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 “ 协作者”(Facilitators)创始人、北京协作者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妇儿工委儿童工作国家智库专家、民政部全国社会组织教育培训师，新京报第十届“十大感动社区人物” ，民政部全国首批社会工作领军人才。他于 1996 年担任媒体记者时参与社会公益， 2003 年发起成立国内最早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之一“ 协作者” ，致力于赋权流动人口，推动 NGO 与政府、企业、学界的跨界合作。 13 多年来，带领团队扎根基层，深入社区，积极探索“ 社工—社区—社会组织暨三社联动” 的创新社区发展模式，让社工引领社区发展，协力社区发展。
社区是人的生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由共同的地域、文化、利益和社会交往而凝聚的，
这是社区的基本概念。然而，这个共同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在社区门口会看到有人开着上百万的豪车，有人骑着几千元的电动车，有人蹬着一辆谋生的三轮车，还有人连买一辆自行车心里都要合计几天……他们和我都生活在这个社区， 但我们是一个有着共同文化和组织特征的“共同体”吗？传统意义的社区正在“分崩离析”，这就是我们新时期社区工作的挑战，也因此，我们很多人在自己家里都感觉不到社区服务的存在，这并不是我们的社区工作者不努力，而是原有的社区工作已经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社区” ——那个试图通过一个措施，一个活动，一个通知来统一社区思想，凝聚社区力量，服务社区居民的社区工作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传统的主导力量已经无法将社区凝聚为一个共同体，这是我们必须得承认的事实。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的人们首先需要的不是被凝聚，而是被承认，承认其作为人的独立存在，承认其需求的个别化，尊重其选择的权利，接纳其价值的独特性。在此前提下，建立多元包容的社区文化，并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标准，才能达成社区共识，形成社区凝聚力，而这正是社会工作价值伦理的精髓，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工作是新时期社区文化的重构者。
我们之所以需要“社区” ，是希望社区提供给我们个人无法解决的保护、服务和交往需要，然而，社区人的需要是多样的，从安全、卫生到文化服务，无所不包；即使是文化服务，老年人和青年人、儿童的需要也是不同的；即使都是老年人，高龄老人和低龄老人，子女在身边的老人和空巢老人、没有养老金的老人和有经济保障的老人、健康老人和失能老人……他们对服务的评价标准也是不一致的。显然，没有一个社区组织有力量来回应如此多元的社区需要，除非你能够精准识别每个需求，并深信每个社区人都蕴含着独特的力量，有方法把他们发展成“服务者”，并能够把这些服务者形成可以自主运行的组织，还能够把各类组织的力量有机整合起来。而这正是社会工作注重社区参与、培育社区力量、整合社区资源的专长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工作是新时期社区利益的整合者。
然而，即使这样，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被纳入社区的共同体，事实上，大量的新移民（流动人口）、家政工人、单亲妈妈、失独老人……，他们在社区中相对处于“边缘化”状态，而他们的群体共同特征和文化，超越了传统社区的共同性，更容易形成非地域性社区；传统的社区力量难以惠及他们的真正需要，由此构成了对自主服务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需要。最重要的是，社会工作的利他主义和奉献社会的精神，可以避免我们的社区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沦为封闭的原始部落。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工作是促进社区开放的保障者。
然而，社会工作并不会因为理念和技术的先进性而受到社区欢迎，反而因为其强调促进社区参与和可持续发展的特点而遭受社区的排斥，这从当下社会工作者在社区里普遍遇到的挑战可以反映出来，当社会工作者试图承认居民的能动性，尊重居民的选择，动员居民的参与的时候，迎来的往往是居民的质疑和反感，居民们更希望社会工作者赶紧告诉他们要做什么，赶紧发完活动礼品，他们也好按部就班地完成参加的义务，回家忙活家务。因为在过去长达 50 多年的教育和服务中，居民们被要求服从命令，习惯了被安排、被服务，当有一天突然要求他像“社区主人”一样参与的时候，他们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也缺乏参与的能力——这需要一个富有耐心的学习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最艰难的是社会工作者会被功利主义者指责为无用。
这就是当下社区治理的荒诞，也是社会工作者的最大挑战，克服多年来传统服务留下的刻板印象，在质疑中树立专业自信，在服务中培育社区参与意识——这是我们这一代社会工作者无法回避的社区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