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年间，亚洲经济取得了显著增长，亦在消除贫困方面成就非凡。然而经济增长也导致贫富差距急剧加大。近5亿亚洲人口仍然身处赤贫，蓬勃的经济发展几乎未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本文节选自乐施会2015年研究简报，点击链接下载中英文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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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地区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对其持续繁荣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据估计，在亚洲有5亿人口深陷极度贫困，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女童。巨大的贫富差距阻碍了经济增长，损害了民主制度，并且有可能引发冲突。如果亚洲要确保稳定而繁荣的未来，就必须下定决心，消除歧视，改善税收和社保政策。
1. 概要
过去 20 年间，亚洲经济取得了显著增长，亦在消除贫困方面成就非凡。然而，经济增长也导致贫富差距急剧加大。在孟买、曼谷等城市里，与新型公寓楼和写字楼相毗邻的贫民窟里的居民仅够勉强挡风遮雨，根本谈不上任何基础服务。
近 5 亿亚洲人口仍然深处赤贫，蓬勃的经济发展几乎未能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悬殊的贫富差距却会对经济影响至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经济学家们认为，今日亚洲所面临的种种极端不平等状况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形成结构性障碍。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导致的后果会波及每个人。它阻碍社会流动，损害社会肌理；它激发犯罪，引发腐败，还可能导致暴力冲突。在人们力图应对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所导致的诸多影响时，不平等状况令整个社会变得脆弱不堪。
对妇女、少数族群、低种姓等群体的歧视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经济不平等使这些歧视愈发严重。受歧视群体的经济发展机会处处受限，又被排除于政治权力之外，他们深陷社会底层而无法自拔。
想确保拥有一个稳定的未来，亚洲各国必须实施政策改革。今天，亚洲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为确保一个包容、平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亚洲各国决策者们必须勇敢地接受挑战，减少不平等现象。
2015 年，亚洲向世人呈现了一幅反差巨大的现实图景。
中国和印度的百万富翁合计超过 130 万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这两个国家中估计还有 3 亿多人仍然处于极端贫困状态。亚洲首富、香港的李嘉诚坐拥 310 亿美元财富，但还有 5 亿亚洲人每天仅靠 1.25 美元勉强维持生活。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即使把每天挣到的钱全部存起来，要攒上 6800 万年，才能拥有和李嘉诚同样多的财富。
自1990年起，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的经济条件都得以改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中国、越南、韩国、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和孟加拉国。尽管经济得以增长，贫困却依然存在；就整个区域而言，亚洲的贫富差距加大了，超过 5.63 亿亚洲人每天还在忍饥挨饿。
5 个亚洲人中就有 4 个见证了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从 1990 年代初到 2000 年代末，亚洲地区的基尼系数（衡量经济不平等的指标）上升了 18%，这一数字令人震惊。相比之下，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2000 年代末期，经合组织国家的基尼系数仅上升了 10%。
上图根据相关数据绘制，显示了部分亚洲国家基尼系数的发展趋势。有些国家，如马来西亚等，虽然以前曾在减少不平等和减贫领域取得不俗成就，但最近几年，随着不平等现象的增长，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出现了较大的反转。
究竟哪些人未能分享到亚洲的普遍繁荣呢？最常见的是女性、农村人口、少数族群或低种姓人群、老年人、残疾人。换句话说，就是被剥夺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那些人。
性别不平等
歧视妇女和女童的现象在亚洲比比皆是，这种歧视让经济不平等得以延续，而经济不平等又继续强化了这种歧视。联合国认为，南亚是全球女性地位第二低下的地区，仅次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只有不到 1/3 的女性拥有有偿工作，其中 , 超过 4/5 的女性仍属于非正规就业，从事着低端且危险的工作。在孟加拉国，女性每小时的报酬比男性少 21%。
尽管妇女是亚洲农业的主要劳动力，但是她们只拥有7%的农业用地 ；而在世界其它地区， 20% 的土地为妇女所拥有。在将近一半的亚洲国家中，法律和习俗阻碍着妇女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其它形式财产。由于妇女和女童的经济发展机会严重受限，她们占到亚洲贫困人口总数的 2/3 也就不足为奇了。更加糟糕的是，妇女在政治领域中缺乏足够的代表性，这也抑制了她们挑战不平等现象的能力。除阿拉伯国家以外，亚洲各国立法机构中女性所占比例为全球最低。
基于族群和种姓的不平等
全球有 2.6 亿人深受种姓歧视影响，其中大部分生活在南亚地区。“贱民”，即“不可接触之人”（注：按印度教教义，贱民是没有种姓的群体，只能从事最低贱职业。），占尼泊尔全国人口的 12%、印度人口的 17%。“贱民”被极度边缘化，居所遭到隔离，获取基本服务和就业的权利受限，而且常常被迫在近似奴役般的条件下劳作。
少数族群和原住民也面临类似的制度化歧视。他们在亚洲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可观，此类人群占印度人口的 8%、越南人口的 10%、尼泊尔人口的 37%。
贫困现象广泛存在于低种姓和少数族群中。与非少数族群相比，印度农村原住民贫困率要高出 14%，“贱民”的贫困率高出 9%。由于低种姓群体的脱贫速度更低，导致“贱民” 和其他群体间的贫富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在尼泊尔，“贱民”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是高种姓山地婆罗门的 4 倍。
那些由于族群或种姓原因在现实中被边缘化的群体，通常居住在偏远地区。在中国，少数民族大量分布在西部贫困地区。同样的，印度 80% 的“贱民”也生活在农村地区。少数族群和低种姓儿童获得医疗服务和教育的机会也相对更少。
与妇女的情况类似，少数族群和低种姓群体也常常被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近年来，虽然各国力图通过议会配额制扭转这一趋势，但直至 2005 年前后，尼泊尔的“贱民”在国民议会中甚少实质性代表的状况才有所改变。
2013 年，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风险（the World Economic Forum’s Global Risks）调查进入第 3 个年头。此次调查发现，“严重的收入差距”是全球未来 10 年主要风险之一。无论富国还是穷国，经济不平等较为严重的国家均出现经济增速长期放缓、犯罪率升高、预期寿命缩短等现象。不平等对每个人都有负面影响。
不平等阻碍经济增长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收入不平等会拉低整体的经济增速。 严重的不平等会阻碍本应富有成效的投资，限制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损害社会根基，降低经济稳健持续增长的可能性。据经合组织的分析，以日本为例，其经济增长率在过去 20 年里由于不平等加剧而损失了 5.6%。
社会不平等也威胁到经济进步。当一个地区的边缘群体无法参与经济活动，得不到受教育机会， 该地区的劳动力和技能水平就会受到损害，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据保守估算，如果印度、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的妇女就业率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 3 个国家的 GDP 还能提升 2%-4%。
不平等削弱现有制度
极端不平等导致权力过分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会削弱对于社会繁荣而言至关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举例来说，如果顶层人士能够通过个人渠道购买私立教育和医疗服务，那么对他们而言，为广大普通民众提供的公共服务措施就无足轻重了。在巴基斯坦，为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私立学校数量在 2000 年至 2008 年间增加了 69%。当富裕人群不再使用公共服务，他们纳税的动力就会越来越小，这将直接威胁到保障这些服务提供的财政可持续性。
集中的经济权力也容易导致政治权力集中，从而削弱民主制度，精英阶层可以阻碍那些力图缩小贫富差距的改革。
不平等阻碍减贫进程
有证据显示，社会越不平等，经济增长所能带来的减贫效益就越差。财富通过涓滴效应逐步向下惠及社会底层的预期在亚洲尚未成为现实。据亚洲开发银行估算，如果亚洲在过去 20 年内的经济增长能够实现更平等的分配，该地区摆脱赤贫状态的人口还应增加 2.4 亿，占亚洲人口总数的 6.5%。这种情况在国家层面上也成立。如果印度尼西亚的不平等状况没有加剧，到 2008 年，该国贫困率本应降到 6.1%，但现实中实际数字是 16.3%。
在面临自然灾害冲击时，亚洲严重的不平等状况导致区域内大多数人口陷入伤亡、丧失生计和家园等巨大风险之中。穷人们常常居住在建筑质量低下的房屋或危险地带，比如洪泛区、河岸边或陡峭山坡下，遇到自然灾害时，他们很难及时逃离这些危险地带。他们也不太可能有储蓄、保险和其它保障来帮助自己从自然灾害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当人们缺乏机会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或者缺乏机会获得包括职业技能、土地和资本等在内的生产资料时，贫穷便紧随其后。如果累退的税收制度和较低的社会保障开支导致人们难以获取上述种种机会，那么不平等现象还将进一步加剧。这种状况会导致精英阶层把控政治，进一步削弱解决不平等的种种努力和成效。
获取机会的不平等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整个亚洲地区高达 25-35% 的不平等状况可溯源至人力资本和技能特质存在的差异。拥有劳动力市场所需的相关职业技能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反之，缺乏相关工作技能则使人们深陷贫困。医疗服务也是如此，健康状况不佳导致人们无法工作，突发的医疗开支常常令整个家庭骤然陷入贫困。
获取生产资料机会的不平等
土地和资本的畸形分配是导致不平等的第 2 个关键因素。在泰国，全国 60% 以上的私有化土地为 10% 的土地所有者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小农只能在人均不足 0.16 公顷的土地上勉强维生。63 如上所述，在拥有财产方面，亚洲妇女面临很大的法律和习俗障碍，这些障碍常常使得她们不具备获得生产所需贷款的资格。
严重的薪酬不平等
由于无法获取土地或资金，穷人必须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在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型的过程中，亚洲经济只能依靠廉价的、非熟练或半熟练劳动力实现增长。这种模式在起初阶段能够提高薪酬、减少贫困。然而，随着经济增长模式向高附加值、需熟练劳动力的服务行业不断发展，薪酬不平等状况就加剧了，生活成本也在不断攀升。这就使很多非熟练或半熟练劳动力无法得到高薪工作，收入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所需。
在不少产业中，提供给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的薪酬少得可怜，这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以印度阿萨姆邦茶产业薪资状况为例，虽然是合法的，但报酬之低还是使得工人只能生活在贫困线下。如前所述，女性薪酬水平往往又比从事类似工作的男性工人低很多。
错位的税收制度
在设计糟糕的税收制度下，最富有的公民和企业安享低税率、利用各种减免和漏洞，或者藏富于海外避税天堂。这样的税收制度主要以两种方式恶化了不平等状况：一则剥夺了政府本可用于投入减贫工作的收入；二则迫使贫穷纳税人不得不填补税收缺口，因而承受了过度的负担。在孟加拉国，大型企业通过操纵各分公司间的交易价格，导致该国每年损失 3.1 亿美元企业税，这相当于全国基础教育预算的 20%。
1990 年代以来，亚洲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大幅减少了交易税带来的政府收入，导致政府更加依赖公民纳税。不少亚洲国家的收入更多来源于服务税（比如增值税），这就造成低收入者反而更不公平地缴纳更多税款，大大加剧收入不平等。与此相反，设计合理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本应该让高收入人群缴纳更多税款。
不仅如此，正如托马斯 • 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 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所述，一旦缺乏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会导致财富聚集在一小部分人手中，从而加剧不平等状况。回顾历史，近期就有显著教训可供借鉴。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债务危机迫使亚洲国家不得不放松监管，减少公共开支，推行私有化，实施金融和贸易自由化改革，大幅削减企业和富人纳税额，降低劳工权益底线。这一系列做法毫无疑问导致不平等状况日趋严重。
低社会保障开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发现，按 GDP 比例计算，亚洲国家税收中用于社会福利保障和医疗保健的比例远低于世界其它地区。亚洲的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相应开支还要低，仅勉强达到拉丁美洲国家 1/4 的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这些转移支付只能覆盖到亚洲很小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大部分福利仍然为高收入群体所享受。
精英把持政治权力
富裕的精英阶层过于强势影响政府决策会阻碍不平等问题的解决。例如，泰国有一项事关地产税的提案，一旦得以实施，将强制较为富裕阶层缴纳更多税金 , 用于改善贫穷人口的公共服务。然而，因为大部分议员本身就是大地主，该提案在议会的审议进展极为缓慢。巴基斯坦是全世界税收占 GDP 比例最低的国家，尽管该国诸多议员的平均资产高达 90 万美金，遗憾的是，仅有少数几个议员纳税给国家。
5. 何去何从
亚洲正处于十字路口。1990 年代以来，虽然一些国家实施的政策极大地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口被排除在发展成果之外，造成社会的贫富差距两极化。经济不平等不但令数百万民众于贫困中苦苦挣扎，也威胁到亚洲未来的增长和稳定。
亚洲各国政府可以采取诸多切实行动，乐施会呼吁优先考虑以下 5 项核心原则：
1. 赋权于民：确保穷人特别是妇女和边缘群体能够积极参与制度、政策和行动方案的制订，以避免这些制度、政策和行动方案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
2. 公平获取基本服务：为所有人提供优质免费的公共医疗服务和教育。
3. 公平获取土地和其它生产性资源：增强穷人获得土地的权利，拓展他们获取重要生计资源和资产的渠道。
4. 公平薪资：确保同工同酬；向工人支付生活保障工资，使其家人得到基本生活保障。
5. 公平税赋 ：保证每个人承担合理的税赋，避免税收政策过度加重社会较贫困人群的负担。
这 5 条核心原则相辅相成：民众参与决策能够推动相关支持性政策的出台，从而实现公平税收、合理薪酬，公平获得土地和其它生产性资源；公平的税收制度可以加快提升获取基础服务的机会；合理获得薪酬和公平获得资产可以提高政府税收；公平获得基础服务能够创造更多支付合理薪酬的就业岗位。
要使上述措施有效运行，必须更加关注弱势群体需求，下定决心扭转基于贫穷、性别、种姓和族群的歧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公共政策必须旗帜鲜明地推动性别平等、保护妇女权益。
如果亚洲的政策制定者们依然固守旧有思想观念，徒劳地期待所谓经济增长能够惠及所有人，那他们将置所有民众福祉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但是，如果亚洲领袖们拥有足够胆识，愿意直面并解决不平等问题，他们就能为所有亚洲人民创造出一个包容的、可持续发展的繁荣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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