选择通过城乡公平贸易的策略助力村民在物质收入的层面脱贫致富。15年来绿耕通过这种城乡合作式的社会经济的扶贫策略在帮助村民增收和增强村民互助合作及主体性和能动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绿耕社工的扶贫工作也面临着在“精神性贫困”（相对贫困）和“环境友好”方面比较乏力的状态。尽管我们明白无论从扩大生产，还是节约开支，亦或是消除负面的文化标签等方面与穷人一起努力，都有可能逐步摆脱贫困；但那种基于欲望和攀比所产出的相对贫困，那种对贫困地区和穷人的贫困文化的身份建构，那种以污染环境和消耗资源为代价的扶贫模式等方面的问题却很难得到根本的改变。
实践证明，如果穷人（包括全人类）不改变单一的物质-消费的生活方式，如果主流社会不转变对穷人的负面文化标签和社会排除，如果我们不改变以牺牲资源为代价的单一物质发展的模式，那么，我们所谓的增加收入并不能真正地改变贫困地区和穷人的面貌。
例如绿耕在云南平寨推动的契合文化保护与环境友好的社会经济实验，其根本宗旨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城乡合作尝试，使平寨逐步达致“社区自治、生计发展、文化认同、社会互助、环境友好”之“五位一体”的美好社区和幸福生活愿景。
但尽管我们推动村民以合作社的方式采取“不用化肥农药的老品种水稻生态种植”，社工在城市建立公平贸易的直销平台，确实使村民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收入增加），但村民收入的增加远远赶不上他们的实际开支和消费欲望的增长，有的社员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竟然私底下使用农药化肥增加产量，许多村民“为钱合作”，一些村民为了挣到更多的“快钱”也放下土地，外出打工。有的村民认为：这个扶贫项目“钱是挣到了，但远远不够……”，还有村民认为：“只要能挣钱，什么合作呀，稻作文化保护呀，不用化肥农药呀（环保），都无所谓！”。
上述绿耕的扶贫案例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中国社会工作助力扶贫济困事业既大有作为，更任重道远。就具体的做法而言，基于前文对贫困社会根源的反思，社工首先要摆脱单方面的“救济式扶贫”和“产业化扶贫”模式，借助各种契合文化传承、社会互助、公共参与和生态保育的社会经济扶贫策略（包括城乡合作模式），与城乡社区居民一起协力摆脱贫困的社会生活处境。
平寨的经验也警示我们社会经济的扶贫模式，必须重点强调扶贫或经济的社会性面向——在扶贫的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实践中应该突出强调城乡互惠互利和共生共好；在物质性（收入层面）扶贫的同时，必须通过个案、小组、社区层面的教育及意识提升等社工专业手法，使困难群众逐步转变单一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逐步树立足够就好、开源节流、勤俭节约、返璞归真、环境友好的可持续生活方式。
文章转载自人民食物主权论坛
实习编辑：王劭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