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河边村医疗费用总支出为232842元，户均4233元，人均花费1141元，医疗费用占农户家庭总支出比例为17%，其中医疗费用支出最多的10户中有4户的医疗费用支出占家庭总支出超过50%，这10户中扣除医疗费用后有4户的家庭收入为负数。有16户家庭因病、意外有过住院或手术开支，占总户数的29%，所花费用占医疗总支出的37%。尽管住院及手术开支占总医药费用比例不高，但是对有过住院及手术花费的家庭而言，家中有人患有严重疾病，将对家庭带来极重的负担。过去农民对新农合的认知度比较低，农户一般只给家中常年患病的成员支付新农合参保费用，大多数身体健康以及患有无需购药的疾病的家庭成员不会在当年支付新农合参保费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河边村新农合的参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
案例一：图表中医疗费用最高的是24000元并且全为药物及日常疾病支出，根据访谈得知，该户户主小盘今年24岁，患有严重的胃病，常年在景洪买药治疗，所购胃药费用较高，并且不在医保范围内。2015年该户每月需购买2000元的胃药，一年下来，大概需花费24000元的医药费。由于与父母分户没分家，2015年两家人种养殖收入合计约38000元，家庭支出总计为61690元。小盘母亲患有较为严重的妇科病，2015年住院及医药费用为10000元。此外，小盘弟弟患有皮肤病，每年需花费4000元用于购买治疗的药品。三人合计治疗疾病费用为38000元，占家庭总支出的61.6%。全家人当年入不敷出，只能消耗往年积蓄及向外借债度日。
药物及日常疾病的开支占总医疗支出的58%，这主要是因为村庄农户大多患有慢性疾病，如胃病、高血压、关节炎、妇科病等。2015年共有78人次患有不同程度的各类疾病，发病人数超过了村庄总人口的三分之一，15户农户医疗支出在5000元以上。我们在河边村的调查统计发现，胃病和妇科疾病在当地非常普遍，有20人患有较为严重需要时常吃药治疗的胃病，患有较严重妇科病的妇女有14人。此外，关节炎、肺病以及肠道疾病也出现多人次。
访谈中我们得知，很多农户因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只有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前往医院治疗，且以吃药为主。实际情况中，农户常常无钱购买药品，大多时候会请当地乡村医生抓草药缓解疾病疼痛,往往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间。病情得不到有效遏制，就会反复发作，给农户带来更长时间的困扰。村民患慢性病的比例很高，其中胃病和妇科病是最常见的两个。许多有妇科病和胃病的患者每月的买药的花费在300-500元之间，一年下来这部分的费用至少要3000元左右，这些费用按照村民的说法由于没有住院，是不能报销的。另一方面，需要每天靠吃药来抑制疼痛的患者则基本上丧失了干重活的能力，对于一个农户家庭而言等于失去了半个劳动力，这对家庭的经济状况无疑是雪上加霜。因病其他花费主要是指家人住院陪同以及交通费用，2015年河边村因病其他花费只占总医药费的5%，这说明住院陪同及交通费用对总医药开支的影响不大。但是，住院对农户家庭经济的负担以及对劳动力的束缚，同样是农户不愿住院的主要影响因素。
因病致贫是河边村多元性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疾病所导致的家庭劳动力短缺和医疗支出的直接负担对农户家庭的经济收入造成了双向的消解。
案例二：邓某今年33岁，家里共有5口人，三个孩子。最小的孩子是男孩，2012年出生。第三个孩子出生不久，邓某突感身体不适，并于同年被检查出患有急性吉兰—巴雷综合症，一种急性的肝炎。最开始的时候，由于经济原因，邓并没有打算前往医院治疗，试图依靠乡土草药医治自身疾病。直到病情没有好转，甚至逐渐恶化，不得已才转为住院治疗。为了治疗疾病，家里几乎立刻用光储蓄，倾家荡产，此时治病只能依靠外债了。由于已经向信用社贷款5万元，邓某已经不能再向信用社贷款治病了。2013年邓从亲戚朋友那里七拼八凑了8万5千块用于第一期的住院治疗。
邓某及其妻子在自家房前
为了还款，家中购买不久的货车被卖，所得款项用于支付拖欠亲戚的借款，即便如此，向亲戚所借的5万元款项依然没有着落。治疗的过程一直延续到现在，2015年因治病需要，邓某继续向亲戚朋友借款15000元。经过不间断的治疗，邓的病情有所好转，现如今除了一些上山下地的重活，部分简单的家务农活已经可以做了，但是距离彻底治愈还遥遥无期。邓某对自己的病情和家庭以后的生存特别担心，家里一个孩子已经上初中，另两个孩子还小，近几年家中除了外债，完全依靠妻子务农维持生计。家中现有2亩田地，9亩旱地，700棵橡胶树无人管理，长势不好，家中缺乏劳动力也无人上山割胶。2015年邓某家庭现金总收入仅为8300元，其中政府转移性收入为3800元，占总收入的46%。人均收入1660元，截至2016年1月，邓某一家所欠外债已高达135000元，其中银行欠款加利息累计达7万元，在现有的收入水平以及邓某的病情状况下，邓家想要还清外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邓某卖掉了家里几乎所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其生产性固定资产拥有量为全村最少，务农需要时跟亲戚借来使用。其妻子因为需要照顾年幼的孩子，家中土地大多数交给邓某的兄弟种植管理。缺乏劳动力以及昂贵的治疗费用使邓某一家脱贫的希望极其渺茫，每年的收入全部用于日常生活以及看病花费，即便有所结余也是用于还款，几乎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邓某一家已经深深地陷入贫困陷进之中。
劳动力转移务工是增加农户家庭收入以及脱贫的有效方法之一。河边村外出务工人员极少，2015年在外务工超过6个月的年轻人只有8人，而且大多用于各自的生活消费，很少往家中寄钱，但是小周是一个特例。
案例三：小周是家中长子，最近三年一直外出务工贴补家用。2015年他在广东务工10个月，月薪3500元，自己每月在外开销800元，并每个月往家里寄2000元。2015年11月，由于家里需要进行房屋改造，家中缺乏劳动力，于是小周带着积攒的7000元回到家乡。小周的母亲患有肠胃疾病，只能在家做点家务。2015年曾住院治疗一周，医药费一共花了17000元，其中新农合报销8000元左右。出院后，小周母亲还要吃药和打点滴，医药费平均每月为300-400元。小周父亲患有高血压且伴有手抖，虽无需吃药治疗，但受身体状况限制无法从事较重的农活。家里还有两个妹妹正在读书，大妹妹在县里读高中，每月生活费在600元左右。小妹妹在镇上读初中，每月开销为100元。两个妹妹一年的教育总支出在10200元（10200=800*2+600*10+800*2+100*10），平均到每个月份为1020元（1020=10200/10）。这样计算，小周家每月教育和医疗支出平均固定开销约为1350元。小周还有一个15岁的弟弟，从学校退学在家。2015年年底弟弟误喝农药，被及时送到医院洗胃，治疗花了3000多元。加上小周家里进行房屋建设购买了油锯（加工木料的一种工具）花了3600元，2015年其全家总收入约42000元基本上没有结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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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踏实务工以及勤俭的生活作风使小周一家的收入大幅度提高，但是家庭成员的疾病和意外的发生完全消解了收入的增加。维系家庭的重担，辛苦的劳作也给小周的身体留下了隐患，全家人的身体状况也是小周最为担心的事。
当我们做完全村的入户调查之后，一个深深的疑问不停地出现在我们脑中：一个如此世外桃源般的雨林山村，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多的村民患上不同的疾病？从目前的调查来看，村庄医疗卫生条件缺乏和村民的不良饮食习惯可能是其中的两个原因。河边村的综合贫困治理行动开展之前，村内只有书记家拥有旱厕，其余所有农户家庭均没有厕所。村内自来水引自深山，水源安全但是没有经过任何净化处理程序，天气炎热的时候，村民饮用生水的情况较为普遍。农忙时节，村民的饮食时间不规律，大量食用野生生菜也很容易使村民患上胃病。很少有村民会前往医院做定期的体检，身体略有不适的时候，多数村民选择草药缓解病症，然而一旦疾病发作，所需医药治疗费用反倒更高。此外，河边村在酒和烟上的消费居高不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其中在买酒方面的消费支出甚至高出买米的支出。河边村的村民无论男女普遍喜欢喝酒，所喝的是包谷酒，8元一斤，酒精度高，而抽烟的一半是男性，几乎每个成年的男性都要抽烟，大部分是抽几元一包的烟，一天抽一包烟是河边村的男人普遍的情况，烟瘾大的需要一天抽两包烟。过量饮酒抽烟也是河边村村民高血压、心脏病、肺病等疾病高发的重要因素。
缺失的医疗卫生条件和不良的卫生习惯使河边村村民很容易患有各类疾病，疾病一方面使家中青壮年丧失劳动力，另一方面昂贵的医疗支出也使家庭丧失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这种影响使河边村数十年来脱贫致富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河边村老龄化率仅为5%，60岁以上老人只有10人，且多数患有不同类型疾病。这种卫生条件同样使儿童面临生病威胁，河边村已有三个儿童患有不同程度的肺病，儿童的身体抵抗力普遍偏弱，时常感冒发烧。贫困在代际之间正以疾病的形式延续，改善河边村的卫生环境，阻断疾病的代际传递势必是河边村综合贫困治理行动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小云助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