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正在反思第三条道路，一条公益资本主义的道路(Benefit Capitalism).
2016年，美国240年国庆之前的一周，3000名各界领袖聚集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本山区，反思拯救资本主义的方案。过去7年对经济危机的点缀修补已经肯定为失败，一个同时包含公益价值和经济利润的市场制度成为未来必然的选择。自成立伊始，“阿斯本学会”(Aspen Institute)就扮演着“第三只眼睛”看社会的反思角色。今年，它以“资本主义制度未来”为主题，成功地做了两件事：反思为何旧制度破产了，展现公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弗里德曼过时了!”爱德曼先生(Richard Edelman)开门见山，直指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已经失去社会信任。作为全球最大的公关公司“爱德曼”(Edelman Worldwide)的总裁，他长期关心社会信任与商业兴盛之间的关系。爱德曼对20多个国家、连续16年的年度社会信任调查显示，信任正成为最稀缺的制度资源。
过去，权威等级和地位犹如垂直的势能，可以转换为自上而下的信任。可是，垂直信任的时代结束了。今天，人们更相信同辈之间的社交信息，更受私下交流的影响。75%的人宁愿相信小伙伴的建议而不愿意听从广告的引导。横向信任的时代已经降临。不幸的是，全球范围内的政府、商业公司、媒体、非政府机构等，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乏组织“横向信任”的能力。
不信任制度，那是因为幻想破灭。首先，全球化经济的幻想破灭了。“阿斯本学会”会长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开篇直叙全球化的挽歌：自由贸易、自由人才和资金流动、平等自由价值观，全球化的三大支柱均在今天摇摇欲坠。欧洲的问题不过是全球化挽歌的序曲。
其次，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社会默契被践踏。二战后，美国至少有三项社会默契：社会精英代表判断能力，精英会从全社会利益角度做判断，只要努力，人人有机会成为精英。但次贷危机和后续恢复过程打碎了这一社会默契。人们看到精英以社会为代价谋求自利。不公平的经济发展已经不值得劳工大众追求。金融家拉特纳(Steven Rattner)在演讲中罗列了四大问题：绝对贫穷人数增加、收入不平等加剧、劳工参与机会恶化、公司行为的短期主义。它们撕裂了社会信任。
新技术是大众幻想破灭的另一“帮凶”。在机械化和电气化革命时代，技术带来了普遍的繁荣，产业上下游利益均沾。可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主导的极客经济(Geek Economy)只为1%的人带来巨大的利益，而普罗大众的工作机会和实际工资水平与90年代相差无几。国会参议员华纳(Mark Warner)直指“临场经济”(Contingent Economy)与“随需经济”(On-demand Economy)组成的两面性。“随需”有经济效率，“临场”却带来心理危机。旧制度已经难以简单修补。在他看来，美国需要构建新的社会契约。
反思至深观自在。受邀请的“公益资本主义”实践者让与会者看到了国际金融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个选择。
美国施乐公司的总裁伯恩斯(Ursula Burns)把教育列为任期内的重要策略目标。“太多的信息，太低的判断能力”，伯恩斯说，它们成为一对当代矛盾。因此，提高员工的判断能力便成为公司教育策略目标。它不一定会马上兑现为利润回报，但却有利于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有反思能力的组织。对施乐，员工教育就是公益。
“全州保险”董事长威尔逊(Thomas Wilson II)则把“意义”放到策略首位。他努力让2万员工的个人目标与公司目标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让工作成为一件自愿的事业，这是他们的公益。
“米舍”(Method)家用清洁剂是美国著名的逆袭案例。一个小公司逆袭宝洁，用完全环保的产品打入大公司垄断的成熟市场。讨论中，该公司创办人洛瑞(Adam Lowry)讲解自己的环保产品哲学：让环保成为超级产品的内涵，而不是低级产品的外部营销包装。他新创立的产品“素奶”(Ripple Food)是另一个经典，“素奶”追求口感好，营养足，并替代动物奶。为同步追求公益价值，洛瑞的企业建立起相应的监控和衡量体系。对洛瑞而言，社会公益就是优质利润的来源。
上述企业正代表着“公益资本主义”社会运动。在美国，除了有营利企业、非营利企业，现在还多出一个新公司物种：公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s)，它同时以利润和公益为目的。截至2015年底，美国有31个州正式接受“公益公司”的法律地位，提供单独的注册。来自全球50个国家、130个产业的1785家企业获得了“公益公司”(B-certified)认证。通过认证的四大条件包括：选择一项公益指标;该项指标让它成为企业的正式政策;建立跟踪衡量体系;法律登记注册为“公益公司”。2015年底，法国达能食品宣布加入这项社会运动的议事会。
促进“公益资本主义”的重要因素是千禧一代员工价值观的变化。“爱德曼”调查表明，在真正贯彻公益的企业中，员工的组织承诺度高出平均水平15%，它成为买不到的效益。
不到阿斯本，不知道“社会价值创新”时代已经开始。
太平洋另一端的中国，正值万科股权大战之时，现代股权制度的始作俑者却在酝酿一套全新的游戏规则。如果“公益资本主义”流行，表率企业必然广泛吸纳社会意愿，并收获思想红利，这才是中国企业不能缺席的大戏。
只要是人造的制度，它总有到期大修的日子，阿斯本大会树立了一个制度反思的榜样。创造“反思社会”概念(Reflexive Society)的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是《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的作者。在这个高风险、多机遇的时代，吉登斯建议，我们要做有思想的行动人，而非被动的制度人，制度是我们的。我们的反思是经线，行动是纬线，一经一纬交织成为制度。
本文转载自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为加拿大莱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特聘教授，
他最近致力于研究创新领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