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环保领域，两天借到20万元，说难，也不难。说难，也难。
说实话，2017年9月18号的下午六点，我接下这个重托，并与周建刚分别后，我是稍微有点担心的。
因此我想了好几套办法，怕万一这条路不通，另外一条路还可能走通。或者每条路都走通一点，也是个互相保障。年纪大了，终究会筹划得多一些，不像年轻时。
昨天到今天，所有支持周建刚的朋友，有好多人，与周建刚素不相识，素昧平生，甚至，对他的故事，也不是特别了解。但大家都是信任的，是温暖的，是互助的，是友爱的。有些人甚至说，这些钱不用还了，直接捐赠给周建刚。有些人则说，要是到9月20号下午三点还没有借齐，他们可以兜底、包圆。
这是多么让人感动的话语和行动，又是多么豪气冲天的个人公益表达。我们不仅从周建刚这样的环保行动者身上看到了希望，我们更从所有支持环保行动者的热心伙伴身上看到了希望。中国的环境保护，也许，就是由此迎来了公众参与的拐点吧。
有些人老是问我，你为什么那么痴迷于民间公益，那么相信民间的环保行动者？你不怕此生被这些沉重的生命天天拖累？
有些人老是问我，你说你要支持民间环保行动者、草根公益人，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行动来体现？
我想，我从来没有被拖累过，相反，我从这些“以命相拼，以死相抵”的环保行动者身上，获得了无限的能量和前行动力。恰恰是因为看到了他们，并与他们一起奋斗，我才感觉到人生可能还有一点点价值。
我想，支持一个环保行动者，多半在两种状态，一种是他英雄绽放、高歌猛进时，这样的人值得追随，值得合作。另一种状态，则是他陷于危困时，无论是生病、受迫害、经营出现困难、情绪比较低落，生命进入各种低潮期，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是值得信任，越是要全力支持，无论此前认识不认识，无论今后会走向何方。
有很多人对周建刚还是不太了解，我对他也没有完全了解，这里，我把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先客观呈现一下。
2014年以来，江苏至少有三个毒地案可能媒体都有报道过。
一个发生在连云港的灌云县的一个化工园工，一家企业把自家“生产”的废弃物，填埋在厂房下面，上面糊上厚厚的水泥。好在后来有在这家工厂工作过的工人给举报了。举报人的生命历险记，各种被追杀和迫害的故事，值得写一本长篇小说。
一个发生在泰州的靖江的养猪场，一个发生在常州的“外国语学校”。
这两个，说起来，都和周建刚有关系。
周建刚是靖江人，2014年底，他把那个长江边的“养猪场”流转过来，准备建设物流中心的时候，他发现这块地的周边，有很多人患了各种奇怪的病。要么很难治，终身相伴，要么就仓促地死去，解释着人的无常。
这块地是在2012年才成为养猪场的，2012年之前，有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是一家化工厂。这家化工厂是处理废油的，但并没有处理危险废弃物的资质。
但这家工厂的老板很聪明，也很“好心”，他发现好多化工业尤其是农药类的化工企业，每天生产出来的危险废弃物，没有地方处理，而他有将近20亩的土地，把这地给掀开，把危险废弃物埋在下面，神不知鬼不觉，是多么智慧的勤劳致富之路。
同行们也觉得很合算，正常的处理一吨危废，至少需要三千元。而运到这家废油化工厂院子里埋入地下，只需要两百元三百元。
后来这家化工厂的老板去世了。工厂也倒闭了。但好在这家化工厂的老会计还活着。做会计的人有一个习惯，一辈子做过的账，都会留在手边，不会扔掉。
周建刚开始对这块展开调查之后，取出地底的土样去检测，发现是剧毒之物。他想办法找到这个老会计。老会计说，各种合同和底单，都在我这里。你是现在这块地的老板，把这些账交给你，也是可以的。
周建刚拿到了这些过硬的证据，多年以来，至少有八家以上的公司，把它们的危险废弃物，“卖”给了这家没有危险废弃物处理资质的废油厂处置。举报后，他通过录像和复印的方式，把证据固定，移交给了司法机关。但原件，他则保护了下来。“放置在全球七个地方，以防不测”。
靖江毒地案被举报和媒体报道出来，并被环保部、公安部、最高检列为全国首例联合督办的大案要案之后，常州某家化工厂的一个老工人，给周建刚打电话。因为他从新闻里读到，在周建刚从老会计那找到的单据里，常州的这家化工厂，也有不少危险废弃物，运送到了养猪场这地里来填埋。
他问周建刚，你说的地下那些废弃物，真的有那么毒吗？
周建刚说，有啊，我都检测了那么多个样品，检测公司当时都惊呆了。
那个老工人说，那坏了，我们这家公司，多年以来都这样填埋，而且都是我埋的。我们公司的院子里，厂房下，埋得到处都是。其中有一块地，现在已经盖起了常州外国语学校，好多学生在那上学。
周建刚说，你赶紧举报吧。如果你不敢举报，我给你几个记者的电话，你找他们来采访。那个老工人依言而行，才配合常州外国语学校的家长们，一起把常州毒地案给揭开。
但让周建刚奇怪的是，现在，三年快过去了，靖江毒地案仍旧没有解决。他流转过来的那块地，被靖江政府以“紧急避险”的理由接管，几家输送危险废弃物的公司，出了2.18亿元，用来“修复”这块土地。据说目前修复工程已经快要结束，但周建刚的厂房被拆，土地被占，目前尚未得到一笔的补偿。那些公司说，他们把补偿金给了政府，政府说他们只是拿到了土地修复费。互相之间推来推去，丝毫没把当前这块地的主人，周建刚的权益，放在眼里。
法院也很奇怪。这个惊动了三大部分的重大案件，是在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基层法院里立案的，2017年6月份，就开了一次庭，但无论是周建刚还是周建刚的律师，都没接收到开庭通知。目前，这个案件就一直悬停在那里。
周建刚决定不再等待，2017年9月份，他忍着“银屑病”带来的重大困扰，从云南回到靖江，他告诉当地的法制办，告诉当地的法院，告诉当地的检察官，告诉当地的公安部门，告诉当地的环保局，这一次，他是来解决问题的。如果不解决，他不可能回云南。因为受这个毒地案的拖累，他在云南的几家公司，现在经营都陷入了僵局。
他算了一笔账。他至少要得到两千六百万元的赔偿，才可能解决。
一是原来这块地里的那些厂房，被拆掉，要是原位重建，大概需要900万元左右。
他投资这三年来，假如正常运营，不说其他的可能，就按照这些厂房的租金来算，一年也可收入七八十万元。
当时他流转这块地是贷款，每月的各种利息加在一起，也得百八十万元。而他为了调查这块毒地的真相，已经花了几十万元。
他的身体被这块地“激发”出了这个相伴终身的病，按照当前的医疗水平，每月就是控制不发，少说也得两万元。按照活到七十岁算，也得800万元左右。
江苏省最近出台了土地流转的一些政策，这块地如果流转出去，也还可以值一些钱。
所有的各种损失都是以“最低标准”来计算的。周建刚从来没想过要得更多。
他甚至想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周边好多受害者都还没得到安抚和赔偿，如果这些公司良心发现，一起建立一个公益基金，是一个多么好的善举。他甚至想，假如他真要获得了两千六百万元的赔偿，他愿意至少捐出六百万元，用来做公益基金。
这几天，周建刚还产生了一些思想上的变化。他甚至想从此成为全职的环保人，把原来的公司都分发给一起创业的那些兄弟，自己，专门去调查中国各地的毒地和重大污染。
而我这几天也在想，破冰基金筹集到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周建刚这样的环保行动者，在民间保护的道路上，做得更多，做得更好，做得更透。
明天起，我们需要一起关注的，是江苏靖江这个毒地案的走向，我甚至想，应当有人出来组织“江苏毒地环境观察团”。一起去常州，去靖江，看一看这些危险废弃物的去向，以及这个被公众寄予无限期望的重大环保案件的走向。
按照周建刚的理想，他想在2017年9月25日前，在法院，与几个利益相关协商，并得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如果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这些公司和当地政府仍旧没有解决问题的意愿，那么，他可能就豁出去了。
至少怎么豁出去，我也不知道。我记得他说过几句很有能量的话，比如他说，“你不可能戳瞎社会上所有人的眼睛”。比如他对当地的官员们说，我做这些事，其实是在帮你们，因为，环境污染了，你也是受害者。比如他说，我以前总是在等待其他人的行动，现在，我不想等待了。
每次遇上周建刚这样的人，我都觉得是我此人最大的荣幸。我可能什么也做不了，但我愿意与他们结识并结交。（2017.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