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刘文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精准脱贫之道，动员农民内生力量是关键 | 公益反思专栏
本文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先生在6月25日举行的河边对话中第二环节“全国各地公益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讨论”所作发言。刘文奎秘书长简要回顾了中国扶贫基金会自2004年以来开展的村级扶贫实践。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基金会认识到带动村庄脱贫最关键的因素是动员村民联合起来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因此，中国扶贫基金会主要采用合作社模式，通过“美丽乡村”“善品公社”等项目在多个村庄开展扶贫实践。
谢谢主持人，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河边村，跟大家一块来参加河边对话。知道小云在河边村做项目已经几年了，一直想来，但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刚才大家的讨论，我非常认同提的几个概念。一个是专业性，所谓专业性并不是说我们要多一些听不懂的高大上概念，而是能够扎在一个地方，对这个问题有透彻的了解，然后针对问题提出来有效的解决方案，我说这就叫专业性。公益组织做扶贫，我觉得刚才永光也谈到，实际上跟政府资源比起来，真的从量上来讲微不足道，但是也并不是没有意义。对一村一户我们去做项目来讲，对他们来说这个资源就是很大的一个资源。但是，如果公益组织能够根据自己的特长，能够有创新的办法，真的把一些根本的问题探索出解决的办法，那我觉得这个价值更大,也就是曹洪民刚才讲的公益组织的专业性，也就是说方案公益，你提出来解决的方案。
1、从单一项目到集中投入
我们简单的占用几分钟介绍一下扶贫基金会。扶贫基金会做村庄是从04年开始，十几年前。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到一个村庄的项目？是因为我们在长期的一个扶贫过程中有一个困惑。原来我们做项目，教育、卫生什么都做，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说一个村子我们三年前去是这个样子，三年后去变化不大。当然有变化，建好的学校很漂亮，包括我们希望工程我们也建学校，卫生院很漂亮，但是农房没有变化，村民的生活状态没有变化，村民的精神面貌没有变化，村民的收入结构也没有根本的变化。
所以当时我们的困惑就是说，这不就像个漏斗吗？漏斗就是下面有个洞，你投入一点一点的东西，也在做，但是投一点的东西都漏下去了，最后它就变成一个无底洞，这个村庄可能永远发展不起来。所以当时我们基于这个困惑，提出一个假设，既然是个漏斗，能不能我们集中资源在一个小的地方去试验，集中投入，让这个投入的这些东西能把这个漏洞能够堵住，这样再投入它不就是有增加值了吗？
所以基于这个假设，2004年我们找了第一笔资金，是德国米索尔支持的，投了一千万在五个村子，一个村子两百万。现在听起来两百万不算什么，但是04年的时候北京的房价到现在至少涨了10倍，所以当时的两百万相当于现在两千万。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在一个村集中做项目，当时我们设计了很多项目。住房改造、土地改造、种植、养殖、种中药材、传统文化保护、建博物馆、搞农贸市场、搞加工磨坊，村里很热闹，村民们也很有信心。
我们三年之后评估这个项目，我们觉得这个项目不说失败，是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我们的想法就是集中投入之后，这个村庄我们做完了，它自己就行了，我们发现三年之后很多项目不能延续。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永光刚才提到项目是村民要的吗？就我们那个民俗博物馆，就是在彝族地区那个大凉山的民俗博物馆，把一些民俗文化的东西都放在里面，说这个很有价值，我们的专家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官员都觉得它有价值，但是村民根本没感觉啊，村民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用？三年以后这些东西全是废弃的。
类似的我们大部分的项目，都是由我们的项目官员，包括我们请的专家设计的。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小云提出的参与式方法。虽然用了这个方法，但是实际上主导还是我们的项目官员，还是我们的专家，农民没有真正的进来。所以第一次项目让我们的认识就是，下一次再有机会做，一定要让村民进来发挥主动作用。但是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村庄发展的钱是非常难筹的，大家愿意捐的钱是建学校这种看得见的。
2、促进村民合作，建立农村合作社
所以，从2004年之后我们一直到2008年，第二次有机会做是汶川地震，我们筹了很多钱，后来跟企业商量能不能继续做村庄的实验？跟诺基亚公司，后来诺基亚说可以，诺基亚拿了500万，我们在绵竹土门镇一个村继续做实验。吸取了大凉山的教训，我们要把农民整合起来。那个时候怎么整合？实际上我们到处调研，去青海看扶贫资金折资入股等。但最后我们认识到，村民整合起来最大的作用就是村民合作。这么多村庄发展不起来，就是农民不会合作，都是单家独户的生产，资源没有办法聚合。一个同样的资金分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发展起来。当时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包括我们一个发展很好的村庄的很有经验的老支书，他说一个村庄一个户给他一千或者一万块钱，只有10%甚至只有5%的人才有可能发展起来，大部分钱花完了还会跟原来一样。怎么整合？后来我们也观察，我们觉得现代企业制度这套机制，实际上是最近三百年人类社会创造财富是最有价值的，它的核心的作用，就是让松散的自然人学会了合作，把分散的资源结合起来，然后交给最能干的人去做，它的资源的利用效率是最高的，所以这个不说理论的，小云他们都可以再阐释，但是我们的认识，是一定要引入现代企业的方法来做我们乡村的工作。
但是现在企业制度要求企业要上税，后来我们选了合作社。合作社是农民为主体，可以很多免税。所以在民乐村，我们就选择坚定不移的做合作社，所有的村民都是股东，然后合作社投资做项目，项目找村里最能干的人来做，然后赚了钱大家分。当然合作社建设起来之后，村民一下子有了力量，我们做灾后重建、做民房重建，都是当时在那个区域，灾后重建速度最快，农民团结起来了。但是后边的产业项目我们就遭遇了失败。
3、产业项目不能只靠村里能人，也不能押宝在外来能人
这个过程我简单说一下，要找到合适的项目我们原来是希望村里的能人来做，村里原来有养猪大户，一户养几十头猪，一年赚几十万。后来我们说，那你来带着大家养猪吧，我们合作社投资扩大猪圈扩大规模，然后猪圈赚了钱你可以多分一点。后来动员了半天，能人们都不干，后来为什么不干呢？他们账算得很清楚，我们也觉得能理解。他说我自己养猪养的好好的，赚了钱全是我的，赔了我自己完全有能力承担。我给村里养猪，赚了钱我多分，但多分不了多少，我操多少心，但一旦亏了，我在村里没法混了，都不愿意出来。
后来逼的我们没办法了，我们就公开招贤，在四川日报、四川电视台打公开的招商引资广告，说只要你有项目适合到村里发展，到村里来我们合作社给你投资，我们合资，赚了钱你可以撬动我们的资本。最后十几个人投了标，我们村民大会28个村民代表，加上当地的干部、企业家代表来评估打分，选了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食用菌项目，一个是养兔子项目。
食用菌的项目很快就失败了，为啥失败呢？这个食用菌的经理是从马来西亚回来的海归，在马来西亚种过蘑菇。一说开展食用菌项目，村民们都很兴奋，说国外种蘑菇都可以，肯定能帮助我们赚钱。结果这个老兄失败的原因，我觉得最重要的现在总结下来，是外来的人不能融入当地这个村庄，农民不信任他。
最直接的失败原因就是说，简单的比方，我们的食用菌项目是小规模企业，最多用15个人到20个人，但是我们那个食用菌大棚是租的农民的地，我们一招工村民们都想来打工，村民守家在地一个月一千来块钱，都想来。然后我们戴总，就是海归，说我们用不了那么多人不行，村民们最后拿出了绝招，说戴总你要不让我来打工，我的地要还给我不租给你了，最后戴总没招，我们最多的时候用了五六十个工人，这样我们的流动资金发工资就发的差不多了，但最后还有就是农民不信任他们，第一批食用菌的菌棒受到了污染三分之一，所以很快就亏损了，所以这个项目是失败的。
第二个长毛兔的项目，这个人更专业，是四川草科院的兔业研究所所长，自己投了很多钱跟合作社合作。兔子养出来之后就遇到了天灾，是09年金融危机，那么长毛兔兔皮不能出口了，结果价格一下就下来了，而且卖不出去，所以这个项目也失败了。所以在民乐村，我们尝试到合作社是有力量的，但是产业项目简单的押宝在外来的能人，风险非常大，导致我们两个都失败了，这是第二次的失败。
4、充分调动农民主动性，动员村民联合起来组织生产经营活动
第三次，我们觉得方向没有问题。2010年玉树这个我们又筹到钱，又跟企业沟通，加多宝决定支持我们做这个合作社的实验，在结古镇的甘达村。我们去甘达村做调研，我们说你们做什么项目，能够让你们住上新房子之后，能够帮你们带来收入？他说给我们买车吧，我们跑运输。我们刚开始觉得天方夜谭，后来一调研觉得是靠谱的。为什么呢？玉树的灾后重建量非常大，他那个房子基本全震垮了，但玉树是高原地区没有任何工业基础，所有的建材都要从青海的省会西宁拉过来，这个距离有多远呢？高海拔地区800公里，长途运输，所以他的运费在他的重建里面成本比例占非常大的比例，后来我们觉得有市场。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谁来开啊？村民说我们的年轻人都会开车，后来才知道都没有驾照，这是后话。捐了十几台大车，我们投了大约是两百来万，一年的时间投资全部收回来，然后村民还分了两次红，分青稞、分米这些东西。
后来让我们欣慰的是，这个理事长快70岁了，带着大家做这个生意，后来灾后重建之后没有生意了，又申请了客运线路，卖了车又换成客运的大车，开着跑客运线，这个就是常态的收入。再后来理事会举行选举，老理事长退休，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当了新理事长。这个合作社还在往前发展。现在他们又留了几台大车，到西宁拉大宗的物资到玉树批发，他们又成立了一个批发站，现在运行非常良好。
所以，从2004年到2014年，玉树十年我们经过了几次失败，到甘达村我们就觉得这条路走出来了。就是一定要把村民整合起来，整合起来发挥几个作用，一个是把资源聚少成多。一户包括扶贫资金也好土地也好什么东西，零散的资源形不成规模，很难去面对市场竞争。第二个，他这个合作社是把能人和穷人整合起来，不是能人干能人的，穷人在那没人管，而整合起来之后能人带领穷人干，产生的利润是通过股份分下去的。对能人来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杠杆翘动，他也拿不到我们的扶贫资源，但他愿意带着大家干，那我们的资源他也能用。到甘达村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尝试，算淌出了一条路子，后边就产生了两个项目，一个是美丽乡村项目，一个是善品公社的项目。
美丽乡村项目的缘起就是在雅安灾后重建，灾后重建第一要务是帮农民盖房子，到了宝兴县我们一看那个村庄条件非常好，说修好高速公路之后离成都2个多小时的车程。宝兴是全国20个有机示范县，是发现第一个大熊猫的地方。后来我们就想，这个地方能不能搞旅游啊？搞民宿啊。原来我们建灾后重建的方式简单的就是让他们有地方住，住了以后他还是没有生计来源，房子里面什么都没有。我们就在想，能不能把这个房子变成民宿，让这个房子即是居住的房屋，消费资料，也是生产资料，我们按照这个思路又开始做美丽乡村的尝试。这个不说了，那个雪山村14年开工，15年年初开始营业，现在基本上生意非常好，就是那个模式，全体村民都是股东，然后一部分客房归合作社经营，利润全体村民都分红，当然经营民宿的人一定要我们选的，一个是贫困，一个是有经验的能人，我们要拉出去培训。那么现在这样的村子已经有四个，其中两个是灾后重建的。
我们觉得有品质的乡村旅游，一定是全村人参与，他都觉得跟自己有关系。原来的农家乐为什么败落，第一个没有管理、没有组织，每个人都恶意拉客人来，然后为了赚钱价格越压越低，恶性竞争，最后就偷工减料服务很差，很快农家乐就不行，而且没有能力搞农家乐的人你想，游客到了村里，肯定没有好脸对你，因为他会嫉妒你，所以我们这些道理都跟合作社要讲清楚。
然后有两个村不是灾后重建的，不需要整个村重建，我们是利用农民闲置的一些房屋进行设计规划，然后把它做成旅游的产品。因为过去的三年我们做了四个村，现在效果都非常好，那么现在包括很多企业来找我们，说他们有任务，看了半天说我们这个效果很好。原来我们给项目部门定的，说不能超过六个，我怕执行不过来，我们过去三年才做了四个，但今年需求太大，有可能会上十个项目。那么这样的一个模型我们觉得是可以推广和复制，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就是一定要有旅游条件的地方。
那么善品公社是另外一个，没有旅游资源的地方怎么办？没有旅游资源，你如果有好的农产品也OK，我们在14年开始尝试做这个互联网销售，发现潜力很大。但是，农产品真的通过互联网销售有三个大的瓶颈，第一个就是规模小，一家一户你的农民根本不标准，这个规格不统一，你很难面对市场。第二个，质量你是没有保证的。原来我们说农民生产什么我卖什么，风险非常大。一旦我们卖完了猕猴桃，后来发现一个照片，说猕猴桃很多都是泡药水膨大剂长大的，我说如果质量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敢干这个事。第三个，农民通过电商扶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我们的贫困户有几个会开店，其次，就算你会开店淘宝店，但那么多竞争店，你那个小店怎么能让消费者知道？农民单家独户，我觉得做什么都不可能。
所以我们根据合作社的经验，以合作社为基础成立了统一的品牌善品公社，然后解决几个问题。第一，通过合作社聚少成多。一个农民几亩地，一个合作社我给你整合上千亩地，规模就有了。第二，我们建立了一套以合作社为基础的一个利益制约机制。就是追溯，然后农民互相监督保证质量，而且是非常有效的。第三，我们统一打品牌。然后所有符合我们标准的，达到我们要求的，才能够贴上善品公社的品牌，在我们指定的渠道里进行销售，这个善品公社现在是做了第二年了，去年做了两个产品都非常好，今年可能能复制到12个，每个月都会有一个新产品。
这十几年到现在，我们就觉得农村要发展，农民的组织化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农村做工作，真正解决农村的问题就得像小云那么一样扎下来。农民我觉得农村农户真的让他接受合作社，听起来简单，道理我十分钟就能讲明白，但真正让他明白，而且接受，而且在日常的生产经营中遵守规则，我觉得这是观念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的美丽乡村项目，平均下来我们至少要三年的时间，大约要一年的时间建合作社，不是一来就建合作社，教育、沟通、说服，然后反复。有的不理解得等着，要有足够耐心。要真正解决问题，一定要让农民内生的，自发的从内心里觉得这个事有价值，这个时候你的一些模式才能够见到效果。
注：本文未经发言人刘文奎先生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