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企业及其各类人员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比如农民工问题、劳动关系的新变化以及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等，这也使得其内生需求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和个性化并存的特点。这些问题和需求不只是企业及其员工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但是，传统的工会服务和职工服务的方式和内容已经无法有效解决现有问题，这给我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和考验。
鉴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基本经验，企业社会工作也将成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领域，能够在提升员工服务水平、协调劳动关系、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并成为工会系统改革创新和职工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型期，这对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既是机遇，更是挑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企业管理的新变革，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在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上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产生了更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如何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也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其中包括：地域辽阔且区域发展不均衡；企业转制带来的新问题，劳动关系呈现新变化；城镇化过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流动而形成的农民工及其子女问题；企业社会责任起步但依然举步维艰等。这些问题和需求的存在和变化都说明了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必要性。
（一）社会转型下的员工问题和需求
从内容来看，转型时期的新问题和需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资性收入较低，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较长
目前我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一线工人工资都比较低，工人的待遇基本上都是由企业根据最低工资标准单方面决定的，工资增长和工作福利难以保障甚至出现基本的劳动保护条件缺失或不达标的情况，并以此迫使工人通过加班等提升自己的工资，出现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等问题。劳动者面临着较大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需要合理有效的方式获得释放和疏导。
2.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现在依然有较多企业简单地将员工尤其是一线工人视为“简单的劳动力”，并为最大化地追求经济利益而无视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和生命价值。同时，企业员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成本又比较高，还需要面临漫长的维权之路，执法部门执法不力和偏袒企业的行为也加重了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的状况。这需要企业社会工作介入其中，开展法律知识普及和权益维护，促使企业依法保障员工的基本权益。
3.企业员工基本福利得不到保障，员工流失率较高
员工流失现象在企业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尤其是个体户和民营企业甚至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外企。这一问题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企业未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企业文化和人性化管理缺失、基本的工作权利和工作条件得不到保障、工余生活单调等等。
4.员工心理和情绪问题日益突出但相关服务缺失
当前的企业员工不仅面临着工作上的压力，而且生活和家庭方面的压力也较为突出。因此带来了各种心理问题和个人情绪的大幅度变化。这些问题必要会直接影响到员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然也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工作效率。大部分企业往往都是通过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来转移注意力，但这是无效且短暂的。问题的解决和需求的满足需要企业社会工作者的持续性专业服务。
5.企业员工需求层次提升，并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的特点
当前，我国企业员工的文化程度、公民意识等都在不断提升，他们对服务需求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但是绝大多数企业依然还停留在满足员工需求的最初阶段。很多企业工作场所或社区内缺少公共服务及其设施，员工生活单调无趣；企业员工与企业主管、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不佳；子女教育与课外辅导等无法顾及等问题依然存在，发展性需求的增多也亟须企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和开拓创新。
（二）农民工及其子女问题
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兴阶层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城镇化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大军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农民工及其子女问题是当前社会转型期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i]他们是当前我国企业社会工作的重要服务群体。
1.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基本情况
《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7747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84万人。他们广泛分布各个地区和不同就业领域。现在的矿山井下第一线工作、建筑工地，80%-90%是农民工；中国流水线工人大多数也是农民工；还有较多农民工从事低端服务行业。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全国流动儿童规模达到3581万，数量大幅度增长。其中，学龄前流动儿童（0-5岁）规模达到981万，小学（6-11周岁）和初中阶段（12-14周岁）学龄儿童规模分别为999万和473万，大龄流动儿童（15-17周岁）规模达1128万。
2.农民工及其子女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需求回应
从服务需求的角度来看，早期阶段农民工群体的需求和对企业的要求是比较简单的，即获得就业机会和增加家庭收入，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工资拖欠、生产安全和工伤事故等。在这个阶段，农民工的流动形式主要以单个个体迁移流动为主。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相关政策的鼓励，农民工流动逐渐呈现出家庭式迁移的特点，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和需求包括了劳动权益、社会保障、文化娱乐、子女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人际关系、心理压力、精神慰藉、企业福利、住房困难、社会融入和社区参与等。
随着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的不断拓展，企业社会工作已进入到实务界和教育界的视野。一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在企业社会工作方面的积极探索起到了重要作用，发展企业社会工作越来越受到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关注。“富士康跳楼事件”则直接警醒企业管理者和有关政府部门要积极主动地回应企业员工的实际问题和需求，这也促使了我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快速发展。2016年底，全国总工会、民政部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工会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使得我国企业社会工作发展迎来了重要机遇。
在我国大陆，企业社会工作较早发展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近年来，北京、宁波等城市的民办社工机构也进行了以企业楼宇为载体的企业社会工作实践模式探索。以下主要对当前我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实践模式进行简要介绍。
1.厂内模式
20世纪90年代前期与中期，由裕元公司引发的系列事件被媒体大量报道，比如员工长期没有休息时间、工伤事件频繁发生等，并引起了轩然大波。这迫使裕元公司2000年聘请了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专门人才作为其部门主管经理，开始探索以社会工作方法推动企业社会责任。2002年4月，裕元公司成立员工活动中心，内设3名全职工作人员及组织了大量志愿者。同时，该公司还建有图书馆、温心驿站等社会责任部门，开始摸索企业社会工作的“厂内模式”。当时，服务内容主要涉及安全、保健、生命辅导、环保等4个部分，以此协助企业与员工解决相关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裕元公司自发地在企业内部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协助员工解决日常生活问题，促使企业社会工作者提供专业服务（高钟，2007）。[ii]
2010年，富士康“九连跳”事件折射出企业管理和职工服务的诸多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对企业管理和社会问题的高度关注，并引发了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和社会工作实务界对社会工作介入企业职工服务的讨论和思考。2013年开始，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企业社会工作试点工作，进一步带动了地方政府推动企业社会工作服务。这也开启了政府购买企业社会工作岗位的实践探索，由民办社会工作机构派驻专业社会工作者在企业工厂开展系列职工服务。
2.社区模式
社区模式的主要特质在于企业社会工作服务中较为注重服务对象自身能力的赋权增能和工业型社区的治理参与，注重将企业工人视为“社区人”而非单一的“企业人”，并保持相对第三方的角色，这样较为容易获得企业、员工以及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和社区基层组织的认可。
该模式的典型代表是被誉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第四种模式——“珠海模式”，即组织动员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方协力推进企业社会工作发展。这一协作模式主要表现在，由珠海市相关部门提供政策支持，伟创力集团提供资金支持和服务空间，由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扎根工业区，作为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和工业区的社会单位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企业员工和工业园区社区居民提供社会工作服务。社区模式实现了企业社会工作服务的社区化，其具体服务内容包括紧急援助、权益维护、情感关怀、心理疏导、文化娱乐、外展服务及社区融入等多元服务。
3.项目嵌入模式
项目嵌入模式主要由民办社工机构承接来自政府或企业的资助并向企业员工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模式。这种做法最早与2008年金融危机紧密相关，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改革和企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企业裁员和减薪使得企业员工处于焦虑之中，员工的心理健康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如何协助企业走出困境并持续发展成为社会和政府的关注点。深圳市民政部门利用福彩公益金最早购买了温馨社工服务中心组织的“风雨同舟——企业社会工作计划”项目。在项目初期，该机构委派10余名社会工作者进驻9家不同领域和规模的企业，开展提供了一系列服务。
由此，在深圳开创了社会工作在工业领域的“项目试点”，其意义在于：一是为民办社工机构提供了在企业内从事专业服务的机会，二是体现了政府部门的行政能力，三是缓解了企业的内部压力。项目嵌入模式以项目为载体对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协同机制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该模式也成为了近些年来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的主要模式。
4.楼宇模式
企业社会工作的楼宇模式主要是在北京形成的，本质上它是将社会工作服务以设立楼宇社会工作站的形式嵌入到企业楼宇服务中。从目前的操作来看，这种模式服务主要依托于商业楼宇“五站合一”的基本做法。当前，北京市商务楼宇经济快速发展，全市共有商务楼宇、写字楼千余座，商务楼宇吸纳了大量企业及其就业人员。而这些企业员工也面临着多元化服务需求，如心理减压、文化娱乐、社会交往等，亟需通过社会工作的专业介入填补服务空白、提升服务成效。北京市海淀区睿博社会工作事务所承接的“一楼宇一社工”，便在海淀区的楼宇社会工作站共计设立了一线社会工作者岗位和社会工作督导岗位，运用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为商务楼宇内的企业员工开展各类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推进商务楼宇社会服务专业化和职业化，也尝试推动了楼宇内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
5.工会内置模式
工会内置模式的本质是“社会工作者+工会工作者”的“双工模式”，即在工会内部设置专门的社会工作服务站或社会工作岗位，并聘任专职社会工作者为企业组织或事业单位及其员工提供各项专业服务。比如东莞正阳社工服务中心在东莞市总工会和镇工会组织内部设置社工服务站，并聘任专职社工为有需要的企业或事业单位提供各类服务。[iii]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专业化服务的“接入性”发展。此外，该机构还积极配合工会系统的改革创新，协助工会进行“存量改革”，借助其平台实现企业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
工会工作者与社会工作者的联动协作，不仅在协助推动企业工会建设、化解劳资矛盾、打造职工文化品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有效推动了社会工作嵌入到工会系统并获得利益相关方的认可。
另外，与企业社会工作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还包括了企业参与社会服务也趋于组织化和持续化，比如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下设了企业公民委员会的设立，南都集团、神华集团、腾讯集团等知名企业也均设立了公益基金会，并关注和支持民办社工机构的发展。
对于企业社会工作发展模式的采用应充分遵循在地性和差异性的基本原则，没有哪一种模式是最好的，只有适合的模式才是最好的模式。整体而言，在全国或地区统筹层面需要对企业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有较好的把握。
我国企业社会工作发展模式的选择应注重多元协作和注重在地特色的原则性要求，但可以优先考虑基于社区综合发展的企业社会工作新模式，即充分整合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方主体的资源和优势，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支持建立企业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并委托专业性社会组织具体运作。[iv]或者由专业性社会组织自主建立和运作企业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整合社区不同层面的发展性资源，为企业及其员工提供专业服务。该模式的优势主要有：一是专业性社会组织以第三方身份与政府、企业合作，能够使得社会工作者秉承专业价值理念，保持相对中立的价值立场开展服务活动；二是该模式属于渐进式发展模式，可以回应现有企业社会工作专业实务能力不足与企业认知度不足的双重困境；三是该模式能够大大促进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多方参与和协作，并各自发挥自身功能和作用，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
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和中国社会工作的整体发展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路径选择的问题，融入既有服务体系还是另辟新径？笔者认为，这两个方面需要有所兼顾和同步推进，并在发展过程中进行实践比较和经验积累。
工会是我国较为传统和成熟的群团组织，有比较系统的组织体系，并且广泛地分布在不同类型和不同领域的企业中。在我国，工会是企业员工的利益代表者。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企业员工需求的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传统服务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在企业员工的实际需求，因此我国工会应积极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敢于迎接挑战和创新服务机制与内容，革新服务观念，借鉴引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社会工作经验，并结合实际发展创新工会工作。同时，更应积极贯彻实施由全国总工会、民政部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加强工会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将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引入到工会系统，大力培养工会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并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本土化企业社会工作发展道路。
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早期，上海市总工会就已经开始探索工会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在女工工作方面的应用，这是很好的开端。[v]但是，企业工会引入社会工作还是一个新课题，作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在相对有意愿且有较好基础的地区或企业进行先行探索和试点，跟进同步行动研究，逐步积累经验和迈向成熟发展之路。具体可行的参考做法包括开展工会干部社会工作领导力培训、企业社会工作培训，在工会组织内设置社会工作岗位，与企业合作尝试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化运作等，其中要抓住一个核心即工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vi]从宏观层面讲，我们需要起步加快工会社会工作的相关研究和制度建设，为其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目前，北京市总工会、宁波市海曙区总工会等地方工会系统也在以设立社会工作部门、设立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岗位、购买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等方式积极尝试引入专业社会工作推动职工服务和群团工作的创新发展。
（二）体制外开拓：企业福利责任的承担和社会组织的介入
从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企业对于员工的责任承担已经远远超越了劳动报酬的支付和社会保险的缴纳，而是将企业员工作为“社会人”给予全面且必要的福利和服务，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同时提高生产效率，以达到员工发展和企业发展的双赢目标。
然而，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较为重视经济发展指标的实现，但一定程度上缺失了企业员工福利和服务体系的同步发展。这就需要政府主动作为，加强企业职工福利和服务体系的制度创制。企业应尽力避免给员工甚至社会成员带来某些消极影响和伤害，比如生产安全事故、工伤与职业病、心理角落和精神压力等。企业在现代社会福利体系中承担着对员工就业与发展的基本责任，因此企业应当积极推动和实现员工福利和服务的供给专业化，引入企业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目前在我国比较普遍的做法有：一是在企业内设立社会工作服务部门或者在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和人力资源部门设置社会工作岗位，以苏州为典型；二是以购买服务或专项资助的方式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提供专业化职工服务，以深圳和东莞为典型；三是引入专业性社会组织，并争取政府政策和资金的配套，实现企业与政府、社会组织的三方联动，以珠海为典型。
根据国际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经验和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基本实践，要实现企业社会工作的全面推动和持续发展则需要采取适合本土特点的多元化发展策略，以满足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的保障性条件。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况下，抓住发展机遇，同步化解挑战。这就需要整合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教育界的优势与力量。
制度建设是企业社会工作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保障。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作为制度的制定者和监管者，应在本土企业社会工作发展中扮演好支持性角色。
在制度构建方面，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健全劳动者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政策，及时修订、废止过时的政策法规，提升企业员工的福利水平，允许和鼓励企业员工建立互助性组织，注重企业员工的民主参与；二是将监管环节与制定环节紧扣在一起，加大对企业的监管力度，拓展员工权益维护的渠道和途径，缩短其各类成本，保障企业员工基本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三是有效落实《关于加强工会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持续深入开展企业社会工作试点和示范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和创制相对完善的企业社会工作制度。
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日益成为我国企业管理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并成为社会公众评价企业形象的重要参考。企业不仅仅要追逐经济利益，更需要承担起对员工、环境及社会的责任，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要义。为此，企业应兼顾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积极建立以人为本的现代企业文化。
具体而言，一方面企业应扭转过去只顾企业发展而忽略员工发展的现状，主动聘用社会工作者或委托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向员工尤其是困难职工群体提供符合其实际需求的多元化服务，包括救助救济层面、心理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等；二是统合企业价值和社会工作价值的交集，积极倡导人文关怀的企业文化和人性化的服务管理，追求并实现企业发展和员工发展的双重目标。
（三）注重引入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敢于创新和服务专业的双重优势
从社会工作先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专业社会组织在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组织的介入和参与弥补了政府和企业的明显不足，即它们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和创新优势，有针对性地设计和提供企业员工服务方案。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第三种核心力量，能够对于政府治理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起到一定的自下而上的补充作用和监督作用。这样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企业彼此间既相互协作又相互制约，这有助于企业社会工作的持续发展。社会组织的草根性和本土性对于探索我国企业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探索也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四）社会工作教育界应以培养专业人才为本，并逐步丰富相关研究成果
在我国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历程中，社会工作教育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是推动企业社会工作早期发展的主要力量。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为主线，以人才作为专业发展的根本。[vii]企业社会工作要实现突破性发展同样需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其专业人才来源有两个重要途径：一是在既有的工会系统内对工会工作者开展社会工作系列培训，通过专业训练、实践及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等手段，逐步推动现岗人员转换为企业社会工作者；二是鼓励和引导社会工作毕业生投身企业社会工作领域。
在教育教学方面，还需要注重开发具有本土特色的企业社会工作教材，探索以实践为本的参与式教学模式。社会工作教育界还应始终保持与一线企业社会工作服务的紧密联系和调查研究，发挥自身优势，持续组织召开企业社会工作相关研讨会，及时有效地总结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的经验教训，形成有较高质量和实用价值的系列论文或著作，并做好研究成果的行动转化。
[参考文献]
[i]卢磊.充权取向社会工作在农民工劳动权益维护中的应用研究[J].社会工作,2014,(3)：94-100.
[ii]高钟.企业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iii]杨佳萍.企业社会工作的工会内置模式[J].中国社会工作,2015,(3):38-41.
[iv]李晓凤.我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历史演进及实务运作模式初探——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J].社会工作（学术版）,2011,(3):4-7.
[v]沈黎.工会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J].工会理论研究,2008,(3):17-19.
[vi]张默,卢磊.我国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历程和趋势[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5,(4):91-97.
[vii]卢磊,邹学银.制度建设视角下政府购买社会工作岗位的实践与反思[J].社会福利（理论版），2014,(3):3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