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惠理子，1950年出生于东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1973年入职日本NHK电视台，担任电视制作人，负责编导女性、人权、教育、艾滋病、战争等社会题材类节目。著有《与艾滋病共存的时代》，共同编著《女性国际战犯法庭记录第二卷——加害的精神构造和战争责任》、《黄土村庄的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没有结束》、《NHK危机重重》等。
1997年，池田成立女性映像团体——映像塾。1998年起她参与准备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与此同时加入日本民间团体“山西省查明会”，支援中国山西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打官司和进行调查活动。此外，曾在北京、太原、广州、南京等地已当地女权主义者、大学、纪念馆等筹划日军性暴力图片展。2010年从NHK退休。
1991年到1996年，池田惠理子曾制作了8期反映“慰安妇”的电视节目，后遭遇政府干预被叫停。2005年，日本“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WAM)成立，这是日本最早一家致力于记录战争中性暴力加害和被害人的资料馆，池田惠理子从2010年起担任这家资料馆的馆长。
2015年12月28日，日本和韩国就二战期间日本强征大量韩国女性充任性奴隶的历史问题达成协议。作为长期关注受日军性暴力影响女性的工作者，池田惠理子日前接受采访，向我们分享了她对于这次日韩协议事件的看法以及她对于中国处理“慰安妇”问题的观点。
池田惠理子接受采访
您是从何时何处知道这次日韩外相会谈的消息的？之前有什么预兆吗？
从12月15日在东京举行的日韩局长级会谈起，各种消息就开始见诸媒体。与此同时，韩国方面也突然开始对“慰安妇”问题有些举措。像是12月22日，韩国女性家族部（注：韩国国家行政机关之一）公布将提升发放给日军“慰安妇”女性的生活安定支援金（译者注：生活安定支援金是自1993年起由韩国政府支付给“慰安妇”问题受害者的一个援助款，约合人民币每月927元）和护理费的金额额度。日韩两国国内不断出现一些新动向，因为这些新动向，当时我感到可能两国政府之间会有些动作。
您认为为什么在日韩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年末，日韩政府慌张地要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合意？
我认为首先是美国政府给日韩施加了压力。从日本政府方面来说，安倍政府非常想赢得今年的参议院选举，想告诉世人“我们解决了和韩国的外交问题”。从韩国方面来说，临近国会选举，总统朴槿惠也想告诉公众“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正是各方都有政治方面的打算，所以在年末的时候，日韩两国才慌张地达成合意。2015年12月29日，由40余个日本“慰安妇”相关民间组织组成的联盟“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全国行动”发表了题为《受害者不在场的协议不能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声明。声明中就12月28日日韩外相会谈的结果提出6点评论，指出协议自始至终在受害者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且日本政府没有承认“慰安妇”是违背妇女个人意愿的；没有承认这是违反当时的各种国内法和国际法、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等。
您有参与这次“全国行动”发布的声明吗？或是有采取什么别的行动？请就此谈谈。
有，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WAM）和“山西·查明会”都参加了全国行动。“全国行动”方面的声明对于日韩合意提出了强烈抗议。但我们内部也有很多争论，比如是完全否定这次合意，还是围绕今后可以活用的地方加以利用。讨论的结果是：不会完全否定，会一边在情感上继续批评，一边找寻可能性。
我对日韩合意的看法是持完全否定态度的。因为日韩合意是受安倍诱骗得出的结果，是安倍政府强加于人的。媒体上的报道都说“这是历史性的和解”等等，这怎么可能呢？这其中明明有政治性的打算。WAM的立场是，既要包含批评的态度，又要激发人们积极行动，不断进行提议。
现在韩国的社会调查显示，对日韩合意持否定态度的公众越来越多。比如“如果不迁走少女像，日本政府就不出10亿日元”，日语中这就叫“拿钱扇脸”，像不惜重金拿“分手费”一样，而且拿10亿日元的处理方法也并不透明。
2015年12月31日，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发表题为《将政治协议和真正的解决连接在一起》的声明。声明中就12月28日日韩外相会谈的结果向日本政府提出以下7点建议：
①日本政府应当驳斥“道义责任”的报道；②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道歉和反省应由安倍首相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直接传达到被害者；③为了明确事实，应继承“河野谈话”的精神——承认违反女性的意志带走女性的事实，同时承认设立慰安所的主体是日军，这些行为是侵害人权的；④日本政府出资在韩国建立基金时，必须明确这笔钱是“谢罪的证据”；⑤日本政府不应该反对民众设立纪念碑；⑥日本政府应查明真相，推进历史教育；⑦日本政府应接受联合国人权机构的警告，努力推进有关日军“慰安妇”制度历史记忆遗产申报。
您如何评价日韩外相会谈结果？
我对很多地方都不能赞同。我认为日本政府没能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道歉也没写清楚。何况在日韩外相的记者会上说迁走少女像什么的，用10亿日元解决什么的……竟是这些内容，令人失望。
（池田惠理子所在的查明会近20年来坚持对中国山西省的日军性暴力受害女性进行探访和调查，她们亲切地称呼这些受害人“大娘”。而在她们的帮助下，山西省10名左右的受害人及她们的后代先后公开站出来作证，同日本政府打官司、抗议，要求得到道歉与赔偿。
1996年，就是出自山西省的万爱花大娘作为“中国控诉侵华日军性暴力第一人”，奔赴日本冈山出席了日军性暴力受害幸存者证言会。2013年，未得到日本政府任何正式的谢罪，万爱花含恨离世。2015年11月，随着山西省最后一位受害人张先兔大娘的离去，全部该地区的公开受害幸存者全部离开了我们。/延伸阅读：从国家战争到“性别战争” ——写在日军性暴力受害人张先兔离世之际）
中国山西省的大娘们没有等到问题解决的一天就过世了，我们很难再听到受害者的声音了。您长期参与山西省查明会的活动，并录制相关纪录片，您知道大娘们有提过哪些要求吗？
万爱花（注：中国受二战日军性暴力对日诉讼第一人）去世前，我们去医院探望她。“我们必须成功，一定要得个结论”、“一定要给日本政府施压，要求解决”、“大家加油！不要放弃。放弃的话就会被瞧不起”……这是她最后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当时回答说“万大娘，我们不会放弃的”、“我们会转告其他人的”。和我们道别后的第9天，她就去世了。
如果万大娘听到日韩合意这个消息，您觉得她会是什么反应呢？
会是什么反应呢？她可能会认为“不会又被骗了吧”。如果政府想表现诚意，可以通过行动表示出来。日本政府必须要承担责任，真诚地道歉。但是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她可能会说他们光说不做的。
万大娘对安倍政府没有什么信任，因为安倍之前一直否认“慰安妇”问题。安倍作为政治家，为了将中学教科书中的“慰安妇”一词删除，甚至成立了“思考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会”。所以他真的感到有责任的话，就要做出来给我们看看。就“责任”一词，安倍经常说的也是道义上的责任，没有法律责任，而我们想让他承认政府是有法律责任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2月2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就慰安妇问题日韩达成合意一事，要求日方“切实妥善处理相关问题”，但是并没有像台湾方面一样提及具体的交涉方案。很多中国网友希望政府有更多反应，您如何理解中国政府方面的做法？
中国政府的反应一直如此。在台湾，政府真的非常积极应对。日本建立“亚洲妇女基金会”的时候，台湾人就抗议说“我们并不是为了钱”、“不能容忍这种给钱解决问题的态度”。在台北，民间女性团体也一直在支援受害者。中国政府的话……比如说山西省，地方政府会发给大娘们低保，而中央政府完全没做什么。
每年日本战败纪念日，台湾暴力幸存者及支持组织都会游行要求日本道歉。
我在NHK电视台做“慰安妇”问题的节目时，为了采访去过几次中国，当时我被告知“不准接触受害者”。那时是1995年，刚好是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的同一年。那年的大会没有让一个日军性暴力受害者来北京，还把一直以来对“慰安妇”问题进行研究调查的人送到地方，紧闭起来。最近，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在提到战争遗留问题时，加上了“性暴力问题”。 我认为这是非常大的改变。
最近，中国年轻一代的女权主义者们对此问题很关心，有人参加山西的受害者支援活动，或是写一些相关文章。您对中国女权主义者的印象是什么？
“果然中国也有女权主义者呀！”之前我们去山西，受害者的支援者全是男性。见到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了解到她们做过的行动，我非常高兴。近几年她们去看望山西的大娘们，我总是想，要是再早点有这样的机会就好了。十年前大娘们还很健康，如果大娘们那时就知道国内有这样的支援的话，一定心里会更有底。很遗憾山西站出来的大娘们都走了。
不管是哪里，对于受害者来说，只有民间女权团体进行援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支援女性。就处理日军性暴力问题来说，只有中国的女权主义者没有专门成立支援受害者的团体。印度尼西亚有，菲律宾也有，荷兰也有。
当然，现在也不晚。比如可以支援大娘的女儿们。每次我们去山西，她们都会聚在一起，讲讲近况。受害大娘南二朴的养女杨秀莲代替过世的母亲成为了原告，之前也只有杨秀莲会公开自己长相和名字。所以今后的斗争转交给下一代了，我们还计划邀请她们来日本在公众面前做演讲。
中国有这么多的受害者，今后也要在国际社会扮演重要角色，我认为中国绝对有必要花大力气参与此事。
能介绍下您今后的工作吗？
现在WAM正在进行印度尼西亚展，还有几个地域没有展览过，比如东南亚地区、南洋诸岛，还有日本人的“慰安妇”、日本国内的慰安所等等。我还想重新做一次韩国和朝鲜的展览。另外，影像这一部分，尽量收录每个人的证言，要将每个人的证言，包括日本老兵的，做成图像保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