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为徐永光在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文化变迁研讨会”上的发言
从80年代中后期算起，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间公益历时30年。30年间，公益文化随着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变化而发生变迁。以本人的亲历观察，我以为中国公益经历了“国让民进萌发期”、“行政管控回潮期”和“创新突破转型期”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国让民进萌发期”(80年代中后期到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发，近20年)。这一阶段伴随政府改革放权，一批有改革理想的人士冲出体制进入社会领域，创办了各具特色的公益基金会及社团。这些自上而下的社会组织利用政府释放的空间，动员民间力量参与公共事务，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共财政投入的不足。这一时期出现的以希望工程为代表一批优秀公益品牌，基本上是按照需求导向和市场化的模式来设计运行的，建立了不错的管理规范，公开透明，平等竞争，在公益启蒙和激发公众参与热情上可圈可点。
第二阶段，“行政管控回潮期”(从2005年到2012年，前后7、8年)。2005年，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学界往往把它解读为“政府更加重视慈善事业”；康晓光则说是“行政吸纳社会”。实际情况是，各级政府直接把“支持慈善事业发展”改编为“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第二税源”。从2006年开始，许多地方政府以支持慈善为号令，大刮“慈善风暴”，强行摊派，以权谋捐，一些县级市，动辄派捐10亿、数十亿。中华慈善慈善总会创会会长崔乃夫痛斥“这是对慈善事业的破坏”。2008汶川地震，760亿捐款8成进了政府账户；2010玉树地震，5部委下文收缴基金会的救灾捐款。到了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和多个基金会沦陷，有的是信任危机，有的是管理混乱，有的是躺着中枪。社会对慈善的信任度陷入低谷。其背后，是政府把慈善当“肥肉”来吃，不尊重私人财产权，让社会爱心受伤，遭致公众不满情绪的反弹。
第三阶段，“创新突破转型期”。（从2012年党的18大召开到慈善法出台的今天和未来若干年，也许到党的20大）。中央提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官民协同合作平台涌现，官办慈善与草根NGO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联网公益兴起，商业与公益融合，社会企业运动方兴未艾。这个阶段，公益创新模式频出，旧的慈善体制根基松动，公益文化领域去行政化已经成为共识，在日趋多元的公益文化思潮中，公益市场化与道德化两种观念的对峙与影响，对中国公益行业的价值导向及其发展不可小觑。
在我2年前发表《公益市场化刍议》之后，不断听到“警惕公益市场化”、”不赞成公益市场化”的批评声，我看到文章都会转发，希望引起辩论。乃至在一些论坛上，我会请反对者”向我开炮”。可惜，迄今还没有听到稍有说服力的反对理由让我修正自己的观点。
市场化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指的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为手段，实现资源充分合理配制、效率最大化的机制。公益市场化的灵魂是志愿精神，正常的公益活动都应符合自愿、等价、有偿的市场交易规则。公益要等价有偿？很多人一听就反感。
有一位优秀的草根组织领导人，因他的努力给社会带来了改变，但他不同意公益市场化的观点。我问他“你付出了那么多，自己得到什么好处”？他一听，满怀深情地谈起自己的满足感、荣誉感，说自己得到很多很多，付出再多也值得。我说，这不就是”等价有偿吗？也许还是超值回报呢”！
不赞成公益市场化不等于主张道德化，但把公益看成”无私奉献”，用“利他”排斥功利，则是道德化手握的利器。殊不知，“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永嘉学派叶适）。《道德经》说，即便是身先士卒的圣人，“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意思是“无私是为了成大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换个角度，就是“己所欲，施于人”。爱他人，首先是自爱。我能坚持做慈善近30年，根本动力就是自爱，爱自由，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无私奉献不仅违背人性，也不合“神性”。佛教说“自他二利，人人成佛”；基督教说“施比受更有福”；中国传统文化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善有善报”；志愿服务的名言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义务工作香港宣言》指出：“义务工作不仅能帮助别人，义工本身也因此受惠”。我写过一篇文章《志愿服务的原动力是有私奉献》，地球村创办人廖晓义看似不食人间烟火，但她看到我的文章后力示赞同，说：“我就是有私奉献”。
一次讨论，我说了世界上不存在无私奉献的人。有人反对说:有。母亲对孩子，就是无私奉献。乍一听有理，但仔细一推敲发现:不对啊!子女不就是母亲的私吗？就因为孩子是母亲最大的私，才愿意付出最大的爱。
做好事有回报--主要是精神，也不排除物质，好事会做得更好；同样，接受帮助的人，要付出成本，这样的帮助才会更有成效。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高兴地说：“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他教学生也不是白教的，“吾弟子三千，逢年过节，一人一束修(一捆腊肉)，所得无数，储蓄满室”。大儒王阳明在湖南龙兴讲寺讲心学，闻讯来了很多人，他说：“收费”。结果来的人跑掉了9成。王阳明很坦然，说，真有心来听心学，不在乎一点学费。在乎那点学费的人，根本不会真的用心来听。看来，先圣们也深谙“公益市场化”的道理。
女子德慧大学堂创办人王红做过公益教育免费的尝试。每期培训班她都会留出一个免费名额给单亲贫困母亲，每次都会有许多人打破头来争这个名额，而每次免费来的都学得很差。而越是不远千里付费来学的，都学得好。实验三年，无一例外，王红终于决定再不搞仁慈的免费培训了。
今天，我也要宣布一个决定：今后凡是对学员免费的公益培训活动请我讲课，我将一概拒绝。因为这类拿着政府补贴或基金会捐款，不吝烧钱的免费公益培训，干扰了公益培训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将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可悲后果。一位专业培训领域的NGO领导人向我抱怨，政府埋单的质量不高的免费培训，已让他的收费培训难以为继。所以，免费公益在某些时候貌似为善，实乃作恶。在扶贫领域更是如此，输血式扶贫，已经把一些地方的穷人培养成了懒人、废人。
市场机制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无形之手”。商业如此--商人因“自利”而“利他”；公益也是如此，人们因“利他”而“自利”，获得精神的满足，道德的升华，乃至灵魂的救赎。
创新性不足，市场化程度低下，是制约中国公益部门发展的痼疾，而公益道德化则让中国公益雪上加霜，内忧外患加剧。内忧者，道德优越感成了公益效率低下的自慰剂，道德标签可以作为掩盖机构能力不足，躲避优胜劣汰的挡箭牌；外患者，道德绑架让公益从业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合理的劳动报酬，创新探索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让你动辄得咎，寸步难行。更可怕的是，法治不健全，社会道德沦丧，又给了公益道德化肆意发挥的空间，“道德家”掌握着道德话语霸权，道德审判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次人大硕士雷洋事件，在一些人眼里，生命不值钱，道德价更高。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德观，不同文化背景有不同的道德标准。道德解释的不确定性也使得道德很容易成为任人拿捏的糖人，乃至于根据需要把伪善人塑造成“道德模范”。在泛道德化传统强盛的中国，公益道德化对公益文化的误导误伤，一时不会消停；对其虚伪性、危害性不可低估。
我不得不再次大声疾呼：“警惕公益道德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