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授业到系统训练
今天，当人们谈论“管理学”时，是指由美国人彼得•德鲁克所推动建立的学科。但现代管理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与数学家泰勒并非同一人）于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
泰勒长期对不同的工作进行细致的观察，将它们分为具体的操作步骤，通过不断优化流程大大的提高了生产力。在著名的“铁锹实验”中，泰勒发现不同工人在搬运煤炭时有很多的差异：有人站着有人蹲着，铁锹的大小形状不同，每次运送的煤沙量也有所不同。经过详细的测算和实践，泰勒统一了搬运的标准动作、器械规格，工人每天平均的运送量从16吨提高到45吨，工资也从1.15美元上涨到3.85美元。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一家超过400人的工厂只要140人就可以运营，材料的浪费也大大减少。
“科学管理”提出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此前世界各国都有实践经验，但泰勒第一次将其总结成系统的理论。科学管理思想最大的贡献在于，将技艺分解为有组织的体力工作。技艺通常具有艺术化的成分，只存在相对的考量，但体力工作可以有绝对的标准。因此亚当•斯密才提出，一个国家和地区要培养生产和销售某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工艺和管理技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但“科学管理”打破了时间界限。
二战期间，希特勒认为美国不敢贸然大规模参战，因为美国的光学技工极度缺乏，而战争确实需要大量的熟练光学技工。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光学技工都在德国，而按照当时德国培养光学技工的方法，培养一个熟练光学技工需要5年时间。美国国防部采取了泰勒的方法，用60天将一些普通工人培养成一流的电焊工，又花了几个月时间把同一批人培训成比德国人生产质量更高的精密光学工人。由于这种无与伦比的实力，美国迅速进入战场并获得了胜利。
和历史上许多重要思想一样，科学管理方法因为触及到利益分配而惹恼了众人。欧美曾经引以为豪世代相传技艺的技术工人，突然被告知他们其实只是毫无技术的体力工作者，引起了轩然大波。往往需要3-5年的学徒制关系受到冲击，大量需要多年才能掌握的技艺突然只需要最多6个月训练就能变成普遍技能。以至于当时社会上半熟练工人往往比熟练工人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因为他们更容易学习差异技能并适应新的岗位。
随着科学管理的普及，训练（Training，也译为培训）逐渐成为现代组织，特别是商业组织不可缺少的方法。职业人员的产生，不再是老一辈工作人员的“传、帮、带”，而是系统化的训练。今天，跨国企业无一例外的开发了自己的训练体系，从一线工人到管理培训生都需要接受训练才能进入岗位。
在日常生活中，连锁快餐是最容易感知应用科学管理与系统训练思想的行业。当我们开办一家餐厅时，我们知道老板、厨师、服务员和清洁工是完全不同的岗位，有时服务员和清洁工可以互换工作，厨师也可以打扫卫生，但只有厨师才具备做菜的能力，老板则只负责收钱。但在必胜客就是另一番光景了。一位大学生（我们可以称他为阿华）成功被聘为一家必胜客的储备经理，在上任之初，他需要轮流从事餐厅内每一个岗位并达到标准，而学会这一切技能的时间只需要3个月。
我们可以以厨师岗为例看看他的经历：阿华与必胜客所有的储备经理一样，不需要具备任何做菜的能力，不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练习切菜、炒菜、配料。唯一要做的就是按照必胜客提供的“标准操作手册”一步步将半成品制作成美味的食物。当一位客人点了一份希腊风情海鲜饭时，阿华将一袋希腊风情海鲜酱倒进锅里，炒制1分钟，再倒进一碗200克的白米饭炒2分钟（所谓的炒是指每个人都可做到的翻翻铲子）就可以起锅了，这时一份与所有必胜客分店色香味完全一致的海鲜烩饭就端到了客人面前。而顾客尝到的酱料、食材全部都由专门部门统一提供。对阿华来说，真正重要的素质只有一种，就是严格执行标准并发现其中“BUG”的能力。
因此，必胜客不需要从厨师学校招聘成千上万名厨师来满足各分店的需求，也不会为厨师们提供“展现个人高超艺术菜品”的空间。也许你会说这就限制了食物的品类，但恰恰相反，必胜客菜单中的菜品数量和一般饭店提供的菜品数量并无差别，但必胜客可以让数以百万的人享受到同样质量的菜品——这就是科学管理与系统训练的优势。
慈善体力化
观察一下身边，如果一个年轻人毕业后从事了慈善工作，亲朋好友往往会问：“为什么不先去企业赚钱，等以后有能力了再来做慈善？”这是因为人们仍然认为慈善是一种空余时间的行善行为，并且需要基于大量资本才能开展。事实上，慈善组织作为现代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从业人员同样需要良好的训练。
例如，一个残障组织对其项目人员应该有一致的训练内容，这些内容至少需要包含：
残障服务的基本理念与知识，例如国际国内的共识、重要思想等；
残障服务的基本方法，例如各类常见工作手法；
残障行业的基本状况，例如存在哪些组织、各自工作内容、近几年重点关注的方向与分工等；
残障行业的资源，例如行业常见的培训、书籍、手册、课程等；
本机构历史项目、现阶段挑战与未来的发展方向。
对大多数组织而言，这些可以在24小时（也就是三个完整工作日）内完成。但前提是各类内容经过良好的组织和不断修订。这些内容可以以视频录像、文章、员工手册甚至是一个制作精良的PPT为载体，唯独不需要的就是人员。这样员工训练就从每次都需要投入时间准备、思考的“艺术技能”变为只需要告知并发送材料的“体力工作”（在现实中为了优雅，人们创造了各种称谓，例如“机制”、“标准作业流程”）。人的时间应当用于新员工学习完材料后提出的各种问题。这有些类似教育领域近年在倡导的“翻转课堂”——基本信息不需要重复教授，而是自行学习，教师的功能在于个性化问题的指导、讨论与启发。
与商业领域相比，慈善组织由于其体量与规模，所拥有的全职工作人员非常有限，因此与人员更替伴随的技能流失就更加明显。而保留技能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其不断的“体力化”。体力化面临的主要障碍源于人的懒惰和自负，例如一名对某个议题很擅长的培训师，是不太愿意花时间将自己的培训整理成细致到分钟的标准方案，他会觉得限制了自己艺术化的自由。但事实是，这份最多花一天时间整理的文件，会大大减少他每次做培训前重新的准备。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个原理：长期出差的人会发现自己总是偶尔忘带一些必备的东西，例如牙刷、睡裤等。即便出差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大多数人也会选择每次出差前在大脑中重复的确定“牙刷、牙膏、毛巾、剃须刀、唇膏……”但是如果花20分钟打印一张出差必备表单挂在墙上，每次出差时只需要机械性的对照勾选，就彻底杜绝了遗忘这些工具的可能。对标准课程的制定也是同理，从培训的用具到培训的细节，所有都可以“体力化”。
那么，“体力化”是否会让工作变得呆板和教条？答案是不会。一份精确到分钟的标准培训方案和录像能够帮助没做过该培训的人迅速做出同样质量的培训，帮助已经熟练的人减少重复思考建构的时间。而如果由于出现特殊情况需要进行一些时间或内容的调整，培训人员完全可以任意操作，方案并不会变身成教官怒气汹汹的说“你必须严格复制我才行！”
“女童保护”就是一个典型“体力化”的慈善项目。2013年，媒体曝出多起女童遭遇性侵案例。儿童性侵害迅速称为社会热点问题。在多方力量的合作下，“女童保护”项目成立。与大多数慈善教育项目需要专业讲师不同，理论上，任何具备基本沟通能力的人都可以成为该项目的讲师。 原因在于项目组开发了极其标准化的课件和教案，细节到每节课的每个环节该讲什么话，所有教师不需要重新学习相关领域的知识，但需要全文背诵授课内容，并经过考试。简单来说，“女童保护”项目就是慈善行业的“必胜客”，只是将披萨换成了教育课程。阿华也从储备经理成为课程讲师。
“体力化”的设计让项目规模迅速的扩大，根据项目组披露的信息，截止2016年12月31号，项目已为140万儿童、30万家长提供了近乎一致的课程。这个数字在同类教育项目中是罕见的。“女童保护”项目的核心成员原本是媒体从业者，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规模效应。同样，完全由职业慈善人员开发的“新一千零一夜项目”也是“体力化”工作的代表（由于该项目已在《慈善的演进》与《慈善远景》两文中详细介绍过，因此不再赘述）。
但是，当技艺被不断体力化，是否意味着人的价值随之减小？140个工人的工资翻了三倍，但那些由于科学管理和训练失去工作的200多人该何去何从？体力化的过程的确在短期内会造成一些冲击，但从长期来看，正是体力化将职业人员从不断循环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将重复工作花费的成本降到最低。于是，人具备了充分的时间来创造更多的价值，而更多的工作岗位也会随之产生，但这需要一个前提——技艺可以体力化，但社会需要知识工作者。
知识工作者及其训练
农业社会，当人们耕田或采摘果实时，生产力几乎取决于劳动力数量。随着分工及组织化工作的出现，直至科学管理的诞生，社会总生产力大大提高。但是，即便是科学管理仍有极限，在铁锹实验中，科学管理可以将一个工人每天的运送量从12吨提高到45吨，但无论多么科学，也不可能期望人均运送量提高到450吨，对任何具体工作的科学管理效能是存在极限的。但是，的确存在一种方法将极限推至理论的无限，这就是知识工作者。
一群工程师在一起，利用同样的时间，既可以开发计算机游戏、打车软件、免费成人电影网站，也可以开发出谷歌、脸书这些影响人类整体生活的工具。“没有极限的可能”是知识工作者与传统职业人员最大的不同。知识工作者群体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打开了无限之门。
知识工作者是伴随着现代科学出现的，“知识”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的信息，同样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的理念与方法。与传统社会的职业人员相比，知识工作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对时间的使用。
在传统社会中，“时间管理”指代更高的效率，完成更多的任务，而知识工作者的时间管理，意味着做“正确的事”。“正确”并非是定性评价，而是意象化的指代，它表明人们需要衡量最为关键的工作有哪些——工程师可以不断提高效率开发多个游戏，但无论多少也比不上谷歌对社会进步的意义。因此，知识工作者的绩效无法通过时间来衡量，他们在办公桌前对着电脑八个小时，也许只是上上网刷刷微博，但在吃饭时偶然的发呆，就可能带来重大的突破。当然，知识工作者的成果不会源于上天突然的眷顾，恰恰相反，这是经过长期思考后遇到合适契机的突破。但的确，以僵化的时间考核和加班的多少衡量知识工作者是无效的，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组织开始采用弹性的工作时间以及多样的办公方式。
知识工作者最重要的素质是能够系统思考。所谓系统，是指对问题有持续性的、整块时间的、深入的考虑。系统思考并非是坐在办公室里形而上学的推理，而是建立在大量实践、观察与跨界学习上的探索。
举例来说，很多组织每年会召开总结会议，会议上各部门都会汇报各自情况。常见的情形是，汇报的前天一晚上，各团队还在修改汇报内容，花尽心思的介绍成果。事实上，这些成果完全可以提前整理成统一的表格发送给组织所有人员了解，要比现场汇报更有效果。任何有过相关经验的人都会知道，花尽心思做的PPT背景、总结成果的形容词和具体数字没有几个人记得，人们都在关心自己讲的是否让领导满意。
对于总结会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对重要问题的总结，这些问题可能包括：
今年行业发生的哪件事对我未来最有影响；
今年所有工作中最有/没有价值的三件事；
明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三件事（既可能与业务相关也可能与内部管理相关）；
明年我们工作需要尽量避免的事。
而这些问题的答案，绝不是靠前一天甚至是临场“优秀的应变能力”得来，因为日常工作的零散感受如果不经过详细的整理和考查，很容易走向歧途。
由于商业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开始借鉴商业的思维和工具。SWOT就是其中之一，慈善组织往往只借鉴里工具的形式而不是思想。SWOT最重要的价值并非是列出四项相关的信息清单，而是要经过组织人员非常深入、充分的讨论，以达成共识：对于组织来说究竟有什么优势、劣势、机遇和风险。否则SWOT很容易就成为了毫无价值的列表，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为了表现“民主”的政治正确，没有一条内容会被否定，结果就是没有任何真正有价值与见地的见解被遴选出来。
知识工作者具备一个或多个领域的知识，但不只是“有知识的人”。“有知识的人”可以通过训练成为知识工作者。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具备职业素质，“职业素质”指了解自身的局限、能够和他人合作等作为组织的一员所需要具备的群体工作能力。这并非先天的区分，而是责任意识。知识工作者与职位、学历、经验无关，无论管理者还是助理都可以是知识工作者，它只与思维方式有关。
例如，根据一般的时间管理方法，个人和组织的工作可以根据重要性与紧急程度分为四个象限：重要不紧急、重要紧急、不重要紧急、不重要不紧急。大多数人会将工作主要精力花在重要紧急和不重要紧急的事务上，这就是很多人觉得工作繁忙而缺乏成就感的原因：重要紧急让人觉得忙于处理应激事件，不重要紧急让工作增多但不能创造价值。知识工作者虽然也会花费时间在其余三个象限，但训练会促使他们不遗余力的为重要不紧急的事情而工作。
重要不紧急的事情通常包括：
反复研究目标群体的需求
反复明确战略方向与修正（或是我所在的群体如何为战略做出贡献）
业务资源的整合与分配
技术体力化与配套的训练体系
有关长期影响力的布局
花费时间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持续的思考正是知识工作者的责任。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知识工作者与一个组织的规模、背景、资金、个人的学历经验都没有直接关系，它只是工作的思维和方法（会对细分领域有基础的知识需求）。
举例来说，为了减小农村与城市教育质量的差距，慈善组织可能会开展乡村教师培训、或是通过互联网邀请名校的教师实时连线上课指导。但这通常会有很高的成本。高校系统则要花费至少5年才能培养出一个教师。但是通过科学管理，只需要6个月时间就可以让普通人达到基础教学标准。如果慈善组织能够将好的课程录制成视频，并发送到学校，再通过大规模的数据和简单有效的系统收集观看视频后学生出现的问题，即时更新问题内容与解答，那么就可以建立一整套教学运作体系，该体系甚至不需要重新建设，只需要用免费的网络工具进行管理，真正关键的是需要一群人以知识工作者不断的将技术体力化，并制作修订流程。那么农村教育的效率会大大提高，即使偏远地方的教师，也能利用体系在狭义的教学质量上达到城市高级教师的效果。
慈善行业对知识工作者的依赖要甚于商业领域。商业领域由于具备大量自由支配的资本，因此可以雇佣巨量员工。一个大型企业可能拥有数万甚至数十万雇员，这些雇员也许并不认同自己的工作也不喜欢自己的组织，但是由于劳动回报他们仍然愿意开展工作。慈善组织想要创造深远的社会价值只能通过行业合作或是社会动员（详见《慈善远景、不确定性与性教育的未来》一文中第五部分“大型组织的路径”。），这个过程中大量的人才需求是无法通过雇佣关系来实现的，只能通过非经济回报来吸引，且难以形成法律意义的合同关系，更依赖于道德契约。
因此，慈善组织更需要知识工作群体，花费时间来思考构建对组织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一个做性教育的团队既可以不停的到各地做讲座，也可以通过众筹为青少年提供一些工具包，还可以致力于构建一个开放合作的性教育网络。这些工作消耗的时间可能是相同的，也都能产生价值，但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他们能创造的价值多少是有显著差异的。
因此，慈善训练的基本任务就是培养职业知识工作群体。他们分散在不同的细分领域，通过系统的思考帮助其所在组织寻找“正确的事”，之后进行测试、实践，在成熟后通过科学管理将其体力化，结余出时间精力，进行新的探索。在体力化与新技艺的循环往复中，推动慈善整体的进步。
但是，还有一些慈善组织，特别是基于社区或是规模较小的草根组织，其工作需要很大的弹性。例如对性教育来说，无论一个青少年是男是女，健康还是残障，中国还是英国，他们的教育信息差异是很小的，都需要了解生理结构、人体发育，学习相互尊重、审慎选择、责任意识的等。但是对性侵害受害者支持的项目来说，具体案例的需求差异非常大，有人需要心理支持，有人需要法律援助，有人甚至需要一个住处可以收留。那么，按照科学管理的思想，大量工作的“体力化”是否会成为死板、教条的规范，从而影响慈善的效果？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厘清一个基本概念：任何事物的二元分类都并非为了对立，而是相互依存、循环构建的。这个世界既需要飞鸟，也少不了青蛙。
飞鸟与青蛙
2008年，世界知名的数学家弗里曼•戴森应邀为美国数学学会爱因斯坦讲座起草了一篇演讲稿，因为演讲因故取消，一年后这篇文章发表于《美国数学会志》，文章的题目是《飞鸟和青蛙》。
戴森在文章中写道：“有些数学家是鸟，其他的则是青蛙。鸟翱翔在高高的天空，俯瞰延伸至遥远地平线的广袤的数学远景。他们喜欢那些统一我们思想、并将不同领域的诸多问题整合起来的概念。青蛙生活在天空下的泥地里，只看到周围生长的花儿。他们乐于探索特定问题的细节，一次只解决一个问题。我碰巧是一只青蛙，但我的许多最好朋友都是鸟。这就是我今晚演讲的主题。数学既需要鸟也需要青蛙。数学丰富又美丽，因为鸟赋予它辽阔壮观的远景，青蛙则澄清了它错综复杂的细节。数学既是伟大的艺术，也是重要的科学，因为它将普遍的概念与深邃的结构融合在一起。如果声称鸟比青蛙更好，因为它们看得更遥远，或者青蛙比鸟更好，因为它们更加深刻，那么这些都是愚蠢的见解。数学的世界既辽阔又深刻，我们需要鸟们和青蛙们协同努力来探索。”
戴森先生讲述的是专业领域不同人才的问题，但飞鸟与青蛙的意象远远超越了数学领域。人们在谈论立场的时候通常会产生一个谬误：当有人称赞某种力量是好的，那么它的对立面一定是不好的。正是这种谬误制造了许多无谓的纷争。例如在慈善行业，“小而美”与“规模化”两种并不矛盾的模式时常会引起意识形态的对立。人们互相指责他人“缺乏远见和格局”或是“高高在上、假大空、不接地气”。但如果能走近彼此，就会发现并没有那么多的矛盾，合作的空间远大于对抗。
在整体上，慈善的效率低于商业。慈善训练作为一种手段，可以提高慈善的效率，“体力化”会最大程度的减少重复思考和劳动冗余，“知识工作者”可以创造更高的生产力。因此慈善组织需要更多的进行了解和借鉴。但任何思想与方法都无法满足所有的需求。
体力化如果缺少知识工作者的不断探索，就可能成为阻碍发展的工具。社会工作是体力化极其发达的慈善领域，中国大陆社会工作体系是从香港主要引进和受指导的，香港社工体系源于欧美，极其细致的操作建立在长期稳态社会的基础上。但是中国大陆处在非稳态的社会，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城市化进程等都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挑战，十年间的社会变动可能超过欧美社会百年。因此如果完全照搬香港的经验，按照香港的标准模式来构建大陆的体系，就会产生很多问题。这也许也是为什么随着大陆社工市场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职业人员开始反思香港的体系甚至提出挑战。
同样，如果只关注探索、构建新的方法而缺少体力化，就难以真正的产生价值。一个组织开发了非常棒的中学性教育课程，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极好的成果，当他们兴致冲冲的找到政府部门时，相关人员表示需要在全市200所中学开展，但该组织根本无法提供庞大的人力。流动人口部门召开留守儿童问题的讨论会，邀请了多个社会组织，每个组织都介绍了自己的工作，譬如一次三天的培训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孩子树立了自信并掌握了重要技能。但对政府来说，他们需要的不只是“什么是好的”，而是“什么能够解决问题”。培训营再好，一次只能关注30个孩子，政府面对的，是数千万的留守儿童。没有体力化，知识工作者的时间和精力不会真正的得到解放。
因此，一个慈善组织，无论是国际机构还是草根组织，无论有多少员工，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小心的进行平衡。大型组织在规模化、资源整合上具有优势，但只有通过对大量一线的经验、多样化的工作方法进行观察测试，才能发现和建构体系。小型组织灵活性强，能够根据目标人群随时做出调整，但只能满足少数的需求。
由于社会问题高度复杂，个体无论多么能干，也无法哪怕撼动一个具体的议题。因此社会需要群体的联合。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只需要道德自觉，更需要成百上千的人接受严格的训练，他们中有人是飞鸟，有人是青蛙，他们懂得利用各自的优势进行合作。更重要的是，在整体上，他们都是职业知识工作者，他们学习慈善的历史，也不乏大胆创新，并通过科学的方法让更多人享受这些成果。慈善起源于对生命苦难的悲悯，而对现代社会来说，慈善是普遍产权制度下人们对“公共的善”的追寻。这种追寻需要由职业知识工作群体来完成，如何持续的训练出这种群体，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慈善面临的最大挑战。
作者：王龙玺
玛丽斯特普中国代表处项目主管
玛丽斯特普（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是以玛丽·斯特普大夫命名的国际组织，是全球生殖健康领域最重要的非官方组织之一。玛丽斯特普中国致力于为青少年提供优质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务，重点关注未婚青少年、流动人口、劳工、HIV感染者等脆弱群体，通过诊所服务、宣传教育、社会营销三种方式开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