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虽然是以美国慈善圈生态为出发，但要强调的核心理念在台湾社会亦不容忽视：正义与良善，社运与社福，不能再分道扬镳了。对公益组织和捐款人来说，不问脉络的慈善式捐助和给予，即使初衷可敬，然而一味逃避讨论不公不义、拒绝政治参与、不去分析问题的成因与历史脉络，只选择将受助者表面的可怜处境直接「问题化」，许多时候不仅对问题毫无帮助，甚至可能强化社会偏见与迷思，成为间接加害者，甚至鼓励了捐款人的无知。
你想成为以正义为本的公益组织，努力解决问题根源吗？本篇透过 7 大提问，让公益组织与慈善家自我检验，并提出具体的建议。
译者／赖慧玲
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不平等正在持续扩大，究其核心便是历史上的种种不正义。这些不正义因种族和文化上的冲突而延续，又因社会缺乏同理心而恶化。然而真诚的同理心与正义最隐蔽不彰之处，莫过于美国的公益部门。在那里，通常有一群外地来的善心人士在替受助小区做决定，尽管他们对这些地方可能了解不多或少有互动，甚至几乎未曾到当地走动过。
黑人平权斗士马丁・路德・金恩博士（Dr. MartinLuther King）曾说：「乐善好施是好事，但慈善家不该因此轻忽那些让慈善工作变得不可或缺的经济不平等。」捍卫社会公平的慈善家和公益顾问必须致力于改变公益的概念框架，将其从慈善式的施惠，转移成为行义而资助。单从慈善角度出发的资助框架，不但忽视了让这些小区陷入压迫情境的历史因素，也可能藉由认可捐助者的善意，鼓励了他们对受助小区的无知。
黑人平权斗士马丁・路德・金恩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图片来源／https://goo.gl/EANVX4
这种公益行为可能让某些人减轻罪恶感或睡得更香甜，但不会让人们反省不平等是如何发生和延续。我们提倡根本性的重塑公益的概念，并不是要否认捐助行为的可敬之处，而是相信：公益领域应该支持能解放和改变整体社会态度、信念和政策的行动，改造慈善捐助的行为。同时，公益部门也应打破会扩大美国社会落差的政策，因为这些长年累月、有意识且制度化的政策，持续造就了今日社会的不平等。
7 大提问，让公益慈善家自我检验
该怎样做才能转变呢？首先，资助机构和顾问必须追求正义的目标，分析公益活动的获得和产出。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一开始就问对问题。以下便是每个公益慈善家在进行分析时应该扪心自问的 7 个问题：
1. 你了解并重视受助小区的内在领导力吗？
在开始从事每个公益提案之前，我们都应该假设这个小区内部已经有称职的领导人才，而这群人已经着手建构和改变当地的生活。虽然这些人可能缺乏资源或尚未被发掘，但每个小区里都有领导者。要知道，这些领导力看起来可能和你期待的不太一样：用心找出那些能够启发他人变成领导者的人，以及那些可以卷动一群人朝共同目标迈进的人。这些人了解这个小区的思维模式、观点、挑战、机会和态度。只有当你跟他们混得够久，才能跟他们一样看到这个小区的潜力，并能以协力合作的方式真心支持小区的转变。
扪心自问小练习：贵机构是否在论述上公开支持小区的内在领导力？是否已检查过对领导人才的预设？又是否支持这个小区的领导策略？
2. 你能洞悉援助背后的历史因素吗？
以「正义」为导向的资助是一种匡正错误的行动，它致力于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消弭受助者是「不幸之人」的错觉。这样的公益资助能充分认知那些造成不公现状的历史情境，促使援助者认知到某些团体和个人所享有的过人优势，其实根基于长年以来经济上和种族的不正义。而这样的优势会让既得利益者更容易代代成功和富足。
在《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s）一书中，杜波伊斯（W.E.B. Du Bois）问到：「被当作社会问题是什么样的感受？」大部分的受助小区都可以轻易回答这个带着挑衅意味的问题，对此公益界应该引以为鉴，因为完全基于慈善框架的资助行为，可能会让我们在无意间助长了这种偏见。坊间流行将有色人种小区「问题化」的论述，不但与事实不符，还会适得其反。因此，公益策略必须抛弃这种「问题」标签，承认美国经济、社会和种族上的差异是源自于历史上的不正义。
采用以正义为本的资助框架，可以改正目前「资金游戏」的歪风──这种资金游戏会让受资助的公益团体彼此竞争，抢夺「最佳、最动人的小区悲惨故事王」宝座。在这种《疯狂麦斯：愤怒道》风格的抢钱大战中，慈善款项往往被最会替小区哭穷的组织拿走，而这些故事背后往往没有坚实的统计分析，说不出为什么这些边缘小区会这么贫穷、缺乏公民权、丧失功能和需要这个组织介入来「拯救」。慈善家必须警觉到，当不正确宣传小区的困境被当作是争取资金的有利策略、甚至必要手段时，这样的资助框架便是在奖励和延续那些压迫小区的迷思。
扪心自问小练习：受贵机构资助的公益团体，其任务和愿景是否会延续和强化小区的问题？或是建立在哭穷式的叙事呢？如果是，可以如何帮助这些公益团体转向建立和执行「以正义为本」的策略，来改变小区呢？
3. 你是否亲身接近那些你立志要服务的对象？
虽然了解小区的运作是镶嵌在什么样的历史脉络很重要，但还要进一步去倾听这个小区自己的故事，才能设身处地的理解他们的处境。为此，必须积极的检查自身的偏见，为行义而提供资助。要做到这一点，资助机构必须放弃那些与受助者零接触的资金申请程序，也要告别那些流传在杯觥交错之间、自我感觉良好但无人见证的赞助故事。这些机构必须回到人间，致力于体察现行体制──甚至是他们自己的慈善行动──是如何延续了不正义的状态。社会正义运动者布莱恩·史蒂文森律师（Bryan Stevenson）将这种亲身体认称之为「接近那些你立志要服务的对象」。
透过近身参与，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服务的对象并不需要被拯救，而他们的贫穷处境也不是与生俱来、或是他们自身的责任。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必须承认优势、特权和动态权力关系的存在，并且为了修复或取代失能的体制，与受助者并肩作战。若能站在受助者的位置上，资助机构可以与当地小区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并和他们发展出犹如亲人般的公共伙伴情谊。
在此，我们恳切请求公益执行者、顾问和计划专员等同行们，不要只是花时间和彼此交流，或只在研讨会上讨论自己设定要处理的课题。走出舒适的办公室，进到小区里吧！不要把自己隐藏或保护起来，真诚的去面对那些由你负责服务的人群。
扪心自问小练习：接近服务的小区、去聆听他们的声音、和他们学习并建立伙伴关系，是否是贵组织的行动或理论核心呢？在你的组织里，从董事长到行政助理是否都能深入了解所服务的小区？
4. 你的慈善策略，是否将受资助的公益团体和小区领导者视为平等的伙伴？
切忌将自己的机构空降在小区现有阶级结构的最顶层，制造当地权力的动荡。要随时待命（on tap），而不是发号司令（on top）。如果资助机构无法和小区各方共创彼此学习的正向策略，就很难产生可持续的成果。换言之，我们应该改变现今常用的做法，不要只是资助早已预设好的提案，或是那些无法影响后续社会努力的公听会。这类的做法将小区当作是一种可购买的保险，而不是有能力助计划一臂之力的伙伴。真正的小区参与，需要以同理心聆听小区里的各种声音，让不同的意见和观点都能贡献其中，然后将小区领导圈周遭所具备的各种技能和资源整合起来，实现小区的梦想。
扪心自问小练习：贵机构是否有成员把受资助的公益团体看得比在地小区更重要？你是否认为自己是单纯的给予者，不需要向伙伴团体学习？
5. 你是否认知到「成员多样性」对团队的价值？
从 1980 到 2000 年的 20 年间，美国少数族群的数量增加了 88%，相比之下，非西班牙裔的白人族群仅增加了 7.9%。根据美国独立民调研究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Data ResearchCenter）统计，2000 年到 2010 年美国成长的人口，有 91.7% 来自于少数种族和族裔。而在 2011 年，超过半数（50.4%）的新生儿都和这些仅占美国总人口 37% 的少数族裔群体相关。这表示，你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为组织找到各种光谱位置的成员──不管是在种族、族裔和性别上，还是在社会经济地位和对于所服务小区的熟悉度上。团队成员的多样性可以带来许多正向效益，包括提升创造力、满意度、生产力、协同作用、和工作环境的健全。有不同经历和问题解决风格的成员加入，将有助于组织创新，能将之前不相干的人才、资源和知识拉在一起互动交流。
扪心自问小练习：你的组织、执行和计划团队是否反映了服务小区的人口组成？还是在致力缩减社会不公的同时，扩大了团队内部的不平等呢？
6. 你了解小型组织的价值吗？
我们往往假设一个组织越小，改变社会的潜力就越小。但是，小型组织常常可以紧密镶嵌在小区的日常活动中，对于小区和在地历史可以有更深刻的洞见。这些小型组织如果能够获得适当的资源──特别是长期一般性的运作协助和其他弹性化的资源──将能有力的驱动社会朝正义之路革新。
扪心自问小练习：贵机构会倾向拒绝与在地小型组织合作吗？你所资助的团体，是由能反映小区意识的人所领导的吗？为了增加社会效益，你可以如何用运自身影响力来链接小型组织呢？
7. 你的组织能负起「驱动系统性变革」的责任吗？
个别小区和公益计划往往只处理单一的问题成因。他们将经济、社会和教育的政策及活动分开处理，而不是整合在一起，导出系统性的变革之道。因此，就算一个执行良好的计划能够带来正向的社会效益，也不一定能造成系统性的革新。
在以「正义」为本的资助框架下，所有的计划行动都会齐心协力，为受助小区创造出一个能够巩固正义、消灭不公的新系统性「常态」。透过提供这些受资助团体合作的机会，将能处理需要小区居民改善惯习的调适挑战（Adaptive Challenges），同时避免计划偏离使命。
实体的投资固然很好，但重要的是这种规模的改变是出自于思维领导力。如果受资助的团体提交成果报告只是为了应付资助机构的文书作业，不但浪费了这些人才的宝贵时间，也会错失将亮点案例的模式（bright spotmodels）（或典范案例 examples ofexcellence）带入全国性的对话中、以此推动变革的契机。
身为资金提供者，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把消息散布出去，并且和倡议团体及政策制定者合作，将这些成效斐然的计划变成可持续的政策。
同时，我们也要检视自家机构的成效指标，而不是只看受资助团体的表现。如果机构的制衡系统被董事会把持，或是未能在治理结构中纳入小区参与，失败的机率会很高。除此之外，奠基在小区价值和愿景的课责性也是必要的──这点对受助团体和资助机构来说，同等重要。
扪心自问小练习：你支持提高小区意识和公民参与的倡议团体，让他们进行以正义为本的系统性变革吗？你容许受资助的团体有和其他团体合作的空间吗？你可以如何串连受助团体的努力，将这些改变小区的计划转化为超越地方尺度的政策呢？你的组织是对谁负责、又如何课责呢？
只有当所有团体和个人都参与在系统性的变革之中，真正的改变才会发生。但系统性变革所费不赀。若要从慈善式的施惠转变成追求正义的公益资助框架，需要在时间、资源、声誉和关系上进行全面性的调整，甚至做出牺牲。剩下的问题就是：身为慈善家的我们，能否以正义之名为我们所乐见的改变付出代价？答案，将透过我们未来的行动揭晓。
慈善固然可敬，但正义才能带来革新。你想要如何运用手边的资源？
作者
多利安·O·伯顿（@Dorian Burton）
小威廉·R·克南慈善信托（ William R. Kenan, Jr. Charitable Trust）的助理执行长兼活动企画长，也是社会创新组织 TandemED 的共同创办人。伯顿拥有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是哈佛法学院查尔斯·汉弥尔顿·豪斯顿种族与社会正义研究机构（the CharlesHamilton Houston Institute for Race and Justice）的会员。
布莱恩·C·B·巴尼斯（@BCBBarnes）
美国田纳西特别学区（TennesseeAchievement School District）的小区总监和 TandemED 的共同创办人。巴尼斯拥有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也是哈佛法学院查尔斯·汉弥尔顿·豪斯顿种族与社会正义研究机构（the Charles Hamilton Houston Institute for Race andJustice）的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