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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经济|在试验和错误中求索幸福

——  另类经济成就的生计活路和劳动尊严

       文▏ 谭秀贞1

       一个美丽新世界,其中诞生小世界

       我是香港的六零后中年,儿童和青少年成长期在1970和1980年代。那是殖民地香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迅速起飞、工业兴旺、众多赤贫市民借机脱贫的年代,包括我的赤贫家庭。那时候,大家似乎看到一个越来越好的世界,每天都有丰富而新颖的物质供我们追求──林林总总的家电、新款时装和打扮、从外国引入的时髦生活品店(超市、快餐店)……一时间,这个传统渔村和贫穷小城,慢慢变得灿烂和热闹。

       那时候,大家开始享受到工业化和现代化开创的一个“进步”社会所带来的甜头。人人都积极求进步,许多传统观念遭摒弃。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老师谈到外国越来越“先进”的生活方式,例如外国人出门旅行,带着的内衣裤是纸造的,用完即弃很方便,我当时就疑惑:“那不是很浪费吗?”老师说我这种思维会令世界停滞不前。无奈,我只好接受教导。

       那时所有的赤贫家庭都尽力让子女念书,务求他们有更好的生活,不要像父母辈当劳动阶层,赚辛苦钱,而是能跻身白领,薪高受敬。无论是经济制度或生活价值,金钱成为普遍量度人们成就的指标。高中时候要选入文科班或理科班,理科被看高一线,因为前途好。我选了文科,因为喜欢中国文学和地理,照例属于次等。我选科和憧憬未来职业,本能地按自己的兴趣思量,同辈就提醒我:“什么也要自己喜欢才去做,注定乞食。”当时大学哲学系的学生,被视为未来的“乞食一族”;大学生流行潮语“四仔主义”(屋仔、车仔、老婆仔、细路仔)2,是他们求学和做人的终极关怀。

       我从没想过这种生活和价值是怎样打造出来的。上了大专,修读了一科“商业研究”,洋人老师阐释一个企业的最大使命,是要把“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再没别的考虑,因为终极目标在于创造财富。然后,企业生存致胜术就是要在市场占最大份额,如何做到?击败市场对手,如何做到?价格策略与创新产品……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的生活方式、目标和价值观,都是被一种经济制度设计出来的。这一种制度的基本哲学是:金钱管治一切。人的其他幸福诉求,如健康、快乐、兴趣、自我实现、个人与家庭生活、清洁无污染的大自然环境……都在其视线之外。

       这种经济制度的基础哲学和套路,就是香港的主流体制,这个套路更随着自由经济的全球化扩张而日渐巩固。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不再单以本地生产总值来评估社会的进步程度和人民福祉,而是加入诸如健康指数、环境指数、幸福指数等内容,但香港现仍维持单一独大的经济价值。

       单一价值独大的后果,就是将其他价值都挤到墙角,其他生活福祉都要略去。主流经济造成的严重贫富悬殊、作为生存必需品的住房价格和租金狂颷、受薪阶层实质薪金长年向下……人无可避免为了生存而成为经济动物,而健康、家庭生活、余闲等的幸福人生要素通通变得奢侈,更不再有余力关心社会、环境和他人。垃圾堆填区爆满、空气污染日益恶化……都在僵局中。

然而,我却在采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赫然发现另一个世界,正在香港悄然而生。这世界小而不亮眼,人在其中不依附主流,既没有主流的珠光宝气,也没有主流的凄酸无奈。他们却又绝非自外于人群,绝非躲在暗角内感慨偷生。反之,他们昂首挺胸,既有生计活路,又过着有尊严和惬意的生活;同时,又在身体力行建设更美好的社会。

       “玻璃再生璀璨”的“高尚职业”

       阿邦是香港一个民间团体营办的环保项目“玻璃再生璀璨”的半职玻璃回收员,一星期上班四天,每天三小时,到酒吧外的垃圾堆中捡拾玻璃酒瓶,以供香港一所砖厂循环再造玻璃砖,用来铺路。阿邦不用工作的时间,会做点自己喜爱的事:上网、看书、爬山、到博物馆看展览、去外地旅游……这样的生活已经维持了三年。他现在是组长,协助分配人手、向新工友讲解工作程序、开工前向同事分派工具。

       阿邦28岁,大学毕业,念社会学。一个知识分子加入被视为厌恶性的垃圾回收业,是同辈中的异类。捡拾玻璃酒瓶先要到每间酒吧位于后巷的垃圾堆中,把一个个黑色垃圾袋打开,忍受着臭味和肮脏,把瓶子一个个捡出来。有时候打开垃圾袋,会冒出一堆蟑螂。现时,在香港普遍的垃圾分类中,并没有玻璃。

       阿邦说,如果“开足工”3,月入约7,000港元,这还不到香港入息中位数(15,500港元4)的一半,这即是低于贫穷线5,属穷人一族!最近,阿邦多了海外旅游,更自行减少工时,收入再低至3,000至4,000港元,却仍能应付生活,因为与父母同住,家庭经济稳妥,不须养家,而且过着与香港主流人群不同的物质生活:

       “我不买名牌,不‘碌咭’6,不是消费狂。物品的生产要用很多大自然原材料。我不多买衣服,制衣过程会污染水源。一个月3,000至4,000港元够我用,我每天在家吃饭,只是偶尔约朋友出外吃饭。”

       一个大学毕业生算是社会精英,为何选择捡拾玻璃为业,让收入低于贫穷线?阿邦过去也曾从事全职的非牟利团体工作,每日上班逾10小时,还要带工作回家做,没时间看报纸。他解释现时的选择:“我希望时间能由我控制,不想被一份工作控制……那时候(做全职工作时),我跟世界脱节,不知世界在发生什么事。”

       阿邦入行纯属机缘巧合,并不源于高大神圣的淑世理想。他需要一份工作,上网看到这职位就申请了,于是一直做到现在。“选这份工作,因为感到社会应该有这回事(回收玻璃),盼能尽一份力……对这工作没有强烈的好恶,当然也不会很渴望每天大清早起来(捡拾玻璃时间在清晨约七至十时)。只觉得工作有意义,免令玻璃丢去堆填区。”

       工作带给阿邦两个好处:因劳动而多了运动,减去几十磅;同时,避免浪费的环保意识也因此而得到提高。

       阿邦父母虽不赞赏他的工作,却也并不反对,亲子感情不受影响。朋辈亦没有歧视,当他们问到为何选择这工作时,阿邦会回答说:“我生活花费少一点便可应付…… ”他另提到,“愿意和我做朋友的,就尊重我的职业。我有问题是自己解决的,没有要求朋友同学帮忙。事实上,我也没有什么问题。”

       虽说工作无分贵贱,现实社会却常把工作与人的地位相扣连,将人简单分类,令很多人过着身不由己的生活。阿邦一点也不介意别人的眼光,反而感受到极大的工作尊严:“我的工作相对于那些从事非常浪费资源的人的工作,高尚得多了。”

       才28岁的他前面还有漫漫长路,还要迎接人生的各个阶段,届时能否回避主流生活的催迫与无情?想象将来结婚成家、养儿育女,阿邦也坦承,不排除要无奈返回主流社会去“捱骡仔”7。

       阿邦的两位同事、半工读二十出头的玻璃回收员达钧(在大学念公共行政)和浩天(在专业学院修读运动教练学)情况大致相似──既为生计课余赚外快,也为环保理想加入行业;不感工作低下,不介怀工作肮脏繁重;父母朋辈没异议。浩天更获同学尊敬:“他们尊重我这份工作,佩服我能一早起来上班,欣赏我持续下去的毅力。开工时,每装满一桶玻璃酒瓶,就很有满足感。”

       属于大学时期追慕“四仔主义”的那代人,我没想过香港今日会有这样的年青人。他们若被放在“四仔主义”年代,或今日仍经济价值独大的香港主流社会内被品评,应该属于颓败的“废青”一族。但我却从心底羡慕他们──没有高调济世的大理想,只为一个平凡而实际的出发点生活,用自己的劳力诚实赚取生计,因此而满足、身心健康、自由、享尊严,为工作的美好意义乐在其中、不卑不亢……

       当然我也不至于幼稚,这样的生活来自一种非主流的另类经济模式,它能否持续和茁壮成荫是个大考题。“玻璃再生璀璨”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的“环境及自然保护基金”资助运作,可以不太受自由市场冲击,只需做到收支平衡,不需有盈利,员工时薪更几乎双倍于法定最低工资。但这盘事业可运作多久不能确定,政府政策和主流市场状况会是影响的因素之一。

       “绿慧公社”与妇女自主

       香港另一个非主流经济模式机构是妇女环保合作社“绿慧公社”,生产和销售环保肥皂和清洁剂──收集食用废油循环再造、不添加化学剂。生意一直勉强收支平衡,在业界内有口碑,甚至吸引外间企业前来探路合作,但开出的条件却违背环保原则,例如要求肥皂有香味和颜色,这就须多加添加剂;或要求不用废油而用优质油,以及要包装精美等,该社不愿为迎合市场而损害环境,因此回拒了合作的要求。

       营运了八年后,绿慧公社于2016年11月暂时关闭厂房,但却非倒闭,机构仍继续运作,停产后仍持续工作坊等教育活动。理事长陆少琼强调,现在是暂时休息,沉淀一下经验,再摸索前路,例如看是否找到年轻妇女接班。

       暂停原因主要是以年长妇女为主的社员,因健康欠佳及承担家庭责任(如照顾长者或孙儿等),感到劳累而需休息;加上近年生意不好,又逢加租;再就是同类产品的生产者增多,公社的生计也在竞争中受到冲击。

       绿慧公社是一个由义工组织转型而成的合作社,转型前亦由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自然保护基金”资助运作。由于前身机构已有生产所需的物资,转为合作社后,每个社员入股少量股金便可做“老板”。营运决策由社员民主参与,不像商业机构由上而下;雇员管理弹性和人性化,妇女员工有弹性工作时间,既可照顾家庭,又可有自己的事业,例如因家庭突发事故需请假,不需扣工资,又按照社员的个别能力分配工作。营商方面,仍遵循自由市场的供求定律。

60岁的少月堪称与绿慧公社共同进退,在其前身时期已经任职,至去年11月停产共工作了十一年。她负责制作和包装肥皂,偶尔协助工作坊教授肥皂制作。

       为何留在这合作社,而不是外间的商业机构工作?少月答得简单直接:“因(自己)不够醒目,不够快手,能力不足。在外面的企业,要好快手,又紧张。”说话不太灵光的少月有点驼背,双腿走路亦不灵便。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少月由小学升中学,当年香港未有普及教育,许多贫童因成绩欠佳不能升中学,小学毕业就到工厂打工,少月就是这群人之一。

       现时这份工作是少月养活自己的唯一收入来源,她坦言子女只能顾及他们自己,未能照顾她,但收入只是刚刚好,生活要尽量省钱,例如不会参加很多大型活动,不买漂亮衣服。问到这份工作的好处,她也能指出一些:工时不多(一星期上班五天,每天六小时);工作不需快手,不紧张;有工业安全保障(制作肥皂要使用碱性较高的氢氧化钠等腐蚀性化学剂,公社规定须有两名工友在场才可生产,以互相照应)。

       少月说自己“麻麻地”8喜欢这工作。但她同时指出,工作不像外面那么大压力,有时可以迟一点上班,家有要事亦可通融。有一次,她的儿子不慎摔了一跤,她因照顾儿子请假几天,亦没有被扣工资。

       理事长陆少琼承认这种人性管理非常靠赖员工之间的互信和体谅。公社要求员工只要办妥手上工作,工时是可以弹性的。这样,妇女员工能体现自由自主,工作不致完全妨碍她们履行家庭责任。像少月这样未能适应主流经济运作、又非没有工作能力和技术的人,在这另类经济模式里找到了生计、自主和自由。

       谈到这份工作带给她的其他收获,少月说是有机会到大学的讲座上分享制作环保肥皂的方法。公社时常举办这样的工作坊,又到学校和不同团体中举行讲座,宣扬环保理念。

       “我自己虽然不是大学生(只有小学程度),却可以去大学讲座上与人分享,令我大胆了很多。我以前把自己收藏起来,不说话的。”

       另一位年届七十的社员婉玲已经退休,子女已自立成人,没家庭经济负担,她就单纯为了献力环保而效力公社多年。在短短半个钟的电话访问中,她热情对答,笑声爽朗。

       “这工作很有意思,我们向人宣传不要把废油倒掉,留下来制肥皂和清洁剂,人们便知道原来废油是有用的。我们公开销售产品后,顾客试用过十分喜欢,就知道我们不是在做些无谓的事。

       (做了这份工作以后)我平日都身体力行实践环保,例如玻璃瓶消毒后再用,塑料瓶也会重复使用,洗过菜的水用来浇花、冲厕所。我家20盆花都是用洗菜水浇灌的。

       我很感谢‘绿慧公社’,来了之后人变得开朗,练就一身好武功(摆放肥皂和清洁剂存货需要很好的体力)。以前一直在家照顾爸妈、弟妹,(结婚后)只能在家带孩子,照顾姑翁,然后又照顾孙儿……现在(在公社工作之后)终于可以有自己的时间,增长很多知识,眼界拓宽了,好开心!”

       婉玲的欣喜注满肺腑,少月不能适应主流经济却能寻到另类糊口之途,一个实现了自我追求,另一个找到了成就自信自主的生计活路和尊严。

       追寻幸福人生,何去何从?

       重视自由竞争的主流经济体系相信,市场是个公道的机制,在竞争中被淘汰的人是失败者,因为物竞天择、能者居之。然而,自小就信奉这个信念、在香港土生土长的我,过去二十年来,渐渐发现社会上所谓的“失败者”,其种类和人数似在与日俱增──从前,教育程度低、技术程度低的工人在香港劳动力密集工业式微之后,成了失败者;当下,许多奋发向上的年轻大学毕业生、硕士博士生,都人浮于事;创造力焕发的年轻信息科技人员、文化创意人员,因租金狂攀而无法创业;高级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因无法负荷天文数值的房价而难以购置自己的居所。

       另一边厢,渐见一些知识条件不俗的年轻人,如阿邦、浩天和达钧,放弃了对主流经济市场的追逐,悠然过着未必被大众认同的生活。他们真的是失败者吗?

       这可能就是探究另类经济和另类生活模式的原因,但谁又能给予肯定而完美的答案呢?主流和另类又是否互相排斥?可持续的幸福路,可能只有在跌跌碰碰的试验和错误过程中求索。

 

       玻璃再生璀璨9

       玻璃再生璀璨于2010年由香港泥头车司机协会创办,回收玻璃酒瓶供环保砖厂制砖,项目获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营运至今近7年。

       最新一期的项目获得政府两年的资助,金额约400多万港元,用于支付2.5名全职人员及8名兼职玻璃回收员的薪金、场地租金、灯油火蜡及占到最大比例的运输费。

       项目一年回收废饮品酒瓶玻璃约1,080公吨,占香港一年(2011年)产生的55,000公吨废饮品玻璃瓶的2%。机构的经验证实了回收玻璃在香港存在需求,如西贡区回收玻璃的需求很大,但因政府资助不足导致缺乏更多人手和运输费应付。

       玻璃回收业的瓶颈之一是昂贵的地租(摆放玻璃需要地方,支撑循环再造需要工厂)。玻璃回收再用可减缓消耗大自然资源,同时减少废弃玻璃。因暂时玻璃回收在市场不赚钱,其存活需要依靠“补充机制”,即享有税收的政府以资助方式,进行资源再分配来支持作业。

       绿慧公社10

       利用食用废油制作环保肥皂及清洁剂的绿慧公社以合作社形式运作,运作约8年来一直勉强收支平衡,2016年遇上困难暂时停产,休业筹策。公社前身是义工组织“绿色女流”,2002年成立时,在政府“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下制售环保清洁剂。2008年起,政府不再资助该项目,需要自负盈亏,遂转型为独立的合作社。

       由于转型前在政府资助下已购置了机器硬件等生产物资,转型后所需成本不多,每名社员以100港元一股的价格购入股份,公社以此方式集资支付租金及员工薪酬,员工作为老板亦分享收益。经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因资金周转不来而付不起工资,需要依靠友好垫支应急;有时突来一个重要订单,足以支持数月的营运。

       处理食用废油是重要的环保议题──油污倒入沟渠会引起淤塞;香港的废油更被不法商人卖往中国大陆当食用油;另外,废油造清洁剂可以减少对大海的污染。

 

       1. 作者是社区伙伴传讯主任。

       2. 指未来可以拥有房子、车子、妻子和孩子,于愿足矣。

       3. 香港俚语,即按时上班没有休假。

       4.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香港于2016年5月至6月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为15,500港元。   (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o210_tc.jsp)

       5. 香港贫穷线的计算是入息中位数的一半,最新的入息中位数为15,500港元(注脚4),其一半即7,750港元,这是贫穷线水平。阿邦若“开足工”平均月入只有7,000港元,已低于贫穷线,属穷人一族。

       6. 香港俚语,指使用信用卡消费。

       7. 香港俚语,指为生计役役劳苦。

       8. 广东方言,意谓还可以、一般、普通。

       9. 资料源于项目网站 http://www.greenglass.org.hk 及对其项目统筹黎梅贞的访谈。

       10. 资料源于机构网站 http://greenwomen.net 及对其理事长陆少琼的访谈。

 

文章来自社区伙伴出版的第九期《比邻泥土香》,本期全本PDF及往期PDF点击即可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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