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公益界，有很多说法刺激着从业者！
徐永光老师振臂提出公益市场化；马云等商业精英人士提出用商业逻辑来做公益；顾远老师撰文说“小即是美，而大是必须的”，关于社会企业的讨论更是喧嚣尘上。
我不知道公益组织的领导人看到这些高大上的说法有何感想，我自己一方面是觉得都对，很对！另一方面就是心慌慌的，那个感觉有点像父母教育孩子时，听到老师说班上那位学习好、体育好、钢琴也弹得好的同学的经验时，看看自己的处于中不溜秋的孩子时的复杂心情。
作为一家公益组织的领导人，在这纷纷嚷嚷的世道里，给自己的组织找个恰当的定位成了不太容易的事情，而组织定位是制定年度工作计划，乃至组织战略的核心。
我们需要一个恰如其分的、自圆其说的战略定位来安慰我们那“饱受折磨”的心，来给同事们找到一条不算一片光明，却也能勉强过得去的小径。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当我们听到或者说到那些概念如公益市场化、用商业逻辑做公益、公益产品等时，我们说的究竟是什么？对于一个公益机构而言，究竟有什么意义？
作为一个机构的领导人，每天都要面对具体的工作和人，而无法用是是而非的想法带领大家前行。
2016年，佰特教育做了一些新的尝试，有两个比较突出。
一个是我们有点积极参与了腾讯99公益日的筹款活动。在此之前，我一直不太愿意参加这样的网络筹款活动，因为佰特缺乏庞大的志愿者社群基础，做起来困难，不过我现在才明白，缺乏志愿者社群基础只是现象，真正的原因另有其他。
另一个是我们开启了社会企业的尝试，研发了一两款商业化的产品。与此同时，佰特教育也在扎扎实实地实施公益项目，其中有基金会资助的幼儿财商试点课程，有企业基金会资助的大规模推广的儿童财商活动项目，有公办学校购买的阿福童概念学校教育服务项目，也有街道政府采购的阿福童体验馆社区服务项目等。
一个机构同时运营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公益项目，难免会在运营模式上产生模糊，甚至发生冲突。在与同事们的反复沟通中，我意识到这些不同类型的项目和产品背后有着不同的产生、发展和推广的逻辑，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用一种从公益项目到公益产品再到商品的演变谱系来重新打量我们所做的事情。
首先，是一个对用户全免费的社会创新项目，基金会的捐赠背后包含了公益组织去试错的机会成本。
下一步，是需要多个资助方配捐的项目，资助方的要求在提高，他们希望公益组织能够打动其他资助方的青睐，而不仅仅是说服某个资助方。
下一步，是半收费半资助的项目，资助方的要求在进一步提高，希望这个公益项目可以得到一部分市场的认可，而不仅仅依赖资助才能成立，并且配捐的各方都不希望这个项目的风险太大。
再下一步，是通过网络众筹“销售”的公益产品，此类产品具备了让市场购买的特征，因为为其捐赠的很多人是陌生人，他们为此捐赠是被其社会价值或慈善情怀所打动，因此这种捐赠式的“购买行为”背后隐含了不少同情心的因素。
再下一步，是根据某个特定的社会问题设计研发的比较成熟的公益产品，自所以称其为“产品”，是因为这几乎是一个价值明确，成本清晰的标准项目或产品，它有别于纯粹的商品的地方在于购买者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同时还为了一个公益的需求。
最后一段是针对某个市场需求而推出的市场化的商品，它具备了商品的特征，购买者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需要而发生购买行为。
如下图所示：
从试验性质的公益项目到商业性质的商品，这几种形态都可以说是针对某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但是因为其形成的机制不同，相对应的，公益组织所采用的组织形态和运作方式也是不同的。
比方说，研发一个用于网络众筹的公益项目，因为是面向公众宣传的公益项目，最重要的是打动熟人以及陌生人，说到他们心坎里去，因此，必须要说清楚这个公益项目的社会价值，其项目本身的设计要便于实施，让人看得懂；并且在筹集资金到位实施之中及之后，便于将实施情况及效果向众多的捐赠者汇报，这就需要实施这个项目的公益组织具备较强的实施能力和及时传播能力。
像歌路营的新一千零一夜项目，给乡镇寄宿制小学的孩子们装备一个说故事的设备，让远离父母的孩子们在睡觉前听一个故事，其功效清晰明了，其设备成本容易核算，也容易制作及分发安装，歌露营自身拥有的寄宿制学校的网络可以发挥作用，在那些安装了这个设备的学校，孩子们听了故事之后的效果也容易传播出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这类公益项目的案例。
又比方说，接受基金会的捐赠去开发一个社会创新型项目，例如减少碳排放这样的环保项目，或者高考制度改革这样的教育项目，其想要处理的社会问题本身是一个具有复杂产生机制的社会难题，解决这一类的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多方面的利益调和与组织协调，任何一个解决方案都无法全部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其成效往往也不是及时可见，需要很长时期的探索，不断试错和摸索，逐步解决其社会问题的某些方面，某个环节，这种类型的公益项目的成本结构就难以标准化，不容易一眼看得明白，此时就需要对此有意愿的基金会或私人捐赠者提供长期的资助，鼓励相应的公益组织做长期的创新试验，去找到合适的方案；而提供此类解决方案的公益组织则需要具备较强的综合能力，或者创新能力，能够在一个较长的周期里持续不断地针对这类社会问题进行探索创新。
而另一类公益项目，其解决方案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试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实施成本往往也比较明确，但是还没有到可以标准量产的地步，还需要有人支持去进一步完善或者大规模的复制扩展。这种状况下，某个基金会往往会要求公益组织去积极寻求配捐的合作机构，如其他的基金会，企业，或者有关政府部门，社会多方合作一起来扩大这个解决方案的效应。
例如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梦想教室”项目在经过了五六年的探索之后，对于很多学校的素质教育提供了很好的硬件环境和课程设计，其独树一帜的教师培训也受到了很多老师和学校的欢迎，因此在真爱梦想全额提供梦想教室数年之后，很多地方教育局愿意以50%配捐的方式与真爱梦想合作，从而共同将这个公益项目复制引入到本地，扩大其社会影响。
著名的公益组织“多背一公斤”所研发生产的“一公斤盒子”则是商业化的公益产品的代表，一个盒子解决一个素质教育的小模块，效果清晰可见，成本低廉，使用方便，易于上手。购买他们的一公斤盒子的单位往往是企业，一方面满足了企业实施其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让他们的企业员工志愿者有机会参与到这个活动中去，一方面也让乡村儿童接触到精心设计生产的素质教育活动包，提升他们某一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很多公益组织希望能将自己的公益项目升级换代到一公斤盒子的程度，但是能够做到的并不多。究其原因，有些公益组织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难以找到合适的小切口将其标准化和量化处理；而有些公益组织则是因为其机构不具备设计、生产此类标准化解决方案的能力。
因此，每个公益组织首先要明确自己的机构定位，需要明白自己机构究竟在处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这一类的社会问题的产生机制是什么，在解决这样的社会问题时，是否具有比较小的切口，以便研发出相对可以标准化设计生产的解决方案，让该解决方案的成本核算清晰，效果效果明确可见。
如果不是这样的社会问题，那么量化标准化就不是自己所要追求的方向，规模化也不见得适合自己，甚至参加腾讯99公益日这类的网络众筹都没有必要，而是安心地在一些具有耐心和长远眼光的基金会支持下一点点探索合适的解决方案，逐步去完善该社会问题的解决。
不同的机构定位不仅仅决定了公益组织的战略发展方向，而且决定了组织内部的资源分配和人员配备。在纷纷扰扰的各种说法面前，公益组织领导人需要清晰思考，冷静判断，找准自己机构的定位，在从公益项目到公益产品到商品的演变谱系里找到适合自己机构的一个点或者多个点，切实地做下去，做出属于自己的别样风采。
【社创特约之王胜】：国内青少年财经素养教育的倡导者和先驱者，上海佰特教育创始人及理事长，国内著名民间教育智库21世纪教育研究院原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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