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拥有上万亿投资空间的社会企业群体，在中国的发展演进仍面临着许多尴尬。这种介乎于NGO(非政府组织)和企业之间的定位，使其不得不在解决盈利难题的同时兼顾社会责任。当双创的政策窗口打开，当政府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担子越来越重，当资本披着各种基金的外衣寻觅优质项目，社会企业究竟该如何自处，又该如何发展以获取更为长久的融资方式?
社会治理新模式
似乎从道义上来说，赚穷人的钱是不对的，更为富裕的群体应该以类似于“慈善”的方式来反哺这个社会，但事实上这种“慈善”式的扶持在从根本上提升贫困群体的再创造力上收效甚微。在双创的政策背景下，社会企业则有望从根本上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中央提出补短板、惠民生，是供给侧改革的结构性调整。到2020年，这个市场能有几十万亿的规模。”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徐永光向《经济》记者表示，未来除了政府部门这个主体以外，社会企业将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甚至充分享受其中的红利。
社会企业不是纯粹的企业，亦不是一般的社会服务，透过商业手法运作，赚取利润用以贡献社会。
魏文锋的创业史可以浓缩成一个让女儿远离有毒产品的故事，或许可以给创业企业一些启发。此前在浙江省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工作的他，离职后先是创办了一家化学品的评估公司，专门研究化学品对于环境和人体的伤害，年薪能达到100万元，用他的话来说“还算比较成功”。
然而在不惑之年，他换掉了这份工作，起因竟缘自女儿那张用来包新书的书皮。
“女儿一年级的时候发了新书，学校老师跟她说包书皮，我很自然地想到，去找一些牛皮纸、挂历纸，因为很多70后都是这么包的。但是她说不对，老师说用塑料的去包。”魏文锋向《经济》记者表示，他听后很担心，塑料书皮的胶黏剂和PVC膜到底安不安全，这在他心里形成了一个疙瘩。
2014年，魏文锋到实验室检测了这些塑料书皮，结果发现里面含有一些有害的物质，甚至包括国际公认的强致癌物多环芳烃，以及对孩子身体发育有影响的邻苯。
“对于包书皮这件事情，我可以让我的女儿不包这种书皮，也可以劝阻她的同学，但是杭州有30万的小学生，怎么让他们不用?我给很多部门打电话，但是没人理我，即便有人理也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这让魏文锋感到必须做点什么得到他们的关注。
于是，他花1万块钱把市面销售的书皮买回来，送到实验室去检测，一共检测了7种书皮，拍了纪录片放到网上，点击量两三天便达到120多万次，有1万多人在他微信上纷纷点赞，让他继续做下去。
“这种感觉，跟以前做公司赚钱的感觉很不一样。”在这件事情之后，魏文锋决定成立一家公司，将愿景定位成让天下孩子远离有毒有害的产品，专门检测孩子用什么是安全的，甚至打造了专门的企业LOGO。
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可行的，并打通了一条自“媒体+检测+团购+微店”的盈利链条。
“除了书皮以外，后面还检测了很多东西，铅笔、橡皮等，我的粉丝不多，只有2.6万，但是其中有1.5万的家长会下单，转换率很高，全部收入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80多万元，仅仅2016年到现在就有120多万元，只运行了10个月，这个市场很大。”
在创造了经济效益之外，魏文锋的“搅局”使得质检总局在今年2月份对上海和江苏进行书皮专项抽查，学生用品标委会开始讨论对学生用品标准进行更新。
但是既卖货又做评测也让他遭受一些质疑。“我索性‘裸奔’，按进货价卖出，包装费、人工费、快递费按实际收取，让家长们看着捐钱，结果这样做的收入甚至比原来还多。”这件事让魏文锋意识到，做正确的事情，全世界都会帮助你。
魏文锋的这家企业就是典型的社会企业。如果说这家企业究竟与传统的经营学生用品的企业有何不同，就在于其中夹杂着的那份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以盈利为唯一目标。
这样的企业在中国有很多，且多以中小型为主，它们常常被大品牌的广告LOGO淹没，或者为偏远山区的妇女提供工作机会，或者帮助残疾群体打造生存本领，涉及领域不一而足。
据徐永光介绍，社会企业主要作用在6个领域：失业、公平增长、贫困、公共服务、金融和私营部门，把经济和政策发展带来的好处带给需要改善生活的人群。在他看来，尽管现在中国社会企业的资格认证还存在问题，但是国家的产业政策所鼓励发展的、减免税的企业和社会企业领域基本是重合的，所以这对社会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政策利好。
徐永光表示，中国的社会企业可以解决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现在社会上无良企业有很多，制造地沟油、毒奶粉、毒跑道，一些排污企业给员工带去尘肺病。中国需要的不是这样的企业，而是能够在环保、高科技、养老、教育、医疗等领域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
对于社会企业，人们很难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看来，私人企业是由私人投资，积累的是私人资本，是可以分红的，而社会企业最根本的不同是由社会投资，最后积累的是社会资本，归基金会、民非等所有，用于社会投资。
“从业务范围看，私人企业可以说法无禁止则可为，香烟等都可以。但是社会企业还有一些底线，就是不产生新的社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就业问题。私人企业以利润为最高目标，有时为了利润会牺牲公众利益，而社会企业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最高目标，有的时候会牺牲利润。”刘文奎向《经济》记者表示，社会企业融合了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慈善机制的长处，规避了两者的短处，使得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重视社会效益。
一直以来关于社会企业该不该营利的问题众说纷纭。这也成为中国社会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尴尬所在。
“对于社会企业，现在全球都面临着左、中、右三派之争，偏左的认为社会企业不能分红，就是非营利机构，中间派说可以有限地分红，右派说分红是股东的事，跟别人无关，要坚持它的社会使命，不能用是不是分红来捆绑他。”在徐永光看来，社会企业不能营利这种做法根本走不通。
“英国的社区利益公司原来有法律规定，利润分配不得超过35%，但是研究发现，这些公司的投资方不给投资，捐款方不给捐款，使他们遭遇了资金黑洞，证明有39%的英国社会企业缺乏资金的发展支持，而主流的中小企业受到这个困惑的只有5%。”徐永光介绍称，2015年英国政府取消了社区利益公司分红限额的规定。
英美的社会企业实际上并没有获得特别的税收优惠，为什么他们还要接受认证，受到法律严格的监督?原因在于有了社会企业的认证之后，会得到公众的信任，会得到很多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消费他们的产品。
即便从香港来看，其最初把社会企业定义为非营利组织，事实证明也是行不通的。
“香港社企总商会通过认证了500多家社会企业，几乎全部是社团创办的非营利社会企业，然而过去十年来，不少谋利组织创办的社会企业，在耗尽政府的资助后便难以为计。大量的事例证明，私人出资创办的社会企业比依靠政府资助的社会企业更具生命力，更能创造社会效益。可是，一直以来，私人创办的社会企业完全得不到政府方面的支持，两个政府出资创办的基金皆拒他们于门外。”徐永光透露，经过细心实践，以及参考了别国经验，香港特区政府终于决定采取35%的利润分配上限的方式，开始接受私人社会企业申请政府资助。
在徐永光看来，即便是社会企业鼻祖尤努斯，在坚持社会企业不能分红上已经遇到了挑战。“2015年，我到孟加拉看到这些不分红的社会企业发展得并不怎么样，都在消耗资源，除了格莱美银行，很少有能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的。”
而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也证明了，盈利对于企业本身发展的重要性。“社会企业需要声明自己是公益性吗?千万不要，就是做企业，不要说自己做公益，说自己做公益马上把你捆绑，你就很难发展。”徐永光表示，社会企业千万不要给自己贴标签，一贴标签就要受到道德绑架。
“营利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朋友都表示，要先赚钱，然后才能继续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红路对《经济》记者表示，社会企业应该有能力解决盈利问题。
与很多企业抓痛点最终是为了抓利益不同，社会企业试图实现的是“痛点——利益”的无限循环。
社会痛点就是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的靶心。“像失能失智老人的养护、护理等工作，政府有钱、有权、有责任，但是很难做好，其实也不应该由它来做;NGO无权、无钱、无能力，想做做不了;企业有钱、有人、有能力，但是趋利做不好。”徐永光表示，这种事情只能依靠于社会企业。“有一家民营医院是社会企业，从2006年开始，政府把自己花几亿元盖的养老机构一个接着一个交给这家企业经营，到现在十年过去了，不仅投诉率下降，经济效益也得到提升，床位增加了十倍，就是因为进行了社会企业改制。”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也向《经济》记者表示，在“善经济时代”，千万不要认为社会服务业不要工业化，脱离工业化，很随便地进行想象和创意，结果转化不了社会成果，就解决不了社会问题。
“现在全球人均GDP已经过了一万美元，生产的东西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要讲究好，这是全人类目前出现的一个大的挑战。中国未来几年很快就要过一万美元的大关，这个经济结构的变化，会促使我们调整生活和生产方式。”王振耀表示，在这种趋势下，社会服务业也在创造经济价值，而且创造得还不少，“现在中国税收的54%已经来自于服务业，来自于第三产业”。
在他看来，“善”的价值开始引领经济价值。“过去是求企业，给社会企业募捐一点，而现在很多企业家对社会企业有着巨大的潜在需求，他们突然发现，没有社会价值寸步难行，企业很快就会垮下来。”
现在中国就有大量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企业，王振耀把它归结为5类。“第一类叫社会福利企业，每年的产值有100多亿元，有五六十万残疾人在那里就业，这是有盈利的;第二类社会扶贫，有很多政府的投资去支持贫困地区兴办企业;第三类是很多政府对于高新企业、农业、环保企业等免税;第四类就是现在几十万家的社会服务机构;第五类是公益金融。”
在他看来，不管是哪一类，社会企业一定是引领经济和企业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的杠杆。“创办社会企业一定要注意与政府对接，与社会问题对接，包括现在的儿童问题、养老问题，政府都很着急，能不能放开这个领域，开拓不同的市场，让地方政府追着资助，是社会企业需要考虑的问题。”
如何解决资金黑洞
厘清了该不该营利这个问题后，摆在社会企业眼前的一个终极问题便是如何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该如何看待各种基金会的捐款，又该如何面对趋之若鹜的投资机构?几十万亿的市场摆在眼前，社会企业该如何在投资人的回报诉求和自身的社会责任间取得平衡?
影响力投资万亿可期
社会企业带动了相应的投资模式的出现。与传统的商业投资有所不同，目前很多人将目光扎堆在社会价值投资领域，并称之为影响力投资。这个概念虽然在中国时间较短，但近两年，却也在投资市场掀起了一轮热潮。
在影响力投资的链条中，一些有资源的人，例如慈善家、机构，或者是基金，透过一些中介进行投资，把价值传递到社会企业，或者是社会企业家，社会企业家再把价值传递到受益者，受益者产生的是两种回报，一种是经济回报，社会企业需要自我造血，要有利润或者是经济回报的。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社会效益。
“影响力投资与传统的商业投资主要的区别，就是对于风险的看法不一样，实施的方法不一样，跟投资者的关系不一样，融资数量和退出策略也都有所不同。”
北京大学公民社会中心副主任袁瑞军向《经济》记者分析称，影响力投资比较看中短期的效果，除了投资以外，会在管理咨询、能力建设方面提供相应支持。
对此，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红路向《经济》记者表示，所谓的影响力投资、社会价值投资，概括起来叫“三有”：有价值、有需求、有潜力。
那么影响力投资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现在全球所有的资产总额，投资额度是4500万亿元，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影响力投资在里面占多少呢?现在应该是没到1万亿元，但是很快就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尽管仅占1/4500，但对于这个领域来说，从0到1的市场还是很大的。”袁瑞军表示，影响力投资目前实际上能够得到的年回报率是7%-10%，“这个投资回报是不受当地经济影响和波动的，相对来讲比较稳定”。
“在中国当今的发展阶段当中，大家都在问影响力投资是存量还是增量，肯定是增量，市场在增长，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商业企业被社会化之后，这个市场可能是巨大的。”刘红路说。
不能被概念困死
为什么现在在中国非要做社会价值投资、影响力投资?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一部主任俞建拖向《经济》记者表示，影响力投资不拒绝商业回报，有非常明确的社会价值的目标，大大拓宽了社会能够用来动员投入到解决社会问题的资源。
“既往的慈善基金投入到一个项目，基本上是有去无回的，但是如果按照社会价值投资的理念，投进去之后，我可以做监督，约束使用者，用企业化的方式来运营这些项目，他在市场化运作下得到一定的资金的回收，实现可持续的运作。” 俞建拖表示，从中国自身发展的需求来讲，对社会价值投资存在巨大的需求。
在中国做社会价值投资的潜力也很大，但是现在也有明显的短板，国内对于相关的概念和标准，都还没有太清晰的框架。“大家不要一开始就奔着拿政府的补贴和减税政策去，开始做的时候，要把社会目标融入进去，我要解决什么社会问题，先把这个事情做完，其他的概念、定义可以慢慢成熟，慢慢完善，人不能被概念困死，做事情是第一位的。”俞建拖表示。
在山寨城市CEO林达看来，社会企业的投资链条有缺损的部分。“在最底层，基本上大家都能拿到资源，例如经费、众筹、自筹等方式。在最顶层也会有一系列大规模的资源，包括社会影响力、债券或者是公司合营的模式。但是在中间，其实有很明显的断层。”
林达向《经济》记者表示，现在的关键点不在于缺不缺好项目，也不在于缺不缺钱。“其实这两个东西都是存在的，只是还没有很好的工具连接在一起。以前的金融工具，已经很难提供这样的服务。”林达表示，这就需要影响力投资开拓出新的模式。
让项目变得可持续
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本身并不矛盾，双创就是要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这也成为影响力投资选择项目时的主要考量因素。基金、创投机构都将成为社会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融资问题解决者。
在投资者看来，好的投资项目总是太少。“2009年时，我们试图找一些值得投资的社会企业，但这个圈子太小了，屈指可数，看了一圈之后，把战略稍微调整了一下，从直接去投资，改为先做孵化，和社会企业一块儿成长，等好苗子出来以后再去投资。”到现在7年的时间里，育公益创投联合创始人张红岩颇有心得，他向《经济》记者表示，这些年所投的社会企业，都集中了6个社会痛点问题，从特殊儿童的教育、帮助和生计发展，到农村妇女、低收入妇女家庭生计发展，从工业资源的再利用，到大学生的就业和兼职，从整个公益领域的专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培养，到公益项目的筹款等。
这些获得投资的社会企业的共同特点是，非常强调弱势群体在整个社会企业模型中的出现。
“谁是这个企业的受益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来受益?弱势群体是否有足够的需求要这个产品?他是否有足够的消费力去买这个产品?这3个维度在我们最开始选择社会企业的时候是非常看重的。”张红岩表示。
“例如我们在孵化和投资的一个项目，用蓝牙技术解决心脏病突发的抢救时间，从患者上救护车的那一刻起，仪器很快地穿戴到了他的身上，这个数据通过远程的传输已经到了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的会诊室，治疗方案在病患运到医院的路上就已经开始制定了。这种产品一是缩短了急救的时间，节约了抢救的费用，二是提高术后生还和康复的机率，也减少产生其他后遗症的比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零慧向《经济》记者表示，只要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用创新模式经营的企业，都是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对象。
“最初为我们提供资金支持的是一个法国的酒店集团，在中国当时有100多家酒店，有3万间客房。当时他想捐一笔钱，后来我跟他们中国区的CEO说，如果你把钱捐给我们，我们为孩子交学费，一下就把20万元用完了，不如把这个钱转移成为社会投资，我们建一个环保袋的工厂，不仅能为弱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也可以解决酒店的袋子需求。几年之内，这20万元的投资成本为我们带来了300多万元的营业额收入。”智行基金会创办人杜聪向《经济》记者表示，如果不断做没有市场价值和需求的东西，人家勉为其难帮你一次两次，是不能持久的，要找到能让这家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东西。
优秀特质助融资
在张红岩看来，优秀社会企业的特质就是善于倾听，寻找创新解决方案，具有团队合作精神，不忘初心，坚韧、热爱挑战，具有创业热情。
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创始人吕朝在最初也面临着和张红岩一样的找不到优质项目的尴尬。他对《经济》记者透露，大量的草根社会企业，其实很难吸收很大体量的投资。“运动式的创业害了很多人，一方面害了投资人，另一方面也害了一些投资者，现在很多创业空间已经比较冷清了”。
在他看来，可以合作的社会创业者，应该有对行业的洞察力、有团队、有产品、会算账，其中产品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些拥有好产品的企业跟我说他们不需要钱，现金流非常好。投资人要关注为社会领域服务的公司，现在再不投，以后估计就没机会投了，它的估值已经很高了。”
洞察、产品、团队和财务，这4点其实跟商业投资没什么区别，商业投资看项目也要看这几个方面，但是在社会领域里面，有一个独特的东西，在商业领域不一定是这么重视，就是平衡能力。
吕朝表示，社会创业要有非常强大的平衡能力，才能把社会企业做好。既包括生活和工作的平衡，也包括快和慢的平衡、公益和商业的平衡。
“他们要有自己专注想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描述这个社会问题的时候，有自己的想法，会讲故事，能引起专业投资人和行业专家的共鸣，另外这些社会企业要能够跟商业环境有更多的对接。”吕朝表示，只有这样，进入A轮、B轮甚至IPO才是有可能的。
很多创业的人最初想要去做高大上的产品，因为有钱人可以花很昂贵的价钱购买，但对于社会企业来说，考虑的则是怎么赚穷人的钱的问题。“我们会去看哪些企业是围绕着贫困人群的商业模型，推进健康、卫生、教育等领域的发展，第一类会找已经有一定沉淀的社会企业，如果这个社会企业经过三五年的沉淀没有死掉就会有一定的机会;第二类是会去找一般的企业，很看重这个企业背后的创业者，如果愿意把企业变得更加社会化，也是投资人愿意去投资的。”大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王佩莹向《经济》记者表示，社会企业要跟投资者建立好关系才有途径获得融资，要跟他们介绍你的商业模型，讲清楚、说明白，这样就有机会来获得融资。
投资方认为缺少好项目，而社会企业则说找不到投资。“一定要进行长期的思考和投资，要有灵活性，看我们能够撬动什么样的资本，使企业家做好每一步。对于社会企业，在中国必须要进行股权投资，对于企业家来说，怎么能够得到更多更好的投资，这是非常重要的。”王佩莹表示。
股权问题需考量
对于社会企业来说，最为担心的就是投资对股权有何影响。“作为投资人，肯定希望作为股权投资者进入，得到股权回报。”王佩莹表示，一般退出的方法就是在新三板上市，企业上市并不存在什么困难，在正常的资本市场上都是有可能的，或者被一个负责任的投资者收购，这也是一个退出之道。
事实上，目前中国的社会企业在前期很多都是以接受基金会捐款的方式开展业务，那么后期在得到市场投资后应该怎么处理利害关系?
“前期得到社会的资助，等商业企业得到投资的时候，这些基金会一定不要纠结，因为基金会前面的资助非常有效，从原来消耗资源的机构，现在成了可以自己到市场上获取资源的公司，你的资助已经成功了，回报很好了，千万不要打官司、分股权，就让他们自己发展就好了。”徐永光表示,基金会不要影响社会企业的股权分配。
“其实对于很多人，很多社会企业，或者是影响力投资人来说，这些概念都是非常大，很多企业不知道自己是社会企业，很多社会企业也不是在做社会企业的事情，这其实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很多影响力投资人不知道自己是影响力投资人，很多不是影响力投资的人在做影响力投资的事情。”林达表示，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把社会企业坚持下去，实现可持续发展。
同时，政府对于社会企业和社会价值投资的支持和引导同样重要。“有一个朋友，也挂了一个基金会底下的项目，人家就给他立个项，别的事情都需要自己跑，要到政府部门一个个去找，做起来非常费劲。”刘红路表示，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很多企业就会出现不知道力量往哪里使的情况。
据袁瑞军介绍，目前各个国家基于社会影响力投资巨大的作用和巨大的潜力都在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意大利、日本、法国、英国、美国，一般的做法都是给一个办公室、一大笔资金，对投资者给予一些优惠，在英国，如果你投给社会企业，我给你的投资减30%的税收，不是直接给社会企业优惠。”这些都是我国在发展社会企业和社会价值投资过程中可以借鉴的。
文章转载自经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