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叫David Deems，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叫丁大卫。他出生在美国一个中产家庭，读大学时，特意选择了中文，因此对中国产生了强烈向往。1989年，大卫到北京大学进修汉语。在北京学习的那段日子，他对中国有了更特别的感情。回国念完古典文学硕士后，大卫选择了这一生的方向，那就是成为一名老师。
仔细斟酌后，个性独立的他，决定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教书。因为当时的他认识到，教书，就去最需要教育的地方，根据在北京念书时的印象，他觉得可以用自己的知识，给中国偏远山区的孩子当老师。正巧，1994年在香港度假时，他认识了一个叫马丽的老师，在她介绍下来到珠海一所私立学校，成为了一名英语外教。
一进那所学校，大卫就把校长震住了，对校方提供的居所极为不满。学校给他提供个人公寓，里面配备了空调、冰箱，远远好过其他老师的待遇。他直接闯进校长办公室，强烈要求住进教师宿舍。“我一个人不需要住这么好，我也不做菜，不需要冰箱，就想跟老师们一起块儿住。”校长感到非常不理解，最终还是尊重了他的意愿，将他安排到七八个人同住的宿舍里。不过大卫还是觉得“不满足”，又主动要求降薪。在珠海执教一段时间后，大卫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因为这里毕竟是私立学校，相对来说，孩子们条件都不错，他需要去更艰苦一点的地方，给更有需求的人提供教学。经过一番详细调查之后，他将目光投向中国的西北。
几经辗转，带着简历，来到了西北民族学院。“你好，我叫丁大卫，以前在珠海教小学生，现在想过来当大学老师。”看到大卫的简历，老师有点懵，在“喜欢从事的活动”这一栏，大卫工工整整地写着：为人民服务。
一年半的时间里，因为要办理相关手续，学校只能安排他住在办公室里，对于1米93的大卫来说，逼仄的空间，起居很不舒服。此外，学校无法给他发工资，但对这一切他都觉得无所谓，一直积极开展各种教学工作。等到学校给他定工资时，他又跟校方发生了“矛盾”：学校定的工资是1200元人民币，他主动要求降到900元，学校一再坚持，决定给他1000元，可他还是觉得4位数太高，最后经过双方“妥协”，工资定在了950元。
在西北民族学院，他办火了一个英语角，主动帮忙联系外国人，帮大家提供更多交流机会。大卫风趣、幽默，真诚、友善，很快就受到全校师生的欢迎。然而一边在学院里教书，大卫还在继续考察别的地区，想知道有没有更艰苦的地方。最后，他找到了东乡自治县，一个地处山区、十年九旱的地方，百姓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在全国56个民族中，东乡族的教育普及程度最低，文盲率高居榜首，九年义务教育人口比率倒数第一。大卫当即决定，去东乡！
刚到东乡时，当地人对他并不亲近。东乡的闭塞也让大卫很苦恼，这个有着50万人口的自治县，封闭到大家根本不会说普通话，外面的人也听不懂他们的方言。这无疑将给工作带来巨大阻力，但大卫还是选择了留下来。在成为教育局聘请的教育顾问后，相关手续一办又是一年多时间，承诺的500元工资发不出来，大卫只能靠自己的积蓄生活。他不抽烟、不喝酒，生活极其简朴，一件衣服可以穿七八年，鞋子破了也不放在心上。面对经济压力和艰苦的环境，大卫始终坚持自己的内心。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当地人开始亲近自己。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在西北民院和东乡间两头跑，靠着零散的代课工资省吃俭用。
在这两年忙碌的时间里，大卫通过自己的努力，翻新了东乡的7所小学，让200多名学生入校接受教育，尤其是当地从不读书的女童，第一次走进学堂，拿到课本。多少孩子的生活因此改变，知道了什么叫做篮球，也拿到了崭新的学习用品。尤其是对这个高个子外教，充满了喜爱和尊敬。8年的时间里，大卫为东乡自治县筹款修建了11所小学，请到了许多优秀的老师。身为教育顾问，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每星期走几十里的山路，到每所学校查看学生入读情况，看学生们还需要什么，学校的教育设施还有什么欠缺。遇到有的孩子没有来上课，大卫会想方设法联系老师，或亲自去说服家长，让孩子念书。每到一所学校，他问得最多的就是： “学校还有什么需要我关注的？”“学生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老师还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东乡的尹家小学，因为种种原因一度废弃。是大卫四处奔走筹集资金，最后终于让学校重新开课。他带着老师们挨家挨户把当初的孩子们找了回来，之后的入读学生增加了一倍。篮球架、水井、兵乓球台，所有设施都是大卫的功劳。学校里的老师都说：“真的非常感谢他，虽然这是一所简陋的小学，但这里的孩子一生的命运，可能就是从这里得到改变。孩子以后可以读初中、高中，如果没有这所小学，一切都无从谈起。”除了修建学校，他还带着当地的老师们，去北京、珠海学习优秀经验。生活在封闭东乡里的老师，别说什么天安门、大海，甚至连绿皮火车都没见过。当他们站在天安门、鸟巢前，那种激动的心情难以言喻。大卫希望他们丰富自己的视野，然后把这份宝贵的经验，告诉学校里的孩子们，只有这样，孩子们才能努力，将来某一天走出东乡。
大卫不喜欢被打扰，但为了筹集教育资金，他接受让媒体曝光自己。他建立了一个专门的账户，收款人的名字叫“丁捐助”。从一开始四处寻求资助，到后来很多人主动捐助，8年时间，他筹集百万元，每一分都花在了东乡教育上。然而很多国人却质疑他： “那么多钱，谁知道怎么花的。”他一个美国人，条件那么好，来这么艰苦的环境到底想干什么？”面对质疑，大卫一笑了之：“确实有点难以理解，对吧？但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应该让更多的教育资源，用到更需要教育的地方。”十多年来，收到的每一笔钱，大卫全都记录在册，从哪儿来的，花在哪儿，一分一厘都清清楚楚。曾有个小学生捐了1块钱，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买了2毛钱信封、8毛钱邮票，写了一封感谢信给那个孩子。连这一点，账本也记得很清楚。每一次带老师出去学习，大卫都尽量合理安排每一笔费用。为了让更多的老师走出东乡，极力将每个名额的费用压到最低，以至于不得不转好几次车。2000-2008年，账簿记了6本，每一本还抄写了备份。
一直忙于工作，大卫30多岁才遇到真爱。女孩Stacy同样是一位美国人。一次偶然机会，大卫到青海学习，遇到在青海民族学院执教的Stacy。大卫对Stacy一见钟情，三番两次找机会接近对方。2005年，两人回到美国结婚，随后，Stacy跟随大卫一起回东乡，一起为东乡的教育奔忙。Stacy和大卫志趣相投，生活朴素，两人住的是没有电器的小屋子，穿着打扮都和东乡老百姓一样，结婚时只买了一颗手工戒指，两人工资加起来才1200元。每个星期，Stacy就跟着大卫，奔走于东乡各学校间。对于大卫的选择，他的父母都表示理解。大卫一家人都从事教育，但只有他选择了到乡村。“我不是什么活雷锋，我就是一个普通老师，这是我应该来的地方，应该让这里的孩子有书读。”2003年的国庆节期间，大卫的父亲曾到东乡看他，结果大卫拉着66岁的父亲，和另外两个70多岁的老汉，搬了整整三天的砖，为一所学校修建了围墙。临走的时候，大卫的父亲，留下了身上的钱。
对于中国的教育，大卫一直在寻求平衡点。“美国的教育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会让孩子去背东西，更注重的是理解层面的，比如学习了一篇课文的道理，用自己的方式把道理写出来，或者让他用道理分析一个问题。我们更看重培养个人素质，培养他们如何对社会负责。教书、育人，这是两个方面，中国可能更注重考试、分数。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一个是对社会，一个是对个人。一个人懂事、懂道理，为社会做事，重视一个人对社会的理解，这是我们放在第一的。”这么多年来，在小卧室的墙上，大卫一直挂着一面中国红旗。他之所以要挂这面红旗，是想提醒自己：“这是在中国，不是在美国，我是在东乡，他们想如何发展教育，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我应该最大程度上支持他们。”很多老师私下里问大卫，“你想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大卫说：“我个人不需要回报，只希望孩子们接受应有的教育，做这样的事，我本身就快乐。”
面对外界的赞誉和褒扬，长期以来不辞劳苦的大卫说： “我不是什么专家、学者，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课不是我讲的，房子不是我修的，我什么也没做，只是个桥梁，伟大的是那些留守的老师，是那些对东乡并不了解，就愿意捐款的人。”大卫的心灵是如此纯净，他并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一心为中国教育奔走。
自己过着无比清贫的生活，为孩子们修起一座座校舍。这样一个高尚、纯粹的灵魂，值得每一个人学习和尊敬。看到大卫，我们也该反思：当大家对金钱趋之若鹜时，对物质的欲望永不满足时，我们的心灵究竟需要什么，人生的价值又如何安放？它是在追名逐利中成泡影，还是留下璀璨的闪光？《实话实说》的访谈中，崔永元采访完大卫之后说：“我们今天谈丁大卫，很多人是觉得他很特别，其实他的朴素，对事业的执着，都应该是每个人身上的本性，或者说是基本的品格。我希望再过一段时间，我们重新谈起丁大卫的时候，就像谈身边每个普通人。那时候我们会更高兴。”那期节目，是2000年5月，时光荏苒，岁月穿梭，如今再谈丁大卫，我们还觉得他特别吗？17年前，崔永元真心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那样的品质，17年后的今天，实利成癖的时代，这样的人，仿佛还是个异类。到底还要走多长的路，“丁大卫”才能变成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