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小云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顾问、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主席、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近年来，中国民间组织的身影在区域性和国际的平台上越来越活跃。比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缅甸和尼泊尔设立了合法的办公室;爱德基金会不仅走到发展中国家展开援助，还在西方国家设立了办公室等等。此外，公益界的大咖们也都在积极推动中国民间组织走出去。中国的民间组织走出去正在成为一个潮流，这个现象可以称为中国走出去的“第三次浪潮”。
由此，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中国民间组织为什么要走出去？走出去会给整个世界带来什么？
在讨论中国民间组织为什么走出去，以及走出去会给世界带来什么之前，我们不妨简要回顾一下西方民间组织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答案。西方民间组织走出去的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教会传教为主。英国是西方民间组织走出去的先行者。比如，英国的基督教会在1698年成立了“基督教福音促进会”，1701年成立了“福音传播会”，这两个组织起初的功能主要是为海外殖民者和军人提供精神福音。1776年，《福音教会杂志》发表社论，呼吁向非洲传教。1809年，英国教会开始前往新西兰。因而，传教既是西方民间组织走出去的开始，也是西方援助工作的起点。很多被西方视为教化对象的群体在信仰上都具有拜物性，因而传教往往需要通过物化的拯救行动来实现传教的目的。所以，传教士们往往懂医术，并同时展开物化性的社会救助服务工作。经过长期坚持，传教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比如，十九世纪南非的库卢曼建设得如同一个苏格兰的村庄，人们的穿着、建房和卫生状况都已完全英国化。可以说，这一阶段西方民间组织的“走出去”让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第二阶段以人道主义为主要特点。这一阶段西方民间组织主要有三种：
其一，传统的教会民间组织。一方面，传教本身与人道主义有一定关联性，另一方面，这些组织尤其关注战争导致的跨国主义灾难，由此这些传统的教会组织逐渐成为从事人道主义救助工作的主要力量之一。亨利·杜南正是因目睹法奥战争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而努力促成了国际红十字会的成立。
其二，西方民族国家因战争原因催生的很多新的、非宗教色彩的民间组织。这些组织逐渐成为专业性的救助机构，服务范围也逐渐扩展到更多领域。
其三，一些以资助的方式介入发展中国家教育和研究的民间组织。一战以后，不同于传统宗教传教和慈善救助的民间公益组织开始在美国出现。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其在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支持中国大学围绕中国发展开展经济学研究。西方民间组织在这个阶段为世界带来了有组织的人道主义援助的概念，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阶段始于二战时期，这一阶段的民间组织主要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为主要使命。这一阶段的民间组织议题逐渐广泛，政治上存在左翼、右翼和中立等不同意识形态，形式上存在资助型、行动型、中介服务型等多样类型。另一方面，战后西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对外援助的迅速增加，进而扩大了对执行机构的需求。
有两个因素促使本阶段西方民间组织的走出去形成高峰期：一是官方开展援助需要有经验的民间组织参与。如欧洲国家的部分对外援助预算由民间组织负责执行，民间组织从公共问责的角度切入可以减少官方机构垄断公共资源所带来的问题，增强援助资金使用的透明度;二是大量的西方民间资本开始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公共事业，如社会救助、教育、卫生环保等。过去几十年出现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也催生了很多资源依赖型的专业性民间组织。尽管二战以后西方民间组织带给世界的价值是多元化的。
然而，西方民间组织走出去的三个阶段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在全球的扩张而展开的。分析西方民间组织给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什么，要全面地、一分为二地看待。
对世界来说，一方面，西方民间组织在总体上促进了殖民主义的解体，促进了健康和环保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西方民间组织作为西方的文化形态载体，与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和意识形态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西方民间组织中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并不是西方政府直接代表，但他们却是承载着西方文化符号的自然人，会把西方的各种思潮带到全世界。还有很多的西方民间组织都不同程度地服务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扩张，服务于西方的政治和战略需要。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西方民间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的财政资源、理念和方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在教育和卫生等领域尤其明显。但同时也对发展中国家的治理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正如很多学者批判的那样，发展中国国家的国家能力很弱，各种类型的民间组织涌入，其作用如同“第二政府”，不仅没有能够很好地促进社会整合，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推动社会断裂，制造了社会的碎片化。
虽然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非今天独有的现象，中国的文化随着这种历史的联系也早已深入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但是现代意义上的“走出去”还主要是从二十世纪开始的。
李小云教授和非洲村民交流种植经验
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取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种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会不自觉地走出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为世界贡献了发展智慧。伴随着新的全球化进程，特别是最近十年来，中国的文化开始有组织地走出去，中国的民间组织也开始尝试性地走出去。我们可以把这个现象看成是一个新的发展模式成长的有机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也会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和机遇。
首先，国际民间组织的政治社会生态已形成特定的路径依赖，这一路径占据了很大的国际发展空间，也制约了民间组织对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努力。中国民间组织走出去必须要避免简单的资源重复投入，这就需要开拓新的政治社会空间。中国民间组织没有西方式的宗教传播的使命，传播新发展经验成为中国民间组织有别于西方的重要特质，也是能够得到包括西方社会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欢迎的重要原因。
其次，中国的民间组织成长于我们特定的政治社会生态中，是在与国家和市场互嵌式的合作中发挥作用的。尤其是中国民间组织与政府互动和衔接的模式，尽管还有不少困难有待解决，但从社会整体上看，二者的活动和衔接无疑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整合。中国的民间组织走出去需要具有很好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社会整合的能力，不能成为另一个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社会“碎片”的角色。因此，中国民间组织走出去带给世界的不仅是新发展的经验，更是“国家-社会-市场”的互动模式，这对于国际民间组织传统的二元对立政治图谱提供了新的资源供给。
再次，中国民间组织是在资源供给相对缺乏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创造了很多资源节约型的公益模式，同时也创造了新经济条件下通过技术创新来筹资和实施公益的模式，如互联网公益。中国民间组织显然可以为其他国家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实践参考。
最后，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的民间组织与来自发达国家的民间组织共同在中国努力耕耘，创造出了在中国政治社会语境下的合作模式。这一模式可以为如何连接国际经验并使之本土化提供借鉴。
总而言之，中国的民间组织要想为全球带来新的发展伦理，还需加强自身建设。中国民间组织需要加强文化敏感性，把握运用新发展伦理，有机地接入到其他国家，既要避免简单照搬西方民间组织的经验，避免做简单的资源搬运工，也要注意传播中国发展和文化的成功经验，从而成为国际发展体系中的新生健康力量。
