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SR We Can 第三届从业者年会上的演讲
大家好！我是梁“切脉”。
在来这里之前，有一天有个朋友私信给我，说你这个题目好惊悚啊，你要讲些什么呀？我想了想，和他说你不用害怕，我只是想让大家思考思考。为什么用CSR将死这个题目呢？我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讨论带给大家一些新的思考。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和实践在中国已经存在至少十年了，那么这十几年过去，我们需要想一想我们到底做到了什么，以及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我今天确确实实希望能对过去十年中国的社会责任道一声再见甚或永别，所以我今天从头到脚特意穿了一身黑，这是有寓意的。
企业社会责任是不是该死、是不是已死或者是不是正在死，这个问题不是我提出来的。过去一年也就是2015年，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非常热烈的，而且在观念上，也就是是不是已死的结论上，阵营也是非常清晰的。我这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个材料，2015年10月，巴克莱银行组织了一个国际企业社会责任顶尖专家的辩论会，辩论题目就是企业社会责任死掉了么。我这里开场引用的几个言论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参加这次辩论会的国际大咖。首先是Peter Bakker，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他，他是WBCSD（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的主席。2015年2月，他在一个研讨会上就斩钉截铁地说，CSR完了。其次是BP集团前首席执行官布朗勋爵（Lord Browne），他专门写了一本小书叫Connect，里面就讨论CSR到底做什么，以及面临什么挑战。他对CSR的基本判断就是，CSR是用来把业界在社会问题上的失败装扮为成功的外衣。第三位是John Elkington这位老先生。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应该听说过三重底线理论，即社会责任领域的3P，就是他最早系统地提出来的。他坚定地站在CSR还可以苟延残喘几年的立场上，他说大致上CSR还活着，还能这样坚持几年。我们再回到最开始Peter Bakker的论断，他在说CSR已经完了这句话时是有上下文的。他实际上是要说CSR这个理念已经无法承载我们业界在可持续发展，以及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已经做出的努力和未来的雄心壮志，所以，CSR作为一个过去我们借以解决社会问题的外壳，它是死掉了。当然大家知道作为WBCSD的主席，他不可能反对业界，所以他说CSR死掉的时候，是在说我们业界有更强的理念，更好的方法可以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当CSR死掉，我们有新一轮的理论和机制依托，比如说全球刚制定的雄心壮志的SDG（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Michael Porter等提出的CSV（创造共享价值）——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业界理念——他觉得我们应该抛弃CSR拥抱CSV。所以，某种意义上，Peter Bakker的想法是CSR之所以会死掉是因为它无法解决现有和未来的问题。而其他人的意思可就不一样了，他们强调的是CSR过去这么多年到底做了什么，没做什么，以及CSR被用在、误用在和滥用在哪些方面。所以，Lord Browne等大咖认为CSR之所以死掉是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谎言，而John Elkington认为CSR还可以活着，是因为CSR确确实实解决了一些问题。
我从回顾这几位大咖的争吵开始，是要说明什么呢？首先，我想说这一争论不仅存在于这个屋子里，也不局限于中国，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正在进行的一场很有意思的讨论。讨论的核心就是CSR到底是什么，和它未来的取向、走向是什么。我想，不管是用Peter Bakker 的理念，还是用John Elkington的想法，答案无非两种：CSR要么成为一种华丽蜕变后的升华，evolution成为一个更加具有社会潜力的理念和机制，比如SDG或者CSV等；但也有可能CSR在过去这么多年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反而制造出很多新的问题，陷入整体失败以后，不得不沉沦下去，走向extinction。
那么我就想，我们把国际上的这一争论和这两种可能性带到中国的场景来分析，然后来看一看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各位是多年的参与者——将会走向哪一条路，或者现在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也用个3P模型来总结一下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过去的发展，就是Policy、Publicity和Practice。这基本也是一个小小的自成逻辑的体系，来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这十年在中国所取得的各方面的发展成果，这些成果真的可以一个个如数家珍地说出来。
Policy层面我不想多说了，我们至少有几个policy在全球是很有影响的，比如说2008年国资委的一号文，要求央企履行社会责任。这个文件至今在我看到的所有谈到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文献中，都是必然会谈到的一件事情。后来，很多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都就企业社会责任颁布了政策文件，甚至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都开始不断引用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和提法。比如说去年，至少在两个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企业社会责任的提法。一个是关于创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另一个是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都有类似的说法。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央企改革的文件也再提了企业社会责任。可以看出来，在政府层面，企业社会责任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家常术语。所以，在Policy层面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走在很多国家的前面。但是policy层面的问题待会我再和大家说。
在Publicity方面，各位都是氛围的创造者和参与者。过去这一个多月来，于主编、郭博士还有我都特别忙，为什么呢？今天这个机构邀请我们来讲讲这个，明天那个机构说讲讲那个吧。于是，我们看到很多的研讨会，很多的对话和思考。现在，如果大家随便翻开任何一天的任何一家报纸，都可能会看到社会责任相关的报道，一种呼唤责任、期待责任的感觉扑面而来。这种氛围，我在其他国家也很少见到。
再说说Practice，各位都是practitioners。举一个例子，我们国家在practice方面有非常傲人的2500多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根据不同的口径，有人说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有人说没有那么多，可能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不管怎么样，至少都跟我们国家人口的比例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差不多或者更高。我拿这个例子来说，感觉也是很让人骄傲的，因为这种比例在别的国家也见不到，而我们中国只用了十年就做到了。
不过，大家想想这些事情是不是太快了呢？我们是不是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通货膨胀和泡沫化呢？这确确实实值得我们思考。而这就是我的一个论断——为什么说在中国CSR将死，因为它在虚弱的基础之上虚高地膨胀了。
比如，我们来看下policy层面。前面说了，很多的policy都引用社会责任的理念和术语，问题在于我们至今都没有一个国家级的文件告诉我们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跟很多其他相关重要概念的区别，比如说与法律责任的区别和联系。2014年，中央提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但至今理论界和业界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2015年关于创造和谐劳动关系的文件中对社会责任的定义很有意思——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切实承担报效国家、服务社会、造福职工的社会责任”。我觉得服务社会，造福职工都没有问题，但企业尤其是外企该如何报效国家呢？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可以看得出来，CSR被提到的场合越来越多，但我们的迷惑也越来越多。这里面一个基础问题就是rule of law的问题，即法治问题，包括法治框架之下各方的责任界定和界限问题，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法律义务之间的界限问题，至今没有政策文件告诉我们这些。这种没有理论和法治基础的CSR高歌难以创造基本共识，因而导致政策文件越频繁使用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业界就越不明白它所指的内涵是什么。
政策层面的第二个问题是对国际行为规范的尊重问题。这里插一句，可能大家已经发现了，我这里是以ISO 26000关于社会责任的基本原则来做框架讨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挑战，这些原则是我国在对ISO 26000投赞成票时就接受了的。在Policy层面我觉得主要问题在于尊重法治和尊重国际行为规范这两个原则。现在我来说说尊重国际行为规范的问题。首先，很高兴我国去年出了一个社会责任国标，这是policy方面的一个巨大进展。不过，这个国标对于ISO 26000的最大贡献就是把ISO 26000给“阉割”了。这里面有两种阉割，一种是社会责任指南本来适用于公共机构，现在不适用了；第二种是很多国际规则在ISO 26000中适用，现在不适用了。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的公共机构要不要履行社会责任？中国的企业要不要走出去？以及走出去后是要用国标还是国际标准？第二个非常相关的领域是WTO和TPP的问题，这个也很重要，但时间不多了，我就不多说了。第三个方面是AIIB等中国发起的国际性倡议的责任国际化。大家知道AIIB成立了。但是，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来自于世界上27个国家的60多个非政府组织联合发布了一个公开信，要求AIIB更加清晰地制定其社会和环境政策及框架。他们提出的很多建议值得我国在做负责任的大国时积极借鉴。比如，AIIB作为一个中国发起的国际投资银行，它在向亚洲的社区和民众征求有关其社会和环境框架的意见时，到哪里都只提供英文的文件，以英语作为唯一的交流方式。这是一个很说明诚意的问题，难道国际行为规范就是英文？
再说到Publicity，我想用问责和透明这两个原则来说说问题。在问责方面，首先我们发现这几年国际和国内，都有一个管制不断强化的趋势，而这个趋势我认为是建立在政府以及民间社会对于企业现在正在所做的CSR，或者说自愿性的CSR的失望之上的。其次就是消费者在过去十几年社会责任的发展中严重缺位，而这种缺位是刻意造成的。比如自08年牛奶危机以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终于做了修改，但它只要求告诉消费者不要浪费，这是在消费者赋权和消费推动问责方面的唯一一个改变，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消协的权力增大了很多。我们知道，CSR发展过程中最根本的问责推动力之一就是消费者，而中国的消费者至今基本上是缺位的。问责方面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中介机构的问责问题。比如，前两天大众公司光荣地获得了我们中国一等一的某媒体和一等一的某企业社会责任机构评出的社会责任奖项，于是大众哗然。这相当于这家媒体和那家企业社会责任机构把自己绑在了大众的车轮底下碾啊碾，或者用自己的嘴巴包住大众的排气管吸啊吸。所以，我的问题是：中介机构如何来向他们问责，如何确保他们对社会责任负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联系的是社会，联系的是大众，如果他们没有责任感，那么大众得到的社会责任就是被曲解，被污化的社会责任。
关于Transparency，我也想说三个小问题。首先还是社会责任报告。大家都知道现在报告越来越多，但是报告在企业内外部却都越来越鸡肋化，报告在社会工作中也越来越鸡肋化。当然，我不认为这件事情不该做，而是我们还没有真正把社会责任报告的价值做出来。目前很多机构都有这个方面的思考和尝试，但真正突破性的实践我仍然没有看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评奖暴力和排名强奸，我称之为“raping by rating”。有一天，一个企业的CSR经理问我能不能帮她介绍某个社会责任排名机构的负责人，我说你想干什么？她说总部给了她一些预算，她希望这个机构今年能给她们企业的排名高一点。我说你是拿着钱去找侮辱，但排名贿赂和排名勒索正是我们社会责任服务业界一些机构正在做的恶事。Transparency方面第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缺乏实质而有效的沟通。我说的是真的缺乏，是说我们没有用社会责任的理念去做沟通。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PX事件。PX确确实实是很多发达国家都在做的产业，但为什么在中国就是做不下去，这背后的沟通问题值得深刻思考。有些人说PX事件是民众抗议的一个巨大胜利，但如果说这是民众意见的胜利，为什么同样的胜利我们在污水排放、食品安全方面看不到呢？我认为有效的社会责任沟通必须也是一个双向学习的过程，PX项目在中国从很早开始就没有给予民众深刻了解PX产业的机会，所以到后来业界再怎么说他们都不会再听了。
Practice方面，我觉得主要问题在于道德行为和尊重利益相关方权益这两个原则上。百度贴吧、大众造假、兰州市政府公开斥责中石油环境违法、淘宝假货以及三星供应商拖欠加班费、歧视员工，这些都是大企业去年干的事情。在这些事情里，我有几种不安的发现。第一，这些都是最近的事情，是我们喊了社会责任十年后仍然发生的事情。第二，这些都是在不断突破底线的事情。第三，国企、外企和民企，各类企业无人幸免。最后一个发现就是，这些企业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CSR外衣，而最后他们所做的却是突破底线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并不是过失造成的，而是故意为之的。那么，为什么突破底线的企业反而是社会责任外表上最好看的企业呢？这非常值得思考。这几种发现，能直接说明我们在把CSR逼向绝境，推向死路。一方面，我们拿着CSR迷惑大众，迷惑公共机构，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实践中踩踏着CSR的底线，装作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最近，一个网评人在对一个恶性社会责任事件的跟踪报道中说了这么一段话，这很可能就是别人眼里的我们，“几乎每一家被当场抓住手腕，爆出丑闻的企业，都有一个会花掉上百万预算的社会责任部门。不为恶即行善，解散这部门就是这些企业举手之劳的大好事。可是在现实当中，他们却保留着这些部门，为的就是确保自己可以向大众展示自己的道德是多么完善，让眼花缭乱的大众没有机会对自己的真正目的进行严肃思考。”
那么怎么办？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从业者，我们不能等待政策发生奇妙的变化，我们也不可能等待社会去原谅企业，那我们就要考虑我们该怎么办。我想我们得首先找找自己的问题在那里。
这里的几个分析我觉得值得参考。跟很多研究者一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企业社会责任培训中心主任Wayne Dunn教授认为CSR从业者很多时候没有让其他部门的人认识到为什么这对他们也是重要的。很多时候CSR部门的人显得非常高冷。高冷到什么程度呢？高冷到别的部门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别的部门的人就觉得这个部门的人既不可以亲近还不能远离，所以不知道如何处理跟你们的关系。但是，很多时候你苦心经营为企业所创造的负责任形象却会被业务部门的一个错误决策就变成你自己和整个企业的丑闻。
另外一个原因是麦肯锡所指出的“30-30-30现象”，我觉得他们的判断非常正确。30-30-30是什么意思呢？麦肯锡研究发现，一个大型的社会责任丑闻事件基本上能够让一个企业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付之东流。比如说最近的大众事件，三分之一的市值蒸发。第二个30，是说CEO们其实很关注社会问题，他们拿很多时间去思考社会责任问题，这占到了他们所有时间的百分之三十，但问题在于最后一个30，是说只有少于百分之三十的CEO真正参与CSR项目，就是说他们很少跟你们一起玩。
那么，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如何从dying（将死）实现reborn（重生）呢？我觉得有三个建议可以给大家，这三个建议是三个主义。第一，Incrementalism（渐进主义），就是消灭幻想，随时准备战斗，但要一步一步来。这意味着我们所有CSR从业者，尤其是企业内部的CSR从业者，不要希望你是那个改变世界的人，你必须先去改变下一个事情，这是你必须要有的心理状态。第二，Instrumentalism，就是消灭高冷。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指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但是我这里强调的信息就是善假于物也，一定要把所有部门，所有相关方都发动和利用起来。第三，Integratism（整合主义），就是消灭自我，把我要做的事情变成别人要做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意识到，你之所以做CSR这件事情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而这件事情要实现真正的价值，尤其是商业价值，就必须要由其他部门来完成，或者至少是和其他部门一起来完成。所以各位不要把自己做的事情专业化，你不要讲自己是一个CSR职业经理人，你应该是一个价值创造者和协调部门，而这个部门的职责是协助其他部门来把相关的社会责任议题融入到他们的业务中去。
最后，我想用今天刚看到的“智取微客山”这个好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以上三个建议可行。大家想一想杨子荣为什么能够灭了座山雕？他采用的就是这三个战略：首先，一步一步准备战斗；其次，他让别人都相信他就是土匪，而不是高冷的地下党，然后他才有机会；第三，在山上，放下自我放下人格，要勇于突破“节操”，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嫁接在座山雕要做的事情之中，最后他就成功了。
希望将来我们所有站在CSR山头吹着冷风的同事，都能够把座山雕拿到山下！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