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项目展台的精巧设置引发人们的极大兴趣。(陈凤莉/摄)
2200公里，这是山西大学与该校创办者岑春煊的老家之间的距离，一端是太原，另一端是广西最靠西的西林县。114年之后，山西大学的研究生支教团来的学生，把西林县作为支教点之一。
王馨誉是第二批来到西林支教的学生，这算是山西大学第14批外出支教的学生。他在西林民族高中带了6个班的历史和政治课程，也是一个班的班主任。为了参加本次“志交会”，从当地乘坐大巴到昆明，他整整花了10个小时，再转乘飞机。
当地只有一所高中，学生们的基础不是特别好，不少孩子没上高中就外出打工了。刚到当地不久，王馨誉发现班里的一个男生准备退学外出打工，对这个情况，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他整整考虑了两天。他买了1袋大米和1桶油，与团县委工作人员坐了2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到孩子家。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家里实在困难，孩子父母都生病。我们就劝孩子父母，只有读书才能让孩子走出大山，当地团组织也给孩子解决部分困难，总算把孩子劝回来了。”
“今年学校有18名学生参加研究生支教团，去了山西静乐、广西西林和陕西黄陵3个支教点。”该项目的带队老师李登春介绍，山西大学每年还拿出4万元经费，学生可以申请，用作项目开支。除此之外，同学们还征集当地孩子梦想，在微信上开展“认领梦想”活动。这个学期山西静乐县的支教队募集了8200元，广西西林的支教同学募集4000多元。
很多志愿者在开展活动的时候，总是会抱怨没有钱、没有资源，让我们看看这些志愿服务有什么高招，不被钱所困。
持续型志愿服务：21年坚持关注秦巴山区智障孩子问题
“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智。”这是20年多年前，在秦巴山区的土房子外墙经常可以看到的标语。在本届“志交会”现场，有与之相关的一个项目持续了21年，3200名志愿者和5万余名村民参与其中，儿童智障发生率从3.40%下降到1.48%——这是“秦巴山区弱智人关爱帮扶志愿服务队”取得的成绩。
与很多指导老师不一样，初次见西北大学的高晓彩教授时，觉得她的话不多，但一提到项目就侃侃而谈。她是在这支队伍里成长起来的，从昔日参与学生变成如今的指导老师。1995年，她还是一名硕士研究生，导师告诉她秦巴山区儿童智障发生率高出平均水平。
高晓彩直言：“当时只听说过志愿者的说法，但没有什么概念。我家是平原的，就想跟着老师去看看大山、下乡体验生活。”
当地老百姓的贫困状态，让她一下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发现当地存在碘缺乏的问题，老乡做饭，习惯油锅热了之后，抓一把盐就放上，碘很快就挥发了，他们还习惯把盐放在敞口的大碗里，碘也很容易挥发。
“不能这样，不然就吃傻了，回家一定要跟你妈说。”高晓彩回忆，为了提高普及效率，他们来到学校用半“吓唬”的方式给孩子说，试图改变当地人的生活习惯。
当时，她的导师正在做相关的课题，除了普及知识之外，他们为了摸清楚第一手的信息，选了汉中市宁强县、商洛市柞水县、安康市北部山区的一个乡镇做试点。背着干粮、笨重的测试智力仪器，一个小组十来个学生，走路穿梭在山间。
那时候，他们编写了一套教程，招募当地的老师和医生，培训成为防治疾病的青年志愿者，每个人每季度补助50元。“其他也花不了多少钱。”高晓彩说，但是经费只够他们做这几个点。他们很快发现一个问题，志愿者流动太快了，不少人都外出打工。因此，这个团队每年暑假的时候都会做重复的事情。
做了21年，高晓彩与当地的老乡和政府的关系处得不错，“以前一天只能检测一个孩子，现在我们到村里，让村干部通知周边村民，老乡就带着孩子过来检测了。”
95后宋占明，是学习生物技术专业的大三学生，今年参与了团队的项目。她负责的工作就是拿着一套工具，测试孩子的反应情况。让她没想到的是，到了村里，每天都有二三十名村民带着孩子来测试，甚至还有人带着正常的孩子过来，想测一下智力。
说起经费，现在担任指导老师的高晓彩说：“团委每年给我们5000元的暑期实践经费，我们人多，这些费用包不住，不够的钱从我的课题经费中出一些。”
“老师退休了，我还要继续做。”如今已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三级教授的高晓彩说，“带着学生做志愿者，绝不是耽误时间和浪费钱，我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发现了问题，我的科研题目都是从实际中找到的。”
平台型志愿服务：众筹女童保护的力量
女童该如何保护，是近年来志愿者圈内热门的话题。与其他的项目不一样，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萤火之光”关爱青春期女童志愿服务项目的起点比较高。女性相关学科的研究，是这个学院的特色。
2010年暑期实践，老师带着学生去基层调研发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遇到共性问题之一是青春期困惑，特别是女童，由于一些家庭收入比较低，她们比较自卑，甚至不知道以后自己干什么。
“青春期是他们重要的人生阶段，我们考虑能不能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金陵女子学院党委副书记杨素萍说，第一年以学生调研为主，第二年学院团委搭建平台，负责招募和培训学生，由多名专业的老师带队进行实践。
筛选简历、面试，每期在校内招募30人，经过一周时间21个课时的培训，才能“上岗”成为志愿者。
生于1997年的女孩陆洋是这个项目的志愿者，怎么讲好青春期教育，刚开始，她还有些怀疑自己的能力就怕冷场。“我们在南京市滨江中学讲课，一个班有20多人，年纪都在十三四岁，她们对生命形成的过程挺感兴趣的。”陆洋告诉孩子，不能让陌生人或者熟悉的人摸自己，同时要告诉他们防止受孕的方法。
在陆洋看来，与传统家庭中的教育不一样，孩子美好的感情需要引导，他们还会给家长开课，告诉他们是孩子两性关系中的榜样，比如告诉父母，不能当着孩子的面吵架。
要把项目做扎实并不简单，她发现一个小姑娘个子比较小，人非常文静，不善于沟通。一次下课，她拉着陆洋说“我能像你一样漂亮就好了”，问“下周还来不来”。于是，陆洋决定跟着她回家，做一次家访。
“孩子的父亲说话很粗暴，言语中经常对孩子呵斥。”她除了劝说父亲注意教育方法，还不定期地找这个小女孩谈心。
这个团队足迹分布在江苏省内10个点，“我们不是做支教的。”陆洋反复强调，他们还给孩子上文明礼仪、安全教育和手工等课程，如果条件允许，他们还会带着外来务工子女或者留守儿童参观校园，“孩子比较迷茫，我们试图让孩子有一个目标。”
从2010年至今，他们共募集专项基金、社会资金38万元，形成10万余字的调研报告，共有170余名专家学者和志愿者参与活动，现在已经形成固定的教材和课程体系。
据该院团委书记高见介绍：“团委实际上为学生和老师搭建了一个平台，老师们积极性很高，可以通过平台做一些课题，学生可以开展暑期实践。”
他告诉记者，如果节省一点，暑期项目费用在一两万元左右，钱不是最大的问题，如果需要他们可以动用校友资源进行筹款。他说：“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项目要好，实实在在做事情，能改变一个人是一个人。”
精致型志愿服务：深耕一块土地平等对待资金
钮骏是上海市儿童医院社工部的主任，在单位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陪白血病患儿过生日，看着孩子吹灭蜡烛的那一刻，他感到心都化了。
化疗、骨穿和腰穿……对于白血病的患儿来说，这些项目是家常便饭，这些孩子承受着大人都难以想象的痛苦。这些孩子很懂事，治疗的时候会大汗淋漓地告诉医生：“叔叔，轻一点吧。”
这几年，钮骏做了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的单位建立首家“病房学校”，引入了12家学校入驻，轮流给这些孩子上课，满足病房里的孩子想要上课的愿望。
钮骏为什么会做“病房学校”?其中有一段故事。奥运会和世博会申办之后，他听说了志愿者这个概念，“那时候志愿者不大来医院的，总往敬老院里跑”。钮骏琢磨让更多的年轻人关注自己医院里的孩子，向医院团委申请了5000元，委托一名志愿者建网站，把志愿者的需求信息挂到网上。
“实在太火了，网站都瘫掉了。”第一期就有3600人报名，招募了800人，进行培训和编组，每组25~30个人，“那时候自己还是很满足，经常上网看一看媒体对我们的报道。”
他很快就遇到了甜蜜的烦恼，有很多组在等待，没轮上的志愿者的热情很快就冷却了;志愿者流失的比例很高，还有志愿者来了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来了。
钮骏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仔细想一想，简单的陪护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患病初期整个家庭的焦虑、患儿家庭的贫困问题……这些志愿者也解决不了。”
2012年，已经是单位团委书记的他，突然意识到自己需要转型。他买了一摞社工的教材，准备从头开始学习社工知识，然后报名参加考试。
他变了，不只是内心变化，志愿者流程也推倒重来。以前教孩子做手工，志愿者陪着孩子玩。现在可不是，他会将课程项目化，比如第一堂课认识手工的课程，第二堂课教孩子如何制作，第三堂课就可以让小朋友教其他小朋友。然后，他再对项目进行评估，给志愿者填写问卷，还要问一问孩子们的感受。
难度无疑增加了，不少志愿者又流失了。他找到周边地区的12所学校打算招募青年教师志愿者，要求一个学校负责一周课程。让他没想到的是，教师志愿者的名额被一抢而光。
钮骏估算了一下，每个学校一学期来两次，这样不至于影响老师的正常工作，也能兼顾到老师的热情。不过也有例外，80后王轶群原来是少年宫的美术老师，尽管已成为了一名公务员，她依然经常来上课。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他说，目前在病房学校已经成立了幼儿园、小学和初中教研组;在课程安排上，设立了中英文阅读、思维训练、DIY创意设计等课程。
钮骏的项目做得好，在上海市儿童医院这一亩三分地，还设立了专项基金会，定向帮助贫困患儿进行治疗。2015年募集600万。2016年募集1000万元左右，为了强调家庭是第一责任主体，他们并不全额救助。
在他看来，与需要全职人员的公益组织不同，没有专职的人员，意味着志愿者的时间并不算是成本，人员上面并不需要花钱，只有物料上的支出。
“很多公益组织需要围着钱转，我们就不需要。与企业合作的时候，我们只做甲方，如果企业公益心不强，一味想要做广告，就会拒绝他们。不过，我们不排斥适当地考虑对方的宣传需求。”在本次“志交会”现场，他就婉拒了一家企业的合作要求。
他希望，这个志愿者组织可以成为更大的平台，比如成为公益的孵化平台，甚至形成利益共享机制，志愿者、公益人、企业各方在这个平台上各取所需。
专家眼中志愿服务“增长点”在哪里？
志愿者向参观者介绍项目。(黄丹羽/摄)
“我常说一个好的志愿者只要往那儿一站，就能让周围所有的人获得温暖的支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研究院名誉院长陆士桢说。在志愿服务高峰论坛上，志愿者领域相关专家汇聚，畅谈对中国当下志愿服务的理解。
在陆士桢看来，志愿服务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公平，一方面是人力资本的增值，另一方面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增值。
她表示，志愿服务是现代人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个重要途径;志愿服务项目建立人与人最基本的关系;志愿服务是人在各种强制社会力量之外的选择，是人的个性外化和个人权利的表现。
“志愿服务和学雷锋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学雷锋的道德档次是非常高的，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两者基于自愿参加，最终融合的是一种公共竞争，所以对个体来讲是强制力量之外，自愿性、志愿性一直是志愿服务的本质特征。”陆士桢介绍。
陆士桢坦言：“有很多大学生向我提这个问题，志愿者既然是自愿的，为什么还要给我算学分?有的人公开提出我‘被志愿了’。”
她给出了自己的观点，自愿性体现了最大限度尊重个体，没有强迫性。但是，志愿服务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基于人类的基础关系。美国志愿服务发展得很快，一大批移民到美国以后，唯一的选择就是团结互助。这个过程当中就一定是志愿参加，社会本质当中有权利和义务的选择，实际上这样的义务是获得社会价值的一个有效平台，获得了他人对你的价值肯定。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祖平认为：“志愿服务具有四个特征，自愿性、无偿性、利他性和组织性，所有的事物都有边界，超过边界就会出现问题。”
他指出超越边界的现象：一些商业演唱会、展览和论坛需要大量临时工作人员，有的人故意把志愿者当做廉价的劳动力。政府部门对志愿者的滥用，有的政府部门开个小会议，本来不该用志愿者的，也有人来用志愿者，还有城管工作让志愿者去做。
张祖平提出，要明确政府部门和参工单位的职责，他们的工作本身具有社会性，应该明确工作人员的本职工作，不能让志愿者帮助完成，更不能用志愿者取代专业的岗位工作人员。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晓红谈到志愿者立法情况时说，全国有50多个地方都推出了志愿服务的立法。同时，她还发现，志愿服务的服务对象非常多，标准化是未来发展的趋势。过去，中国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志愿服务的经验，希望中国的志愿服务能更多走出去。
她还观察到新趋势，最近一两年志愿服务开始出现服务型组织和支持性的组织，大多都是为志愿服务项目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帮助，包括志愿服务联合会也开展志愿服务，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是为志愿服务的能力建设提供支持，也许今后一段时间还会有新的组织出现。
中国残联组联部副主任张超英介绍：“目前，全国建立助残工作站点31万个，注册助残人达到851万人，去年团中央组织的青年助残阳光行动就有320多万青年志愿者及其组织与残疾青少年结对，让广大残疾青少年直接受益。”
她指出，2015年对2664万残疾人开展的《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专项调查》结果看，残疾人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还有960多万农村残疾人处于贫困状态，200万城镇残疾人生活十分困难，1600余万残疾人有康复服务的需求，25万失明残疾儿童没有入学，70万残疾人没有安全住房，残疾人群体依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中之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